一年一度的双11刚刚过去，你的快递到了吗?在这场消费的盛宴里，一厢是电商、物流公司和各大直播间主播在消费链的顶端声嘶力竭地叫卖，赚得盆满钵满;另一厢处于链条低端的快递员们，他们疲于奔波，不被看见、不被听见，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快递员，作为我们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如何?本次专题的三篇文章将从不同角度试图回应这一问题。
编译/陆依萍
编按：一提到外卖骑手或快递员，我们脑中首先浮现的往往是男性劳动者的形象。送快递或外卖的工作因常被认为不够“女性化”，不适合女性从事。许多有关女骑手的报道，要么强调女性从事这份工作因风里来雨里去、有损容貌，从而进一步加强女性是靠脸而不能靠体力吃饭的刻板印象;要么一味地歌颂骑手作为母亲的伟大，侧重报道她们如何为了家庭和孩子牺牲自己。这样的媒体叙述无益于我们了解女骑手的生存状态，以及基于算法的平台经济怎么进一步吸纳和压榨底层女性劳动力。
女性为什么选择做外卖骑手?本篇文章编译自美国社会学家Ruth Milkman和她的研究团队今年的研究成果，试图从性别和阶级的交叉视角，来解答这个问题。Ruth Milkman和她的团队研究发现，外卖平台所提供的工作，与传统流水线的工作相比，更自由和灵活，同时也包括帮助他人的照料层面，因而对需要同时兼顾照顾家庭和增加收入的底层白人女性来说，格外有吸引力，使得她们“自愿”进入外卖行业。
这篇文章补充了对从事平台经济工作的女性劳动者的研究，但同时我们也需要结合当下中国的语境来了解这种自由与灵活如何加强了对底层、特别是底层女性的剥削。正如前段时间《人物》杂志有关外卖工作的文章中所指出，外卖骑手其实时时刻刻都处在算法系统的严密监控之中，这种自由和灵活的代价是什么?这仍是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零工经济及平台工作
近几年来，基于平台的工作开始迅速增加。虽然我们常在媒体上看到有关平台经济的讨论，但其实际规模并不显著。在2017年，从事平台经济的劳动力人口数量仅占美国总劳动力人口数量的1%。平台经济涵盖的工作种类很多，包括优步和滴滴司机，跑腿配送员，及各类外卖平台的骑手等。这篇文章主要关注外卖骑手的工作状况。
许多研究平台经济工作的文章主要关注的往往是平台经济的科技创新，很少有研究关注平台经济所带来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的问题，更别提从性别和阶级的交叉视角来理解平台经济。平台经济的工作岗位因为主要是由算法控制的，与其它需要雇佣人力资源部门和经理招聘的岗位相比，看起来似乎不存在性别歧视的问题。有学者甚至认为，这种新科技让我们重新思考劳动和就业组织形式，让我们的社会变成更性别平等。
但Ruth Milkman和她的团队从性别和阶级角度入手，指出平台经济所存在的问题。通过问卷和采访的方式，研究共收回了955份有效问卷，进行了55个深入的个案采访。接受问卷调查的骑手中，74%都是女性，且绝大多数为白人。调查显示，男骑手平均年龄为38岁，而女骑手的平均年龄稍大几岁，为41岁。其中，超过一半的女骑手都是妈妈，需要照顾和抚养18岁以下的孩子;只有五分之一的男骑手需要帮忙抚养孩子。
调查中的问卷填写者和受访者大多是来自工人阶级的白人女性。她们从送外卖所得的收入与其他男性相比较低，平均时薪大约是12.92美元，男骑手的平均时薪则是14.38美元。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这个时薪在美国不过是勉强糊口的水平。虽然外卖员的男女收入差距与其它行业相比不算高，但这也说明外卖行业跟其他行业一样，存在基于性别的收入差距的问题。
她们为什么选择做外卖员？
在美国，外卖骑手的生存状况并不好：工作时间长，收入低，社会地位低。不少女骑手抱怨因为做外卖而被歧视，虽然她们提供服务，顾客却看不起她们，把她们当成垃圾一样对待。有些女骑手的朋友甚至还劝她们，去找一份像样的真正的工作，而不是送外卖。此外，女骑手们也对平台不断变化的规则感到不满。外卖软件不断地更新变化，却从不会与外卖骑手“商量”。骑手们不得不被动着根据这些变化的规则而变化。通常，每次平台一更新，骑手们的收入就会发生变化;换一次规则，骑手收入的计算方式也跟着变一次。有位女骑手说，有次平台更新后，她那一周的收入被扣的只剩下上周的三分之一。“我恨死了这个公司”。另一位女骑手说道，“它们是我们的敌人!”
虽然女骑手们很清楚外卖工作待遇不好、外卖公司剥削得厉害，但她们对性别不平等问题却不是那么关注。就像Joan Williams (2017) 所说的，“大多数底层白人女性并不关注性别平等，也不想做‘男人的工作’，她们更多地投入到她们的家庭角色。的确，很多受访的男骑手从事平台工作常常是希望能有一天自己做老板，但女骑手则主要是希望能更好地完成她们的传统性别角色。
“我照顾好我生命里的每个人”：外卖与灵活工时
类似的报道在中国也能看到。如有媒体报道，一位外卖骑手妈妈一边照顾孩子，一边盯着手机里是否有新订单
许多女性选择做女骑手，因为她们觉得这份工作更灵活，能让她们优先照顾好自己的孩子、家庭和社区，而从事其它服务业的工作常常无法实现这一点。一位女骑手原本在一家超市里做货架员，但很快就不干了，选择进入外卖行业，她说，“我在超市里看到很多骑手，我就想‘为什么我要按照其他人的时间工作?’” 另一名女骑手也有同样的想法，她说“大家都想按照自己的时间干活，没有老板，更自由。那些干过朝九晚五的工作的人，再也不想回去做那样的工作，因为你不得不忍受一切操蛋的事，被像奴隶一样对待。”
对很多有学龄前孩子和家庭的女性来说，由于女性主要是家务劳动和照料工作的主要承担者，能灵活自由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尤为重要。一位妈妈说，“如果我的儿子凌晨2点醒来，突然发烧，我不用担心我的老板会因为我待在家开始发飙。做外卖骑手，事件就简单多了，我可以自己控制，决定我想工作的时候再工作。”
但零工经济所提供的灵活和自由也很矛盾。为了能自己控制自己的时间，能更自由，代价是要忍受顾客的糟糕态度、平台公司的糟糕待遇。
“什么女人不喜欢买东西？”：外卖与性别化的技能
很多女骑手被问到为什么选择做这份公司的时候，常提到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她们发自内心地喜欢逛市场/超市。很多女骑手说，逛超市买东西本来是她们在家里就做的，只是在家做这些没有酬劳;现在送外卖，不仅能发挥她们原本在家里培养起来的技能，还能有收入，这让她们感到一种满足。
一家名为Shipt的跑腿公司，专门用女骑手的形象为品牌打广告。
不少女骑手很骄傲她们在超市购物挑东西的能力。有一位受访的女骑手批评一位在超市做跑腿的男骑手，她觉得这个人根本不知道怎么买东西。在超市里买牛油果的时候，尽管大部分牛油果质量都不怎么样，这个男骑手却看也不看，随便拿起来一个， 就扔到购物车里。女骑手则对怎么更好地挑东西、买东西这方面关注地多。一位女骑手为了能在超市里更快速的买到要买的东西，不浪费时间，还总结了一套策略。她说，她会先从蔬果区开始，然后去面包区，再去肉类区，最后再经过走道，前往奶制品区。这样的话，就可以绕着超市一圈，买完所有的东西，不用走回头路。
因而，女性作为食物提供者和准备者的传统角色被继续强化和合理化，即使这种角色是被平台经济所商品化。
“肯定不是只为了钱”：作为照料工作的外卖服务
外卖工作吸引女性的另一点在于，她们可以通过这份工作得到情感上的满足，因为这份工作需要，她们时常要帮助那些无法购物的顾客，比如老人，病人或残疾人。从劳动供给的角度看，脆弱的社会安全网使得外卖工作特别吸引那些有奉献精神的女性；从服务需求角度看，正是这种脆弱意味着弱势群体不得不通过市场满足基础生活需求——结果是外卖工作被增加了一個“非常有价值的”照顾他人的面向。
有一位女骑手回忆起她的第一位顾客，她说道，“她(顾客)打开门，她一整条腿都打了石膏，从脚踝到大腿，一只手还抱着刚出生的婴儿。从这一刻我知道我的工作不只是提供奢侈的外送服务。有一些人真的需要这种服务。我给老人送餐，给那些住在拖车公园坐轮椅的残疾人送餐，我也给住在别墅的人送餐!”
有些女骑手甚至觉得做骑手有时像做社区的照料工作一样。有位女骑手说，“我有很多独居的老年人顾客。比如有位老太太，她给我的小费很高。每次我去她那，我整整花45分钟跟她待在一起。我知道她和她家里所有的事，她也知道我的。还有一个住在养护机构的男顾客，他就从来不给小费，但我不在乎。对我来说，这份工作的价值不只是为了钱。”
对阶级和性别特权的憎恶
但女骑手照料他人的责任感并不是盲目的。有些事情男顾客明明可以自己做，却利用外卖服务，让骑手们做，女骑手们对此义愤填膺。一位女骑手说，“我手机上有一个名单，叫“绝不配送”名单。有个很恶心的男顾客骚扰过我;还有一个男的，下单订了整整七打水，他比我年轻，明明可以自己搬水，他却看着我吃力地把所有水搬到他厨房。” 另一位女骑手也有类似的经历，她也很反感男顾客的特权，但她用比较传统的性别语言来表达这种不满。她说，“有的男的就在那里坐着，看着像我一样的女人给他们送货。他们的态度就像说，‘好，我就在这等着’，就算你要拿着好几打水，爬很多楼梯。这让我很恼怒。但可能这是我从小到大习惯的，我觉得男的就应该要帮助女的。”
疫情期间，美国零工工人，如快递员、外卖员，走上街头抗议，要求改善他们的工资待遇，关注他们的安全。一位示威者举着抗议口号，写道“像对待你的顾客一样，对待你的工人”
这些女性的愤怒的根源是性别规范和阶级矛盾的交织。不管是女骑手还是男骑手，都对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有钱顾客十分不满。一个女骑手说，“有次有个顾客把我弄哭了，他跟我说话的态度就像我什么都不是”。另一位女骑手说道，“给那些不能离开家、几乎无法动的老人送餐是一回事;给那些住在上百万的房子、却从不给小费的有钱人送餐是另外一回事!” 不少骑手都表示，有钱人很吝啬，不管你干多少活，他们都几乎不给小费。有位女骑手比较了为没那么有钱的顾客和有钱顾客送餐的经历，她觉得没那么有钱更慷慨，反而有钱人吝啬得多。她说，“我曾经有位顾客，虽然也并不宽裕，却匿名给没钱的邻居下单订餐。我也给有钱的顾客送过餐，他们像对佣人一样对我，我敲个门，他们都不高兴。这些人连小费都不给!从不!但如果我给那些低收入的社区送餐，我总是能得到不错的小费。”
小结
在本文中，虽然女骑手常常抱怨外卖工作工资低，收入波动大，有钱的顾客态度差等问题，但她们还是觉得送外卖比在传统的服务业工作好。她们对阶级不平等很愤怒，却很少表达对性别不平等的不满—要是有的话，也只在男顾客骚扰她们的时候。基本上，工人阶级白人女性更加接受传统的性别角色设定，而非挑战这种性别设定。
不管是男骑手还是女骑手，他们都“自愿”加入外卖行业，因为他们觉得送外卖比其它服务业工作相比更灵活和自由。对女骑手来说，这种灵活和自由令她们可以先照顾好她们的家庭，再考虑工作。同时，送外卖不仅能让女骑手们发挥她们本来在家里就培养起来的技能——比如购物和准备三餐，还能因此为她们增加收入。这一点也令女性感到满意，尽管这是新自由主义对家务劳动有酬化的扭曲。最后，女骑手们也能通过在工作中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而获得情感满足。
底层白人女性是平台经济的核心劳动力，她们对这类工作的满足也使得平台公司能继续降低工资水平，进一步剥削她们。但这种剥削和女性的意识也能反过来刺激工人组织和行动。2020年疫情期间，工人罢工反对Instacart的运动就是一个最新的例子。这个话题并非本文重点，但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原文编译自: Ruth Milkman, et al., 2020. “Gender, Class, and the Gig Economy: The Case of Platform-Based Food Delivery”. Critical Sociology. P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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