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疫情已经持续三个月了，从1月20日全面对外披露疫情，但1月23开始的大面积封闭，这场疫情对经济和民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老百姓感受最明显的就是物价上涨。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4%。其中，城市上涨5.1%，农村上涨6.3%;食品价格上涨20.6%，非食品价格上涨1.6%;消费品价格上涨7.7%，服务价格上涨1.5%。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2%。其中，城市上涨4.8%，农村上涨6.3%;食品价格上涨21.9%，非食品价格上涨0.9%;消费品价格上涨7.9%，服务价格上涨0.6%。1、2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5.3%。
以上数据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食品价格的上涨幅度连续两月超过20%，另外，农村涨幅高于城市，这是由于统计农村消费包括了大量不务农的农民工家庭，他们也要靠买菜卖肉过活，而农村菜价由于运输问题是高于城市的。
物价上涨对城市低收入家庭和农民工家庭影响是明显的，近期指导组进入开元公馆小区遭遇居民喊假，就是这种民意的一种表达。查安居客，开元公馆二手房均价在2.3万一平，算是中产小区，他们都对生活现状不满，可见物价上涨、生活不便带来的问题之严重。
可能很多人在疫情当中感受不到很大压力，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来自家里有青壮年劳动力且有旱涝保收的稳定收入的家庭(比如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大企业经理级以上的)，这次疫情确实影响不大，甚至还是一次难得的休息。就像老舍说的，在一个不公道的社会，雨也是不公道的。中国三分之二的家庭是农民、农民工、零工阶层(滴滴司机之类的)、脆弱的个体户阶层，其中还有大量的空巢老人家庭、残疾人家庭，他们缺乏稳定的现金收入，缺乏抵御风险的能力，缺乏现代生活的生存能力(比如许多老人不会用手机、残疾人行动不便)，疫情当中的很多悲剧就是这样发生的。
比如，河南邓州一个家庭因为没有钱给三个儿女每人买一个手机，一位女生服药自杀。背后的原因是残疾人靠打零工为生，缺乏现金收入导致的贫困。
湖北黄冈的翁秋秋女士，感染了肺炎，但没有走到确诊新冠肺炎这一步，需要几十万的费用，因为无钱，最终放弃治疗，离开人世。背后的原因是相对天价医药费的小业主的贫困。
十堰的一位老人，因无人照顾，在家中猝死，而孙子在旁边守护老人尸体几天，只靠吃饼干为生。背后的原因是空巢老人无人照顾的贫困。很多人说他的孩子为什么不回家照顾呢，这种想法也是以一般中产阶层为标准来思考这个社会的，他们以为每个家庭都可以老人有养老金，青壮年有稳定收入且有空闲时间，家里有WIFE，有功能完整的手机和电视机。笔者曾在一家快递工厂打工，遇到过一位68岁的大伯，因为农村户籍，没有养老金，还在城市里做着重体力劳动来维持生活，他本来有两个孩子，但都在打工，忙于生计，自顾不暇，不可能来照顾老人的。
疫情对城市工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了物价特别是菜价猛涨之外，工作不稳定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网约车司机有近两个月没有活干了，继续下去车贷房贷都是个很大的问题。苏州一名90后网约车司机与租车公司老板协商减免租金无果后，他不仅无法出车，每天还要交130元，只能选择了从9楼跳下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与网约车司机有同样问题的，还有3000万卡车司机(见公号“社会学之思”的《“疫情下的卡车司机”调查报告》)。
以上悲剧事件中，无论是十堰老人，还有翁秋秋，滴滴司机，卡车司机，都不是政府所帮扶的贫困户。政府所定义的贫困，其实是赤贫，就是没有现金收入、吃不饱穿不暖的贫困，这样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山区，而一旦能打工，年收入怎么的也有一两万，按照国家标准，这个人就脱贫了，所以政府精准扶贫的对象全是农民。而这种对贫困的界定忽视了除去农村赤贫之外的另一种贫困——城市贫民的贫困。
首先，中国城市劳动者的收入情况是怎么样呢?根据权威数据，2019年，全国企业退休职工的平均月退休金是2747元，这种收入在大多数城市是无法住进养老院的。在岗员工，各省最低工资除上海、北京和深圳超过2000元之外，其余都在1600左右，疫情重灾区湖北只有1250-1750元，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企业一般以最低工资设定为员工五天八小时内的最高工资，想要挣多点钱，就只能加班。对社情稍有所知的网友都知道，城市中保洁保安工资一般只有一两千块钱，快递分拣员的工资也就是3000元，而且他们都基本不能休息。这种收入状况想维持城市的生活，难度可想而知，所以，我们会发现，地下室、储藏室、车库、阁楼等本来不能住人的地方总能找到租户，背后的原因就是大量的城市贫民收入过低。
其次，城市贫民数量有多少呢?2002年，全国人大代表曾有个统计，说城市贫民数量是3000万，与农村贫困人口相当。但离开标准谈贫困是不行的，2012年的时候，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猛增到9899万，这就是贫困标准提高的结果。截至2019年，中国城市特困群体以低保户来计算，有1009万人，这部分低保户应该包括残疾人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群。下岗工人第二代中，少说也有三千万，其中大部分没读大学的或者只读了大专的，一般也是城市贫困群体，保守估计有两千万。根据学者汪晖十年前的统计，农民工中的60%是没有农业劳动经历且不回乡居住，这部分应该算作城市新穷人，这个比例现在肯定更高了，就算按农民工六成计算也有1.7亿人。他们在城市就是收入偏低、不稳定且没有合格居所的那一部分。所以，现在城市贫民算下来应该有两个亿。其中只有1000万左右是得到了政府照顾的，其余的是自己谋生，一方面获得微薄的收入，这是贫的一面，另一方面，和城市中产家庭一样，承担着高昂的生活成本，这是困的一面。
那么，经济下行压力这么大，疫情又雪上加霜，怎么应对呢?各地政府都在出台各种措施，比如贴息贷款，缓交社保，降低增值税等，这些措施对于缓解中小企业困境还是有帮助的，但是，对比非典，这次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更大，原因就在于疫情叠加了危机周期，所以如果不从危机角度思考和处理这次疫情带来的冲击的话，想很快恢复经济，是不可能的。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经济危机本质上是生产相对过剩，也就是广大劳动人民没有钱去消费自己生产出来的天量商品，所以，如果应对措施仅仅是针对厂方或者资方，而没有帮助劳动者的，那么试问，复工复产后生产出来的那么多商品，又怎么能被消费掉呢?
那么，现在劳动者这方面需要什么呢?最需要的就是全面地提高工资。工人的工资本来就只是维持工人自身劳动力再生产即最基本生活保障的劳动力价格，如果再加上罚款、过长加班造成的身体伤害、扣除的医保社保，实际上工人的工资所剩无几，在这种疫情影响下，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但匪夷所思的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上汽集团还调低了工资。广州的某企业只能按照50-70%发放员工工资。汇桔网不仅拖欠工资，还重罚在微博上吐槽的员工。
全国范围内普遍提高最低工资，增加到多少呢?按照现在城市的生活成本，至少要提高到3000元。全国范围内退休工人的工资都已经到了2700元，绝大多数地区在岗的最低工资，实际执行中的最高工资仍然是不到2000元，这是极其不合理的。提高最低工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很多工作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是不可能只上五天八小时的，比如幼儿园老师，她们工作时间普遍达到十个小时以上，而收入只有两千多元(见教育部部长陈宝生2018年两会发言)，保育员的工资就更低了。和工厂工人不一样，她们根本不可能有加班费。所以，提高最低工资对于这样的工作来说也是合情合理的，也就是说，无论什么用人单位，雇一个人干活每个月至少要给3000块钱，这样他才能在城市维持基本生活，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说法，就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
另外，对劳动者来说，降低物价,防止CPI继续过快增长，也是一个大的问题，怎么降低物价呢?首先，是要破除以营利为目的的商超垄断，这次武汉的几大大超市在蔬菜批发价没有明显上涨且全国人民无偿支援的情况下，把零售价格抬得很高，这种赤裸裸发国难财的行为没有得到任何制止。相关部门说，我们已经推出了十元蔬菜套餐，但这种廉价套餐很少有人能买到，原因就在于在政企分开的背景下，政府并不能直接掌握任何一个超市，而只能通过所谓“宏观调控”，这种调控落地是很困难的。第二，是要降低间接税，中国物价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间接税，就是民间所说的“馒头税”，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在早餐店购买包子馒头，在超市购买生活用品，在书店购买图书，表面上并没有交税，但实际售价已经含了税，这种间接税税率高达17%，直接推高了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如果能降低间接税，是有利于降低物价的。
那么，有很多人会提出质疑，现在企业情况不好，哪来的涨工资的空间呢?但仔细观察这次疫情影响，对零售、餐饮、娱乐、旅游业影响当然是巨大的，但是对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影响倒是不大，制造业企业生产成本如电价、油价、运费等并没有增加，有影响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并不是原材料本身成本提高，而是因为开工不足造成的供应不足导致。如果能够普遍提高工资，就能够招到员工，顺利复工复产，也能激活消费。如果从理论上不能理解的话，大家可以从生活经验中体会出来。企业为了赚钱，永远都是“困难”的，他不会嫌任何一分钱利润是少的，但当工人维权带来的损失超过了涨薪的成本时，厂方还是会增加工资的，而涨工资后往往生产能很快恢复甚至超过维权前的。
还有人会质疑，涨工资会不会导致物价上涨?150年前，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早已证明，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整个说来并不影响商品的价格。为什么呢?因为工资的上涨会引发人们对日用消费品需求的增加，使得资本家把资本转移到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使得日用消费品价格不上涨。
提高最低工资，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本来是合情合理的要求，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很多工人及其代表反而不能理解和接受。这让人想到了，中国的工人阶级，如何摆脱对立阶级的意识形态枷锁，提出符合自己要求的主张和诉求，仍然是一个重大的时代任务。而这次疫情所表现出的，以司机、快递员、制造业普工为代表的产业工人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奉献精神，仍然说明，整个社会只有按照工人阶级的意志进行改造，才能真正地恢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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