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卫工人的一天，像往常一样从日出时分拉开序幕。由于全民都留在家中实行“自我隔离”，这个春节环卫工的任务轻松了许多，他们来往于空荡荡的街道时，也和外卖小哥一样，成为了一座座城市里的“绝对主角”。
四十多岁的广州环卫工人萍姐出现在一家医院门口，清扫前，她用一只旧饮料瓶把扫帚洒湿，“搞湿一点，清理落叶的时候就不乱飞”。
萍姐佩戴的一次性医用口罩，是上一份工作的“存货”。当时她和老公在广州市花都区的服装厂上班，为防止车间空气中悬浮的灰尘、纤维进入呼吸道，夫妻俩购置了大批一次性医用口罩。
“我最近总和同事说，你们没有口罩了就来找我，我免费管。” 萍姐说。
而在深圳的老廖却没那么幸运。他在深圳的某小区外包清洁公司做环卫工，如今只有两个“上头发的”一次性医用口罩。
他已经记不清拿到这两个口罩的具体时间：“去年(可能以农历计)吧。那个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下称“新冠肺炎”)刚发起来的时候。”
环卫工人的一天，像往常一样从日出时分拉开序幕。由于全民都留在家中实行“自我隔离”，这个春节环卫工的任务轻松了许多，他们来往于空荡荡的街道时，也和外卖小哥一样，成为了一座座城市里的“绝对主角”。
只有他们心里清楚，这个年，过得其实并不轻松。
“我命得保哦，小老百姓也靠不上别人”
以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为起点，独居武汉的社工郭晶，每天都会在网上发一篇日志，写一些自己和环卫工人的互动故事。据她描述，除了疫情的严重性，环卫工这个群体对于在世界范围内引发轩然大波的新冠肺炎几乎没有了解。
“比如在交谈当中，我说‘新冠肺炎’如何如何，他们则回复我‘非典’如何如何。”
1000多公里以外的广州，萍姐所在的工作群、老乡群从1月20日起，便全天候响个不停。因为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她无法及时看到并“消化”其他人转发的关于新冠肺炎的推送，“就觉得什么病这么邪门，说得好恐怖哦”。
很快，儿子从老家打电话来，反复督促她“要戴口罩”“不能出去”。这两条提醒与她对海量信息的归纳总结形成呼应，但停顿了几秒后，她和儿子开玩笑：“那巧啦，你妈妈干的工作，就是‘天天出去’。”
环卫工人宏叔则不认为外出“有什么风险”。2月1日上午11点，他像往常一样，回到广州市海珠区某垃圾分类资源回收中转站休息。
“一次性医用口罩就没有，不过劳保手套和劳保口罩公司每个月都发，很厚，我看只要不往人多的地方去，应该没问题”。交谈过程中，他不时将劳保口罩拉到鼻下，调整呼吸：“这种口罩的缺点是不透气，有点戴不住。”
得知了口罩的重要性，老廖在第一时间向经理询问了相关事宜。但等到回复之前，他就“留了后手”——以每只4.5元左右的价格，购买了一些一次性医用口罩。
老廖解释，这或许和自己血液里的湖南人基因有关——讲话、做事比较直接，顾不上多余的体面。
“我看得清楚，我命得保哦，小老百姓也靠不上别人。”
劳保手套、劳保口罩、84消毒液……武汉环卫工人在非常时期领取到的工作装备，和往日并没有明显区别。考虑到不上班就拿不到工资，甚至有可能被扣钱，不少环卫工人采用了自认为有效的“保护措施”——在口罩外面包一层白布、用围巾和皮手套盖住口、鼻、手……
“镰大姐说有人在传有个扫地的死了，也不知真假，就是很害怕，但他们还是照常出门上班。”郭晶在2月1日的日志中写道。
“可能觉得我是干一线的，比较‘脏’吧哈哈！”
加入由深圳中学生发起的一个为环卫工人捐赠口罩的项目——“口罩深圳”后，负责实地调查的唐萱记得，在一个“堆放着大概好几条街的垃圾”的中转站里，她曾试图提醒值班的环卫工人，公司每天发的一个口罩，可能不足以应付此处的环境。
那名年长的环卫工人听完就笑了：“那你(向上级反映情况的时候)报两个吧，听上去好听点。”
“口罩深圳”实地调查组负责人、深圳国际交流学院高二学生王楚妍出具的一份采访记录显示，深圳环卫工人手头的口罩，数量由“一天领取5、6个”到“2个每天轮流用”、“年三十那天发了1个，之后就没有了”不等，“两天换一次”成为最常见的使用频率。
环卫工人们一方面对公司流露出本能的不信任，希望口罩由志愿者亲自发到手上，另一方面又缺乏对自我保护手段的了解，有的甚至连供职公司的名称也说不出来，一如唐萱对中转站环卫工人行为的概括——“在自己的健康和公司的面子之间，还是选择了后者”。
“据不完全统计，深圳本地有9个外包环卫公司。环卫局只负责监督这些环卫公司有没有很好地对员工权益进行保障，但是具体的政策还得看具体的公司，落实到环卫工人能否领到口罩，能领到多少口罩，还是存在很大变数的。”王楚妍说。
环卫工人阿玉在靠近海珠区某地铁站的一条街口跳下自行车。她的工作，是边走边用长柄夹夹起地上的烟头、餐巾纸、废弃包装，并扔进随身携带的簸箕里。
“我们环卫工人干的主要就是把地面弄干净，说简单也简单。”
但大多数人并不清楚环卫工人具体的职责范畴，所见与想象间的裂隙里，也自然滋生出不少误解。新冠肺炎疫情成为舆论焦点后，萍姐觉得隔壁的租客在有意识地躲自己，“见到我像要让路一样”，往年春节时会上门叮嘱几句“安全须知”的房东，今年也一直没露过脸。
“可能是觉得我干一线的，天天在外面晃，接触的人又多又杂，还跟垃圾打交道，比较‘脏’吧哈哈!”萍姐笑道。
将心比心之后，萍姐同样有意识地躲着他们。相比于贴在出租屋楼道里的一张与新冠肺炎有关的通知，手机的喧嚣带给她更踏实的安全感，因为这使她确认“还有‘自己人’来管我”。
“环卫工人请假了，卫生谁来搞？”
郭晶见过的一对环卫工人夫妇住着月租金350元的出租屋，空间逼仄到只能放下一个柜子和一张床，灶台和卫生间则是4户人家公用。阿玉位于石溪村的出租屋则保持了独立结构，但鉴于城中村的人口流动性较高，她从来弄不清左邻右舍的底细。
“平时就很少讲话，他们是不是湖北来的，有没有去过湖北，我就不可能知道了。”
尽管并不一定能拿到加班补贴，大多数环卫工人在入行之后很少有机会借节假日回老家探亲，被问及“为何选择春节留守”时，也都会露出像宏叔那样的诧异表情：“我们肯定不能走啊!环卫工人请假了，卫生谁来搞?这样下去不是一塌糊涂吗!”
他们仍然得像齿轮一样，在城市庞大的机体内部隐秘而分毫不差地运行，同时默默消化失序状态下的种种不便。
郭晶说，因为公交车停止运作，不会骑车、住宅较远的环卫工人只能步行一个多小时上班。超市营业时间也经历了调整，“上班时提着菜，下班时对着空货架”彻底打乱他们的日常生活作息。
但除了可能买不到菜，食材价格的飙升并不是最令环卫工人们感到头痛的事情。郭晶总结，除非是本地人，或者拥有退休金，房租等固定支出带来的压力，会让多数环卫工人以最节俭的方式度日，即使没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没有“封城”，他们也会选择最便宜的蔬菜购买，“一般就是吃点菜薹和胡萝卜”。
同事、老乡们之间最早开始议论“那个病很厉害”的时候，预感“情况有变”的萍姐，就上菜场去抢购了一些干面条。
后来，蔬菜价格果然涨了起来，“连酸菜都卖到3元钱一斤”。不过她坦言，自己的肠胃和舌头早就适应了多年的辗转奔波，“皮实得很”，若说真有什么离不开的，也只是作为河南人从小吃到大的，廉价的面条而已。
“肉贵了吃菜，菜贵了吃肉，以前也都是这样。”
“我看这不是路线问题，
而是私人（老板）讲不讲良心”
老廖已经想好了。到2月1日，他就准备向公司递交辞呈，一个重要的导火线便是口罩。
“我能不能干得动是一回事，私人老板拿不拿人当人，这是另一回事。”
老廖经常强调自己和一般环卫工人不一样的人生经历：1950年代出生，当过兵，跑过建筑，拥有一份每月1000多元的退休金，“可以说什么都见过了”。当初他选择入行，只是为了在深圳照顾孙子的过程中不至于太寂寞。
老廖的工资每月有2000多元。但从收垃圾到消毒，五幢居民楼里一切与“卫生”有关的事情都得由他来做。这使老廖觉得自己在“超额劳动”。
“这是不是就不大公平，甚至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了”，老廖说，“就像特殊时期要不要给我们保障这件事，我看这不是路线问题，而是私人(老板)讲不讲良心。”
广州不少街道的垃圾分类资源回收中转站门口，最近多了一个红色的废弃口罩收集专用桶，每天都会有专人处理。据宏叔介绍，或许是“教育搞到位了”，他在工作中很少见到被随意丢弃的口罩，即使有，也已经被剪碎了。
他说，这是另一种“有人管”的安全感。
“环卫工人绝对不是一个仅仅应该被称赞的群体，在意识到他们辛苦程度的同时，我们也要把他们职责内和职责外的工作进行区分。”王楚妍说。
“清扫街道是他们的职责，在街上捡拾垃圾，甚至捡拾用过的口罩则不是，后者应由我们这些市民按分类妥善处置。当然，无论是防护用品的发放还是新冠肺炎知识的普及，外包公司应该做到的也远比现在要多。”
“他们是一个真正意义上被忽视的群体”
“口罩深圳”刚刚发起第二轮募捐行动。在1月25日发起的第一轮募捐行动中，他们用筹得的3万8千元为环卫工人购买了3万4千只口罩，送达深圳市环卫局。
但王楚妍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重新审视城市中的个体及个体组成的体系，新冠肺炎疫情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这让我们再次领悟到，对于任何人而言，都要尊重其他个体，这是最基本的前提。”王楚妍说。
如果不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郭晶也没有机会同环卫工人直接而深入地交流。
有环卫工人告诉她，他们平时常常站在隐蔽的角落里观察自己负责的区域，看见哪里脏了，才出来扫一下。即使他们给出正确回答，问路的过客也会倾向于以别人的意见作为参考。如果他们的指点“不那么符合要求”，问路的过客甚至会丢下这样的评价：“所以你就只能做环卫工嘛。”
“我意识到他们是一个真正意义上被忽视的群体，太习惯于待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即使互联网没有门槛，离他们的生活也还是有些遥远。”郭晶说。
阿玉现在很少思考这样艰深的议题。她说自己年纪大了，没有文化，也没有一技之长，自己在湖南老家的孩子还要念书，环卫工是自己能力可及的、收入最稳定的工作。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一种人吃一行的饭，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更何况，她是在外包清洁公司做了许多年之后才当上街道环卫工的，肉眼可见的待遇差别，让她格外珍惜和感恩，尽管她并不确定脑海中萦绕的“高尚想法”是否与之有关。
“既然社会需要我做一线，就尽好本分坚守岗位吧，其他的顺其自然。”
(文中萍姐、阿玉、老廖、宏叔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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