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7日，河北省邢台市的个体卡车司机倪万辉、李婵夫妇在送货去往西藏的路途中，因为高寒缺氧而不幸去世，留下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这则令人唏嘘的消息瞬间刷爆了卡车界的微信朋友圈和各类新闻平台：关于卡车司机的职业风险再度进入大众的视野，同时引起注意的还有“卡嫂跟车”这种独特的公路货运现象。人们或许会问：“卡嫂”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跟车这么危险，她们为什么还要跟车?她们如何工作与生活?
2018年6月至10月，出于对“性别与劳动”的关注，我对“卡嫂”这个群体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研究结果或可初步回答这些问题。研究的资料来源于对49位“卡嫂”进行的“一对一”深度访谈与228份“卡嫂”调查问卷。
“卡嫂”是中国公路货运业特有的概念，来源于某卡车司机组织的论坛，一般用来指称男性卡车司机的女性配偶。我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87.3%的卡嫂是农村户口，以初中学历为主(59.2%)，半数以上生育了两个及以上的孩子(64.9%)。根据是否跟车，“卡嫂”可分为“留守卡嫂”与“跟车卡嫂”，不幸离世的李婵便是“跟车卡嫂”的一员。
整体而言，由于行车风险与家庭性别劳动分工，大部分卡嫂留守在家，并不跟车，就像某个卡车司机说的那样：“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夫妻二人最好不要都在车上。但是，由于近年来个体货运市场的低迷，车辆增多、运费降低，卡嫂跟车的比例有所增加。在以男性人口与男性气质为主的公路货运业中，卡嫂作为性别中的“第二性”，无论留守还是跟车，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但是，如“卡嫂”这个依据丈夫的职业身份建构出的名称一样，她们多元化的劳动不是被隐形于家务劳动之中，就是消散于细碎、无法量化的跟车劳动中，几乎从未引起太多的重视，她们的劳动价值被大大地低估了。
双重家计：一路奔跑的梅玲
卡车司机由于常年奔波在路上“以车为家”，因而其家庭往往呈现出“双重家计”的特征。“双重家计”意味着：第一，空间的分离：即“车”与“家”的分离;第二，夫妻的性别分工：丈夫主要负责“车”，妻子主要负责“家”;第三，生产与再生产的不同定位：卡车是主要的生产工具与收入来源，家则是进行再生产的重要领域。可以说，无论卡嫂是否跟车，大部分卡车司机家庭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双重家计”的色彩，但是对于卡嫂留守的家庭而言，其“双重家计”的程度更深、范围更广。
梅玲出生于1984年，是一名典型的留守卡嫂。在丈夫独自跑车的十几年中，梅玲一直留守在家照顾两个年幼的女儿与年老多病的公婆，丈夫则以1-2个月回家一次、每次回家休息2-3天的频率与她长期分离。梅玲与丈夫分工明确：丈夫主要负责跑车赚大钱，她主要负责管家、挣基本的生活费。
梅玲留守在家的工作与生活非常忙碌，她说她“6点20的铃子(闹钟)，一年四季。”她把老人的租住屋、女儿的学校、工作的裁缝店都选择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每天骑着电动车“不停地跑”。我问她每天这么忙，哪有时间照顾各种家庭需求，她很乐观地说：“时间都是挤出来的，就是挤嘛!”
虽然大部分时间都分隔两地，梅玲与丈夫仍保持着良好的亲密关系，她尽量通过电话、微信、视频把家里发生的事一一告知丈夫，并让丈夫时时出现在家庭事务的决定中。同时，由于丈夫职业的特殊性，梅玲与丈夫联系的时候非常谨慎。她一般不会随意给丈夫打电话，只有确认丈夫没有开车的时候才会打;她也会报喜不报忧，若是孩子、老人生病了，她会先把一切处理好，等丈夫停车休息时才会告知丈夫。
由于丈夫的工作颇具风险，梅玲每时每刻都非常担心。天气、路况、车祸的新闻等经常使她无法入睡。为了不让丈夫担忧，她很少提及这些事情;为了减少她的担心，丈夫也很少倾诉跑车的辛苦。每次丈夫出车，她都会准备好衣物、零食等，送丈夫去停车场。分别时，两个人都不敢说话，她转身之后也不敢回头。我问她丈夫的这份工作给全家带来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她说：“除了思念还是思念。”
“双重家计”是卡车司机家庭重要的性别分工模式，饱含了夫妻、亲子分离之苦，又展示出卡嫂留守在家所付出的劳动：如梅玲一样的留守卡嫂并未出现在物流港、公路上和驾驶室中为丈夫的工作直接贡献力量，却默默用自己多元化的劳动支撑着整个家庭再生产的正常运转，她们的付出、对家的维护与管理是卡车司机“在路上”的坚强后盾。
隐性劳动：找货的慧兰
2017年，我在做卡车司机的调查时见过两位跟车卡嫂。访谈时，她们很少说话。在以丈夫为主的交谈中，我发现卡嫂是丈夫跑车时的“生产帮工与生活主妇”。2018年，当我着手进行卡嫂研究时，发现卡嫂的看法与我之前的结论似乎并无二致：她们大多表示跟车“就是洗个衣服、做个饭、陪着聊聊天，没什么重要的事”。
但是当我仔细询问她们跟车的日常活动时，才发现她们的劳动绝不仅限于“打杂”与“帮工”：跟车卡嫂的劳动多种多样，时间长、强度大，她们有时还是整个货运劳动的组织者与协调者，但是她们的劳动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货运场域中被主动或被动地“隐形化”，变成了一种“隐性劳动”。
出生于1973年的慧兰是一位极富经验的跟车卡嫂，至2019年她已经跟车16年了。慧兰开始跟车那年，儿子只有7岁，因而她的跟车史也是一部母子分离的血泪史。如今慧兰的儿子已经成为研究生，但是每每提起多年的分离，她仍然止不住地掉眼泪。
跟车这些年，慧兰参与丈夫的整个货运过程：跑车伊始，她找货、与货主保持联系、谈运费;装卸货时，她点数;在路上跑车时，她陪伴、做饭、打扫卫生;停车休息时，她看车以防止丢油、丢货;听说卡车司机有互助组织时，她积极加入、努力发声;行车遇到纠纷时，她站出来以女性身份委婉解决;她还远距离管理家中事务、与儿子保持每日的联系以履行母职。可以说，慧兰负责除开车以外货物的整个运转，她说：“我的最终目的就是‘你把你的车开好’，其他你啥都不用管。”
跟车在路上，慧兰习惯坐在副驾或者丈夫驾驶座的后方卧铺，一边打毛衣、绣十字绣，一边给丈夫端茶倒水、陪丈夫聊天。聊天时，她需要时刻观察丈夫的表情、语气、状态，来判断丈夫是否困了、乏了，需要停车休息还是通过聊天就可以缓解。这样时刻观察、判断的“聊天”是一种非常紧张的情感劳动，因此慧兰只有在丈夫不困的时候才能稍微放松休息。慧兰还把一整套做饭工具都带在车上，丈夫开车时她准备好食材，停车休息就在车上做饭。她可以在狭小的驾驶室中做出花样繁多的面食：剪鱼子、包饺子、臊面、拉面等，13米的卡车对于她与丈夫来说，就是一个“小型的家”。
慧兰很擅长找货，她的跟车劳动极大地促进了丈夫的货运进程。但是，这种性别劳动分工也给她与丈夫带来了许多难以承受的“污名”：例如质疑女性谈判的资格与能力、对于女性“越界”的不满与奚落、贬低丈夫的男性气质等。为此，慧兰一方面尽量退至幕后，经常向丈夫让渡最终的决定权;一方面又通过显著的效率赢得了丈夫的认可与鼓励。
从慧兰的故事可以看出跟车卡嫂劳动“隐形化”的过程：其一，她们的劳动时间长、强度大，但又细碎、散落，很难被体察与量化，又经常被模糊化于女性传统的家务劳动中;其二，丈夫驾驶卡车运货是整个货运过程的中心环节，它直接创造核心价值——运费，而跟车卡嫂的劳动并不直接创造价值;其三，出于对丈夫男性气质的维护，也因为受到传统性别文化的束缚，卡嫂在这个男性化的生产领域进行了一种“自我的边缘化”。可以说，卡嫂跟车替代了本应出资雇佣的驾驶员，是一个女性无酬劳动代替男性有酬劳动的过程。因此，跟车卡嫂的劳动虽然非常重要，但仍然变成了一种无法言说的“隐性劳动。
身体规训：携子跟车的晓竹
每次访谈，我都会为被访者准备一瓶矿泉水。但是我慢慢发现，无论访谈的时间有多长，跟车卡嫂都很少喝水。
有一次，在访谈之初，我请受访卡嫂喝点水再开始对谈，她却说：“不喝不喝，你喝了一会儿还要上厕所!”我忽然发现，也许是长期的跟车生活使得她们习惯了“不喝水”和“少上厕所”。
于是我开始关注身体规训的问题：我在访谈中更多地与她们谈起相关事项，也在问卷设计时涉及了有关问题。所有的田野资料均显示，跟车卡嫂确实对自己的身体进行了有意的管理，以使其女性化的身体更加适应相对男性化的生产过程。
晓竹是我在田野中遇到的唯一一位携子跟车的卡嫂，当她抱着不到4个月的小儿子敲开我的房门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她与怀中柔弱的婴儿刚刚离开行驶了40多个小时的卡车，而她几乎整个孕期都是在颠簸、狭窄的驾驶室中度过的。
晓竹出生于1985年，大专学历，与丈夫结婚后几经辗转，最终开始经营公路货运。他们大部分时间会驱车至广州、海南等地拉“绿通”，由于时效性很强，每天都处于赶路状态。丈夫每日开车12个小时以上，由于长期熬夜血糖很高，晓竹非常担心。在怀孕期间，除了反应较为强烈时她回家休息了几天，其他时间她一直在车上陪伴丈夫，直到分娩的前13天才回家待产，生完小儿子3个月就又带着孩子上了车。因为几乎整个孕期都在车上，晓竹有些产检就没有做，因为是否进行产检需要根据跟车的节奏来决定：跟车回家赶上了就去做，赶不上也只能放弃。
晓竹与丈夫育有两子，大儿子已读小学，一直交由公婆照顾，后来生了小儿子，家中老人已无余力照看，加上小儿子尚处于哺乳期，晓竹与丈夫无奈之下把孩子带上了车。由于总是要赶时间，即使在孕期与哺乳期，晓竹在车上都很少喝水，因为车不能停，停下也不一定有地方让她上厕所。由于喝水少、吃饭不及时、奔波操劳，晓竹的母乳明显地满足不了儿子的需要，儿子只能喝奶粉。赶路途中，他们很少停车、下车，几个月大的婴儿也要一直呆在车上。虽然儿子不会说话，但是根据晓竹描述，他跟车也很累，每到目的地，他在宾馆可以沉沉地睡上一整晚。
跟车卡嫂的身体规训并非福柯权力意义上的规训，也不是布迪厄文化意义上的规训，而是生发于生产过程内部、性别化的身体规训。这种规训最终的结果会损害卡嫂的身体健康，也会影响她们的精神状态。这种规训还延伸到一起跟车的孩子身上，几个月大的婴儿由于这种生产安排，也只好以自己幼小的身体去适应跟车的节奏。这种身体规训是劳动异化最生动的表达。
角色互构：身不由己的菊英
卡嫂无论留守在家还是上车陪伴，其性别角色与生活状态都受到丈夫职业特征的影响，她们也总是用女性角色支撑、造就着丈夫的男性气质。女性角色与男性气质是一种互相建构、相辅相成的关系。
菊英出生于1971年，初中毕业之后学习了裁剪技术，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开了一家裁缝店。丈夫在她开店之后买了一辆卡车，希望她能够跟车。对于经营裁缝店十几年的菊英来说，店里的收入虽然比不上丈夫开卡车的收入，她仍然舍不得。后来，在丈夫的一再劝说下，菊英还是跟着丈夫上了车。直到现在菊英都很后悔当初的选择，2018年下车之后她又投入老本行，并且一直盼望着可以有机会再开一间属于她的裁缝店。
跟车这些年，菊英深知丈夫开车的辛苦与危险性，因而总是尽量克制自己，不惹丈夫生气。有时二人在车上发生矛盾，菊英一生气，就会说：“我再也不跟了，下一次我一定不来了!”但是冷静下来她又觉得丈夫需要有一个发泄的渠道，特别是还得顾念丈夫的行车安全，因此每次吵架她都会先行低头认错。菊英说她跟车之后变成了丈夫的“出气筒”：“一般都是我认错，我们不认错怎么办呢?那开车呢!你不忍气吞声怎么办呢!”
无论在车上还是回到家中，菊英都不让丈夫做家务，因为她体恤丈夫开车的辛劳，希望他回到家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同时，他们的家庭性别分工是由婆家的习俗延续下来的：如果她让丈夫做家务，婆婆就会先抢着去做，她就不好意思再让丈夫做了。在路上菊英常在信息部、网上找货，虽然经验丰富，但是找到货后她仍然会让丈夫判断找的货行不行，并由丈夫最终决定是否要拉这个货。
长期的跟车生活，使得菊英总是神经紧绷，睡眠深受影响：在车上小憩时，听到丈夫打喇叭、感受到刹车，她就要坐起来看一看;停车休息时，她总是睡一会儿就醒，醒来判断周围环境是否安全，还要时刻警醒着及时叫丈夫起床;即使回到本应完全放松的家里，她也没办法得到充分的休息，一是短暂休息后仍然记挂货运进程，二是习惯了狭窄的驾驶室，反而觉得家中宽大的床铺甚为陌生。菊英用“不由自主”、“身不由己”来形容自己跟车的状态，正是这种“身不由己”的女性陪伴与劳动，成就了丈夫的男性气质与整个货运过程的顺利进行。
倪万辉、李婵夫妇发生事故时，我发现很多新闻都没有提及李婵的名字，而是直接用“辉嫂”或者“小辉辉夫妇”代替。我搜寻了多则新闻，才在某公众号的文章找到了这位默默奉献的卡嫂的名字。美国社会学者Steve Viscelli在其2016年研究美国卡车司机的著作“The Big Rig”中提出，美国的卡车界始终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行业，女性在其中会遭遇职业性别隔离，因而女性卡车司机的比例很低。中国的卡车界又何尝不是如此。
卡嫂，作为这个男人世界中的女人，默默贡献了隐性的劳动、身体的规训、情感与情绪的控制，并承担着另外一半的家计：她们以更加隐形的方式支撑着丈夫与整个家庭，却很少得到与其劳动相匹配的认可。可以说，卡嫂是日常生活与劳作中的无名英雄，她们劳动的价值、她们的付出与牺牲值得所有人的尊敬与肯定。
(文中梅玲、慧兰、晓竹、菊英均为化名。作者马丹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根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No.2 ——他雇·卡嫂·组织化》一书中卡嫂的田野调查改编。该报告由传化慈善基金会公益研究院“中国卡车司机调研课题组”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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