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河南农村的老沈，是深圳一家台湾电子工厂的一名生产线操作工。和中国千千万万打工者一样，他和妻子在城里打工，然后把大部分收入寄回河南，供养留在老家的两个女儿。经济上的支持并不能弥补情感的疏离，老沈对两个女儿深感歉疚。大女儿三岁的生日，祖父母买了生日蛋糕庆祝，但大女儿坚决要等父母回来才吹蜡烛。远在广东打工的老沈夫妻谁也不可能赶回老家给女儿过生日。可怜的小姑娘一直等到晚上十一点，蜡烛没吹，蛋糕也没吃，趴在桌上睡着了。老沈第二天从自己父母的电话中听到这件事，这个河南汉子失声痛哭，并决心一定满足女儿的心愿。第二年大女儿生日的时候，老沈特地请假赶回老家为女儿庆生，却目睹了另一个令他心碎的场面。刚刚进村，大女儿冲过来一把抱住他，然后向身边的小朋友宣布：“你们看，我都说了我是有爸爸的。”因为父亲长期在外打工，邻居的孩子就嘲笑老沈的女儿是没有父亲的孩子。在经历了与大女儿的种种揪心事件之后，老沈夫妇后来把小女儿接到深圳自己抚养，一直到她长到三岁。面对城里上幼儿园一年五千元的学费，老沈无奈只得把小女儿送回老家。和女儿们的分离让老沈非常痛苦，但为了她们的将来，老沈只能忍受亲子别离之苦，更加努力地工作赚钱(页121-124)。
老沈为了履行“缺席”的父职遭遇的纠结和进行的努力，是蔡玉萍和彭铟旎合著的《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中众多令人动容的生命故事中的一个。从2012年到2015年，两位作者的研究团队走访了深圳、东莞和广州的六个“城中村”，通过田野调查，观察和了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并对一百九十二位男性农民工和七十四位女性农民工进行了深度访谈，其中包括十一对夫妇，旨在改变目前中国城乡迁移研究中男性声音和主体经验相对缺乏的状况，本书的经验数据主要来自对男性农民工的访谈。这些男性受访者的平均年龄是三十六岁，绝大多数已婚(一百三十七位)和育有孩子(一百三十四位)。他们进城打工的平均年限是十三年，略超半数(一百一十一位)是只身进城打工，另有五十一位被访者是与妻子共同打工，还有三十位被访者是举家进城打工。受访者的职业分布主要有建筑工人、出租车司机、饭馆厨师或服务员和保安等，还包括少数白领职位(十三位)，涵盖了进城男性打工者所从事的主要职业。虽然本书聚焦男性的声音和主体经验，但通过女性主义视角的运用，揭示了这些受访者在传统性别规范下难以表达和鲜被探讨的情感维度。情感饱满的个人叙事，辅以深入浅出的理论分析，即便对于没有学术背景的读者，也能达到欲罢不能的阅读效果。
除了研究数据的丰富和深入，篇章结构的安排是本书另一个匠心独具的所在。通过讲述四位不同世代的农村男性的迁移史，导论之后的第二章将他们的个人经历和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宏大叙述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深入探讨了国家通过户籍制度和其他政策调控对研究对象迁移流动的影响。四位受访者的个人迁移经历被嵌入到中国社会特有的制度情境中，特别是城乡不平等的宏观结构情境及其在新世纪的演变和发展，为后文讨论城乡迁移如何形塑男性农民工在家庭生活中展现的男性气质提供了具体语境。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本书讨论了城乡迁移如何重塑了受访者作为农村男性的亲密关系(第三章)、婚姻关系(第四、五章)、父职(第六章)和孝道(第七章)。由于研究设计中受访者个人年龄、婚姻状况和家庭迁移安排的多样性，作者得以在有限的时空中聚焦当代中国男性农民工相对完整的生命历程。通过经历恋人、丈夫、留守儿童的父亲和留守老人的儿子等家庭角色，这些边缘男性的生命历程和国家制度推动的结构变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城乡不平等的宏大结构面前，“男性农民工不得不应对这样一种压力与纠结：一方面他们受到强调经济实力的都市成功男性话题体系的影响，而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看清自己处于城市边缘并具有极为有限的经济资源的现实。”(页48)运用生动丰富的第一手访谈资料，本书向读者呈现了处于不同生命阶段的男性农民工，面临不同的生活议题——无论是期待都市浪漫爱情，还是保持在家庭中的地位;无论是支持子女的成长和发展，还是履行照料年迈父母的责任，然而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上述结构性制约的影响。
面对结构性制约，男性农民工需要重新界定自己多重的家庭角色和性别身份，以此来应对新的都市环境下对“好恋人”、“好丈夫”、“负责任的父亲”和“孝顺儿子”等角色的评判标准。蔡玉萍和彭铟旎在结论(第八章)中提出了本书的中心概念——“男性气质的妥协”，从性别理论的视角分析了男性农民工面对遭受挑战的男性气质所进行的回应、改变和能动性。这一概念揭示了城乡迁移对当代中国家庭和性别关系的影响：“一方面，中国家庭中许多男性的具有支配性的实践已经被城乡迁移所挑战和改变”;“另一方面，男性农民工继续维护着关于父权制和从夫居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极少用性别平等的原则来解释他们所做的让步，而往往使用与男子气概紧密相关的主流性别标志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页178-179)男性气质的妥协，以不同形式体现在受访者生命历程的所有阶段。比如，已婚的农民工迁移到城市后，不仅让渡了许多家庭生活的决定权给他们的配偶，其中有些人还承担了大量的家务劳动;然而他们会动用传统的性别规范来解释自己的行为，是因为这些家务劳动是“重活儿”，“要在外面干的活儿”和“重体力活儿”;他们让妻子管理家庭财务，是因为这些都是“小事”;他们之所以和妻子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是因为作为男人，不会和女人争论，同时也是在维护家庭幸福和谐方面体现了男人的核心角色。男性气质的妥协这一概念把握了男性农民工在城乡迁移过程中进行的改变和调整的过程。正是通过做出这些妥协，男性农民工积极地维护着“流动”的家庭，即在多个地方维持并进行家庭生活。从这个角度讲，城乡迁移进程中移民家庭的成功维续，背后的一个因素正是男性气质的妥协。但是，这种改变是有局限性的，正如两位作者在全书最后指出的那样，“具体的男性气质的妥协是实用主义的产物，而不是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的结果。这预示着，与这些妥协相关的性别平等方面的改善可能是短期的，一旦那些迫使男性农民工妥协的条件消失，更加传统和保守的性别关系可能会复苏。”(页179-180)
男性气质的妥协，是当代中国男性农民工进城秉承实用主义策略选择的一个结果。中文译者将英文原作书名中的“迁移”(migration)非常准确地译为“城乡迁移”，从而将迁移过程置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事实上，迁移过程和男性气质的建构之间的关系可能更为复杂。本书开展主要理论对话的西方研究中的迁移和性别，近年来也出现了以跨国移民中普通异性恋男性为主体的研究。这些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父权制传统深厚的亚洲国家的男性跨国移民，到达西方国家后一方面通常会经历阶层地位的向下流动，另一方面也会受到迁入国种族主义性别体制的边缘化，从而遭遇深刻的男性气质的危机。尽管身处不同的社会语境和迁移场景，由于共享的边缘处境，这些男性跨国移民和《男性妥协》中的男性农民工群体还是具有一些可比性。面对跨国迁移带来的男性气质危机，一些男性没有选择“男性气质的妥协”，而是通过“暴力、抛妻弃子或者娶第二个妻子”的方式来排遣作为男性的挫折感，重新构建自我的男性气质(页20)。
留守儿童吻别外出打工的爸爸妈妈
此外，拒绝妥协，选择回流，也是一些男性应对跨国迁移遭遇男性气质危机的一种策略。这正是笔者研究中国和加拿大之间跨国移民的重要发现之一。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加拿大成为中国海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之一。由于面临语言交流和学历承认等诸多方面的障碍，这些来自中国的中产阶级移民通常经历较为明显的向下流动，不得不从事和他们在中国国内教育水平不匹配的工作。新的世纪见证了中国的崛起，也为生活在海外的中国移民提供新的机会。一些移民，主要是男性移民，选择回流国内寻找新的发展机会。相较现有文献强调跨国移民回流背后的经济逻辑，笔者的研究却将注意力投向这些移民通过跨国流动重新构建男性气质的努力。我们的研究团队在上海、北京、温哥华和多伦多同时对移民进行深度访谈，揭示了这些中产阶级移民到加拿大以后遭遇的男性气质的挑战。就业方面的压力最为突出，相比女性移民可以放下身段从事一些技术含量低的工作(比如超市收银员)，男性技术移民却很难接受这样的选择。即便那些衣食无忧的投资移民，从国内成天忙忙碌碌，变成加拿大生活的无所事事，也让很多男性受访者感到沮丧。正如笔者的一名受访者概括的那样，“中国的男人需要扮演好两个角色，在家做一个好丈夫，在外结交很多朋友。”社交网络的急剧压缩和限制，也是男性跨国移民抱怨最多的另一个问题。对于那些相对年轻，在加拿大接受教育的男性新移民，即便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语言和社交方面的障碍，生活在一个白人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充满对亚裔男性的种族主义刻板印象，也让这些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倍感压抑。中国在新世纪的崛起，为跨国移民创造了新的机遇。男性移民回到中国“淘金”，不仅重新找到了作为家庭供养者的男性自尊，而且回到熟悉的男性“应酬”文化之中，让他们更加觉得如鱼得水。我们的研究特别关注跨国流动背景下的受访者的性实践及其对艾滋病全球防治和干预的意义。相比在加拿大普遍经历的性压抑，很多受访者谈到了跨国流动带来的经济和文化资本，让他们回到中国的性场域后重拾信心。男性跨国移民的男性气质不但没有妥协，反而以一种更加激进的方式——比如频繁寻求不同的性际遇——彰显他们的霸权性异性恋男性气质。
尽管发生在截然不同的社会语境之下，笔者对中加之间跨国移民的研究，发现了与《男性妥协》不一样的围绕迁移和男性气质关系的机制。即便在蔡玉萍和彭铟旎的研究项目中，同样的机制也可能存在。由于户籍制度和土地承包制度的双重约束，参与中国城乡迁移的人口大多是“循环性移民”。近年来，永久移民和返乡农民工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页13)。如果男性气质的妥协主要发生在那些永久移民身上，对于以前的“循环性移民”，或者现在的返乡农民工，情况会不会不同?和从加拿大回流中国的男性跨国移民一样，当这些到城里打工赚钱的男性农民工回到父权制传统依旧深厚的农村老家，他们还会选择妥协自我的男性气质吗?又如书中谈到的那些因为经济现实而放弃浪漫爱情理想的年轻男性农民工，选择和自己在城里追求的女朋友分手，遵从父母的安排与老家的女孩结婚(第三章)，他们会以与父辈不同的方式处理夫妻关系吗?研究对象身处不同生命阶段个体经验的情境化，是《男性妥协》的长处之一。笔者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或许超出了本书分析和讨论的范畴。但是，提出这些问题仍然具有意义，因为这背后可能涉及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男性气质的妥协究竟是由迁移带来的，还是受制于一个更为根本的结构性变迁的力量，比如中国整个社会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力量的增强?
其实，无论是《男性妥协》中城乡迁移的男性农民工家庭，还是笔者研究的在中国和加拿大之间跨国流动的中产阶级男性移民家庭，都提醒我们“流动性”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家庭的一个突出特征。吴小英(2017)撰文直接提出将“流动性”作为理解家庭的新框架，并详细阐明了其中包含的不同层面的含义：家庭在时空上的迁徙和变动，结构和形态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家庭关系和模式上的流动性和多元化。《男性妥协》研究发生的背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打工，使得农民工家庭在城乡之间交替流动，形成动态而离散的家庭形式，并产生庞大的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群体，就是家庭“流动性”在时空变动和形态复杂方面最为典型的体现。然而，“家庭流动性最深刻的层面，则是体现在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家庭本身的运行模式，正在发生悄然的变化”(吴小英，2017：90)。《男性妥协》全书的核心发现，即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男性农民工在家庭中传统支配地位受到挑战的时候做出妥协让步，显示的正是家庭内部权力关系以及家庭运行模式的变化。家庭流动性的这三个层面，也同样适用于对中加之间跨国移民家庭的分析，表明“流动性”作为理解当代中国家庭新框架的普遍性和有效性。
由于偏离了传统意义上以“同居共爨”为标志的固态家庭模型，家庭“流动性”难免引发争议，甚至被认为是家庭危机的一个表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中，中国社会经历市场经济转型的同时，也面临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包括贫富不均、阶层固化、全球化风险和有限社会保障带给个人的不安全感等。一方面，个人的发展和选择机会大大增加;另一方面，个人难以化解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风险，很大程度上只能转移给家庭。因此，跨越不同区域甚至不同国家组织起来的“流动”的家庭，“可视为应对扑面而来的全球化与现代性风险的一种方式”(吴小英 2017：91)。作为一种应对风险的策略，家庭的流动性本身也蕴含着风险，除了对家庭成员的能动性提出更高的要求，也需要进入相关政策制定者的视野之中。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挑战也意味者新的机遇，正如《男性妥协》充分向读者展示的那样，家庭流动性促使人们打破关于家庭模式和家庭关系方面的固有框架和观念，从而实现家庭理念或者相关的婚姻意识形态上的可能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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