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不管技术的进步，不管时代和地域，只要社会关系不平等，就一直有女工被迫充当管理的性玩具。
“工人权利协会”八月发布的调查报告发现，台湾服装制造商年兴纺织在非洲莱索托的工厂里普遍存在管理层逼迫女工发生性关系的现象。年兴在莱索托拥有五家工厂，总雇佣人数超过一万人，属于小国家莱索托的最大雇主之一。报告指出管理层常用其控制升职和合同签订的权利来逼迫女工发生性关系，也发现外籍管理（指非莱索托人）也有逼迫女工发生性关系。
对此情况，报告里的女工有两种不同的评论。一些女工指出，“我部门里几乎所有女工都与主管发生过关系”，“对于女人来说，这谈的是生存，不是别的…… 如果你拒绝，你就得不到那份工作，或你的合同就不能续签”，投诉厂方也不会回应。同时有女工表示，“进入这些关系的女工比较容易升职，拿到很多奖金。”
壹
一种普遍和恶劣的文化
对于很多在工厂里生活过的人，这种故事并不陌生，也不奇怪。在米too把明星界、校园里的性侵推上国际头条的同时，工厂女工的性骚扰一直默默存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写的《悲惨世界》里，反应了法国女工当年面对上级的性要求多么无力去反抗。如今，在中国的工厂里，上司与手下多名女工发生性关系也是日常见闻。这种情况为什么跨时代跨地域都那么普遍，反思资本主义的权利结构，工人因生存需要屈服于老板的状态，就不难以理解。
但这样的骚扰文化的存在，还有一种因素造成：耻辱和排斥受害者的文化。米too让我们看到，这样耻辱性、压制反抗的文化处处存在，但他在工厂里的表现即尤其恶劣又很少受关注。工厂的普遍文化不仅没有鼓励被骚扰的女工反抗，甚至还让被老板“关心”的女工遭受其他人排斥和不友好讳言。与工人权利协会有别，很多人听到管理与某名女工发生关系，想到的不是上级可能存在骚扰和滥用权利的行为，反而猜测其中的女工是为了升职或奖金去靠近管理。工厂里对被上级“关心”的女性不仅没有同情心，甚至还存在指责，把大量的受害者反而视为罪人。
这种现象在《悲惨世界》的十九世纪工厂里有出现，在上述的莱索托厂里也能看到。说与上级发生关系的女性“比较容易升职，拿到很多奖金”的那位莱索托女工，让人想起厂里无数个男工女工，悄悄讲述某女孩怎么跟经理发生不当行为，得到了多少好处。被老板关心的女工很快就成为厂里的最新八卦主题，被斜眼看待的人物。工厂的普遍文化不仅对受骚扰的女工不抱一种同情的态度，反而抱一种排斥和鄙视的意味。
当我们谈性骚扰时，我们通常想到的是被摸被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只要没有看到女工的明确反抗，就默认是一种接受，甚至是乐意被老板关心。大部分人更不会把那些被权利逼迫接受性关系的女性视为受害者。
今天在中国、在莱索托和在世界很多地方的工厂里还普遍存在性骚扰，存在上级滥用权利获取性好处，很大程度也是这种责怪受害者的文化的成果。这种文化让弱势群体更加弱势，鼓励了掌权者的蛮横行为。而这种文化，部分来源于人们潜在“女性甚至死都要维护自己贞操”的男权思想，部分来源于底层对于任何与老板亲近的人的怀疑，更深层次还是来源于我们对权利关系反思的不足。
贰
儒家思想的影子
我们对被骚扰女性的自动感性反应，来源于社会的主流男权，儒家观点。
通常，如果听说一名女工被骚扰或与上司发生关系，大家对弱势地位的女工会有谴责性的评价，认为女工诱导了人，或不够珍惜自己。这种谴责通常会比对强势地位的管理的谴责更加强烈。这样想象都明显是不合理的，但许多人仍然会有如此的感性反应。
这样的反应背后是我们的一些缺乏反思的儒家观点：男人发生婚外性关系很正常，但女人这么做身体就被“污染”，男人性关系随意很正常，女性性关系随意就是没有自我尊严。我们默认男人会风流，所以我们不会觉得一名男管理的性关系导致他变脏。但“允许”自己身上发生这种事情的女工，就貌似没有守住什么潜在规矩，成了肮脏品。这种潜在价值观也体现于男性有多个性伴侣就是光荣，女性有多个性伴侣就是耻辱的普遍认识里。这种男权思想和耻辱性文化，是第一个让我们通常对受害者不抱同情感的原因，也是女性遇到性骚扰难以反抗的原因。
叁
自由的问题
同时，通常有第二种，更能够理解，但仍然错误的感性反应。作为被上级压榨的工人，我们很自然对与上级亲近的人有一定怀疑。我们会用类似的语气去描述那些喜欢拍老板马屁的机会主义者，和那些被老板“关心”的女工。但这种反应的问题也很明显，被老板“关心”不是一个主动行为，而无论女工是否看似情愿，在权利关系之下，是否情愿也难以由外人判断。
尽管我们都知道女工和管理之间存在权利关系，我们常常还是把女工与上司之间发生了的关系视为一种自由行为去评价。如果说一名奴隶被迫与主人发生性关系，现代人的反应一般会是对女奴的同情。但资本一直告诉我们，我们是自由人，跟奴隶不一样，工作是我们自由选择的，不喜欢可以走人。那一名现代女工如果不是情愿，何苦要接受老板的性要求呢？
如果问这一个问题，我们同样该问，如果我们工人不是情愿的，何苦要接受老板压低工资的行为呢?如果不情愿，何苦要接受不安全的生产条件，无理的罚款呢?这不同样是不尊重自己，出卖自己身体吗?
与许多工人默默接受老板的工作加速或辱骂一样，任何一名工人默默接受上级的性骚扰，无论是被摸不反抗还是长期与上级存在性关系，都是在多重压力之下做出选择的。在生存压力的逼迫之下，在工人不掌握自己的厂方、机器、店铺等关键生产资料的情况之下，工人只有选择老板的自由，没有选择无老板的自由。然而，我们打工岁月长的都知道，天下乌鸦一般黑，去到哪儿，无论是台企还是日企，是中国还是非洲，老板压迫工人，管理骚扰女工的现象都很普遍。经济压力稍微大一点，如何回应这样的骚扰，就成为“谈生存”的问题。
谈到这里，往往会有人提出，“但她愿意”。会有人举例子，说起某一位情愿被老板关心甚至积极向老板靠近的同事。但我们需要意识到，情愿不情愿作为外人难分。
在压迫性的文化里，女工不敢反抗，被摸不敢喊，不敢还手，被上级要求发生性关系不敢说出来投诉，都是非常正常的情况。甚至许多性骚扰受害者的故事和心理分析也告诉我们，受害深的人通常需要以积极接受的方式，否认自己的反感和恶心，说服自己这个被迫接受的关系是情愿的，来减少自己的痛苦。
无论是不敢表现反抗还是通过否认自己的痛苦去找到安慰，在权利关系之下，处在对受害者不友好的环境里，外人是无法判断一个不反抗或接受上级性要求的女工是什么心态。
无论是女工面临老板的“关心”还是任何一个工人面临老板的蛮横要求，我们选择的空间都不是自由的。而我们每个人都对那种为了生存而妥协自己的一点尊严的感觉不陌生。在这一点上，没有反抗或没有成功反抗管理的性要求，与默默忍受工资被压榨是一样的。
但因为性话题给女性带来的耻辱，反抗老板的性骚扰比反抗老板的普通无理行为还要困难百倍。甚至面对排斥和耻辱受害者的环境，找一个人倾诉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这也不是说被骚扰的女工没有反抗的选择。就如任何一个工人面对老板的压榨、工资克扣或其他蛮横行为，我们往往有反抗的选择。只是反抗往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人去反抗更是困难重重。然而正是很多人纵容或亲身参与的八卦文化，对被老板“关心”的女工进行耻辱的文化，让受害的女工孤立化，更加无力去反抗。
肆
我们需要的改变
每当听到又一个人说，部门里某某跟那个已婚组长搞一起了，现在混得可好了，我心里就会感觉到失望。平时再有正义感的工友，也很喜欢参与这样的八卦，喜欢谈论所谓为了好处亲近老板的女工。而他们往往对这些女工是鄙视，是排斥的。随便一个被老板关心不敢大声反抗的女工，都可能被误会，成为这种八卦的猎物。
我们往往是二手三手把这些故事听回来的。这个谣言背后是什么情况，我们能清楚吗?在女工普遍面临上级骚扰的环境里，我们拿被老板关心上的女工作为笑话，无论女工是什么心态，不是在塑造一种更加伤害受害者的文化吗?当我们对这些女工进行不友好猜测，怀疑他们的动机而不是掌权者的动机，我们在塑造一种放任强者，压制弱者的文化。
如果我们要让工厂里的性骚扰减少，让被骚扰的女工更容易发声和反抗，那我们首先需要改变这种文化。我们需要创造一种鼓励受害者说出自己故事，把矛头指向利用自己权利去风流的管理层。我需要嘲笑那些管理，而不是那些女工。我们需要不去恶意猜测，反而去真心关心被老板“关心”的女工，我们需要杜绝恶性的八卦文化，跟那些受害的女工站一起，支持他们说出自己的故事。我们需要记得身边人的支持和同情，是每一个被压迫者走向反抗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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