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7点，建筑工地打桩机的声音唤醒了深圳坪山区新的一天。在弥漫食物和油污气味的工地厨房里，李木平穿着黑色雨靴踩着糊满油污的地板上，正为工地上的工人准备午饭。
今年47岁的李木平皮肤黝黑，身材不高，手臂却很粗壮。备好食材，李木平打开了轰隆作响的炉子和抽油烟机，一手掂锅，一手翻炒着能装满一个大铁盆的食物。
李木平在厨房工作。本文图片均为蔡依纹摄。
1991年，刚满20岁的李木平跟着同乡离开家乡重庆忠县。先是坐轮船，然后坐火车，最后从广州坐汽车。因为买不起卧铺或座位，他连睡觉都得站着，颠簸五天四夜，最终到达了这个陌生的南方城市——深圳。
那个年代，千百万青壮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南方。在轮船火车上挤了几个日夜，李木平想着，先在深圳找个工作，赚到了钱就回家。他没想到，一晃眼，自己已经在深圳过了大半辈子。跟许多他的同龄人一样，李木平猛然发现，养老的问题越逼越近，而比他更年长的第一代农民工已经遭遇了这个问题。
今天，曾站在改革开放前线的第一代农民工已经从当年的青壮步入老年。50岁以上是农民工人数增长最快的年龄段，从2012年的不足4000万，五年间跃升至2017年的6100万人。但农民工群体中，购买养老保险的比例偏低，2017年，全国购买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只有不到22%。
当第一代农民工老去，他们中很多人发现，生活的重担还没有完全从他们肩上卸下，缺乏保障的晚年更是很难算得上安稳。
老无所养
晚上八点，冬天里这个南方城市早已入夜。工地上的工人陆陆续续吃完了晚饭，开始围坐在工地小卖部门口的电视机前。李木平通常在这个时候完成最后的清扫，准备下班。在昏黄的街灯下，他骑着电动车穿过工厂区尘土飞扬的小径。左边是一排小厂房，右边凹凸排列着几层高的小楼房，都是当地人建起来出租给外地打工者的。隔一段路便是一个大排档，亮着灯，三五人围在一桌前喝酒，大声聊天。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李木平骑着电动车回家。
绕过几条街，钻进小巷，李木平回到了家中。不到25平米的公寓里挤着一家三口。约十平方米的房间里，一边是占了一整面墙的书架和书桌，密密麻麻摆放着儿子的书本，另一边是两张双层铁架床，下层铺着旧床单，上层杂乱地堆放着大纸箱。中间只留出一条过人的道。穿过房间后面那个勉强摆下一张圆桌的餐厅，是一个满墙油渍的厨房，瓶瓶罐罐在木架子上摇摇欲坠。挨着厨房的是一个没有门的卫生间。
到家后，李木平一屁股坐在房子角落里的一个矮凳上。白天健谈的他一到夜晚就变得沉默，只是静静地听其他人说话，时而应和两句，时而打起哈欠。“现在老了，不如从前有精力了，”他笑笑说道：“有时候晚上回来，我就这么坐着就能睡着。”
这是李木平到深圳的第28个年头。1988年，村子来了一个招工的人，说有一个香港的老板在深圳开厂，需要很多工人。
“那时候我们都不敢去，什么都不知道，以为是人贩子，” 李木平说。他的爱人那年16岁，家里有两个等着钱读书的哥哥。母亲对她说，家里没钱了，你出去打工吧。
一年过后，同乡的人发现去广东的人不但没有被拐卖，还能寄钱回家， 更多的人开始跟着招工的人走。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李木平家里的表亲也走得差不多了。在学校上到高二，李木平感觉自己考大学无望，便动了去打工的心思。
到了1991年，李木平的学校里开始传唱有关深圳的歌曲。他还在报纸上看到广东的青年一个月就花费几百元，“那时候我觉得很神奇，我们连一百块都没见过，”李木平说。1991年，全国农村的人均年收入为700元，而深圳的人均收入一个月超过400元。“那时候中国内地很封闭，我们农村根本没有什么工作的岗位，连捡垃圾的工作都没有。”
跟着同乡一行七人，李木平辗转到了深圳。但那时候他们落脚的坪山区地处偏远，让李木平大失所望。
“那时候坪山还不如我们家乡。全都是荒地、山头，镇政府就是一个泥巴糊的小平房。还经常有人打砸抢。”随后的28年里，李木平目睹了一个个山头被夷为平地，商场、酒店、高铁站拔地而起。
到深圳后，李木平先后在两个印刷厂干了九年。进厂的时候也是误打误撞。“那时候我们几十个人站成一排，走出来一个人事经理，就问了一下有没有读过书，看你顺眼就让你进去填表了。”
在印刷厂，李木平经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加班加点工作到午夜是家常便饭，加班费是5块钱。他当时的工资只有200元，深圳平均工资的一半都不到。“每天累得要死，还吃不饱。但谁也不敢抱怨抗议。那时候工人多得是，你不干老板转头就找别人来干。”
李木平在印刷厂的九年，没有签过一次劳动合同，更不用说社保医保。但这是当时社会普遍的情况，大多数农民工根本没有听说过社保，就算听说过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用处。
1999年，深圳成为全国第一个承认农民工购买城镇职工社保的城市，李木平这时才第一次开始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那时，他曾跟两个工友一起去询问人事经理是不是可以买社保。得到的回复是：老板说了，不买。
“你能到哪里去投诉?如果再说第二天肯定就叫你滚蛋了，”李木平说。
早年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深圳的企业迅猛发展。而工人往往是议价弱势的一方。李木平在印刷厂操作的啤盒机很危险，机器压下来，一不留神，手就没了。他附近印刷厂就有工人因为这样废了一只手，工厂没有补偿，只是保证让他留下，给他换了当保安的岗位。
工地。
1999年的新政策出台后，深圳的企业开始陆陆续续给管理层人员买社保、养老保险，但很多企业都又推迟了好几年才给普通工人买社保。有不少工厂甚至到2010年后还未给工人买社保和养老保险。
印刷厂的工作太辛苦太危险，李木平听人说当厨师挺好的，便回到家乡学厨。出师之后，觉得还是深圳机会多，又回来了。工厂、餐馆李木平都当过后厨，干两年，老板不给加工资，就跳去下一家。
除了2008、2009两年的老板同意给李木平买社保，在后来的工作中仍然没有雇主给他买过社保。但那时，比起这些看似遥不可及的保障，李木平更计较的是到手的工资高低。
“我二三十岁的时候，退休养老感觉还是很遥远的事情，”李木平说：“那时候我也没想过在深圳一待就这么久。以前深圳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赚钱的地方，赚够了钱就回家了。”
这也是大多数到深圳打拼的农民工最初的想法。很多人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在此长住，他们认为哪里有工作就到哪里去。
“当时政策也不明确。很多工人都担心钱放进了社保，以后又到别的地方，钱拿不回来，”李木平说。由于当时社保地区之间转移困难，农民工参保的热情不高，甚至有些农民工一旦换工作，就会去退保。
一年一年过去，李木平的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他结婚生子，儿子也慢慢长大了。2011年，李木平40岁了。他突然有了危机感。整个家庭基本上没什么积蓄，夫妻两人什么保障都没有，儿子还没上大学。李木平开始担心，如果有一天，他们找不到工作了怎么办?
在深圳工作了20年，李木平只有两年的社保记录，但他需要在60岁退休年龄前缴满15年社保才能享受深圳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待遇。
于是，李木平开始去找以前工作过的雇主。按照深圳市的规定，对雇主只能强制追缴两年社保。如果要再补缴更多，只能跟雇主协商。但大多雇主并不愿意打开这个补缴的口子，否则欠下的前员工的“债”可能让他们无法承担。
李木平一开始是周末跑，闭门羹吃过，老板不认账也碰过。后来发现收效甚微，他索性把工作辞了，天天到处找以前的雇主，跑社保、劳动部门。
李木平的坚定和动力，除了来自夫妻俩养老的问题，更急迫的原因是他儿子上学的问题。儿子要在深圳上公办高中，需要父母缴满三年社保。一年跑下来，李木平东磕西碰总算凑足了一共七年的社保。如果他60岁前保持缴纳社保，他就能够拿到养老金，但他现在的雇主仍然没有给他买社保。
多年来，李木平夫妻一点一点存下了大概十万元，但是这笔钱他们从来不动，打算留给儿子支持他顺利上完大学。说到儿子，李木平常常满脸自豪，反复说，“我儿子成绩好。他喜欢画画，将来希望他能考清华美院。”
冰箱上贴着李木平写给儿子的赠言。
李木平家简陋的铁门上贴满了儿子从小到大画的画。拥挤的小房间里没有多余的空间，电视机只能架在小冰箱上，一家三口也只靠墙上扣着的三页小电扇度过深圳的炎炎夏日。但家里的冰箱上，以及唯一的一小面白墙上，贴着李木平鼓励儿子的话：“花开不是为了花落，是为了绽放，生命不是为了活着，是为了活得精彩。打磨自己的过程很疼，但是最终能塑造一个更好的自己，在最美的高中三年时光，做最好的自己。”
儿子成绩好，学校老师给他免了一半的学费生活费，但是学美术开销大，买颜料、写生都要钱，李木平每年仍然要支付2万多元。“他喜欢画画，想给他一个好的环境，”李木平这样说。
对于未来，李木平还没有来得及细想，走一步算一步。“我这么折腾，也就是想为自己老了之后留一点保障，”他说，“深圳这个地方这么繁华，是千千万万的打工者用血汗筑起来的。我们在深圳贡献了二十几年，但看看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
乡关何处
对于很多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即便在城市生活多年，心理上的“家”始终是农村的家乡。许多人在深圳辛苦奋斗了大半辈子，临老了，认为终于能松一口气，希望能落叶归根。但他们年纪越大，很多人开始发现，回乡，并不像想象得那么简单。
李木平比杨秀凤幸运，至少他还有希望拿到深圳的城镇职工退休金。52岁的杨秀凤到深圳22年，要拿到深圳的职工退休金对她而言似乎已经不可能了。而压在她身上的，还有沉重的房贷。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儿子房子的房贷还要还20年，我们只能继续工作了。”杨秀凤爱笑，但说到未来的计划，她的眼神黯淡了下来，看着远处，若有所思。
杨秀凤在同一个塑胶厂干了20多年，直到2013年，公司才开始给她们买社保。但按照深圳目前执行的情况，女工40岁以后第一次买社保的，退休的时候买不足十年，便不能拿到深圳的职工养老保险。
深圳街头。
深圳平均职工养老保险是每月4400 元，由于农民工一般交的都是最低档的，他们一般拿到的是1300元。如果杨秀凤不能领到深圳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她只能回乡拿农村的居民养老金，每个月只能领到约90元。
杨秀凤50岁的时候，工厂跟她终止了合同，算她从工厂退休了。但她一分钱的保险都没有，甚至连医保也随之结束了。可是，杨秀凤不甘心就此回乡，她也不能回乡。
2011年的时候，为了以后给儿子找老婆，杨秀凤和丈夫决定咬牙为儿子在他工作的枣阳市买房。他们一口气把他们存款里的14万全给儿子付了首付。但杨秀凤一家现在每个月还要还3000块的房贷。儿子是在网上做汽车配件销售的，但收入很不稳定，一个人还不起房贷，夫妇二人只能每个月帮他付三分之二。
杨秀凤去年回湖北老家的时候询问过年纪相仿的嫂子，都说找工作难。“我现在这个年纪，回老家很难找工作的，可能只能做扫地清洁楼道的工作了，赚不了多少钱。”
工厂终止了合同之后，杨秀凤留在了深圳继续找工作，但应聘了好几家都没要。几个月后，她最终通过朋友的关系，找了一个在洗浴会所打扫房间的工作，每个月赚2900元。但是，社保、医保仍然一样都没有，生病的时候上医院、买药，都是自掏腰包。
有没有想过儿子为自己养老?杨秀凤笑说：“他自己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
杨秀凤已经很久没有见儿子，跟他通话也不多。儿子三岁的时候，杨秀凤离家到深圳打工。那个年头，杨秀凤家里还没有电话，只能往家里写信。后来邻居家有了电话，想孩子的时候，就打电话到邻居家让他们喊孩子过来听电话。六年前，孩子16岁，不念书了，顶着一头黄发到了深圳。“跟我们不亲了，我们说他都说不听，”杨秀凤说。她屡次想说服儿子把头发染回黑色，儿子都无动于衷，最后她只得恐吓他说深圳的警察专抓染黄毛的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卢晖临在农村调研时发现，第一代农民工真正能靠“养儿防老”的并不多，因为农民工二代大部分的经济条件并不好，很多甚至还在靠父母供养。一旦回乡，如果没有特别的开销，第一代农民工基本可以支持自己正常的日常生活开支，但很多人因为要帮儿子买房、付彩礼，不得不重新出来打工。
杨秀凤家里原来有田，她离乡时把田给了邻居种，最近回乡的时候发现村里把地收走了。杨秀凤全不知情，不知道是被什么时候收走的，被谁收走的，以什么缘由收走的。
“如果回去，我养老金也没有，连地都没有，回去怎么办?”杨秀凤询问村里的生产队队长，队长说如果他们回去，会给他们分一些地。但具体会拿到多少地，拿到什么样的地，杨秀凤不甚了了。
即便有地，一些第一代农民工回乡后的日子仍不好过。2013年，63岁的陈世芳跟工厂结束了合同。经过四年的努力，2017年时她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了深圳职工的养老金，回到了老家河南。
儿子在外打拼，孙子还是幼童，陈世芳一回家便带起了孩子。陈世芳跟老伴身体都不好，老伴有糖尿病，她也有高血压，但他们还是每天在家一边干农活，一边带着三个孙子。
现在年近70的陈世芳仍然每日承受着生活的重负。“欠外债，还不清。”儿子结婚的彩礼钱还没还上，儿子又生了孩子。“三个孙子，老大去年才开始上幼儿园，2000元一学期。老二刚断奶老三又出来了，奶粉钱都不够。”
陈世芳抱怨，现在农村种地赚不到钱，成本太高，农产品售价低，有时候天气不好收成差，还亏本。“但是你不种地没办法，要生存啊。”
陈世芳的儿子现在在浙江打工。他学历不高，工作不好找。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保安的工作，全家就指望着他这每个月三千多块的工资活了。陈世芳现在就希望儿子工作能好些，这样家里的负担也能轻松一些。
虽然回乡有种种问题，但城市生活成本的高涨，让回乡成为了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无法避免的选择。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贺雪峰认为，回归到土地是第一代农民工老了之后的一个退路。“他们年纪大了之后，城市的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在城里也会感觉漂泊，甚至在儿女家里都会感到被边缘化，”贺雪峰说：“在农村，他们有朋友、熟人的圈子，又有农业收入。除非他们要到城里帮忙带孩子，或者城里有好的工作机会，否则他们会选择回到农村。”
但是目前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是，一旦这些农民工身体出现问题了，甚至生活无法自理之后，该怎么办?
对于以后有病无人照顾的问题，陈世芳还无暇虑及。“老了到了关键时候，肯定还是想孩子的 。但这个能怎么办呢?孩子回来，待个十天半个月肯定就得走了，他不可能长期呆在身边的。”
难以避免的告别
城市里不断有新的高楼拔地而起。
在笔者采访的10名在深圳工作超过20年的农民工中，只有一人表示退休后将会留在深圳，因为他的孩子在深圳落了户。但对李木平和许多第一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并没有感到深圳是他们的家。
杨秀凤来了深圳22年，生活全是工厂和家两点一线。周末唯一一点空闲的时间，她也为了多赚一些钱，在家帮人做手工活。二十多年来，杨秀凤唯一一次到深圳市中心游玩，是去年她女儿来看她的时候。
“看到了好多高楼好繁华，”杨秀凤笑了起来，脸上折出了长长的细纹：“我女儿还骗我坐了按摩椅，说是免费的。早知道是要收费的，我就不坐了!不过还挺舒服的。”
离家这么些年，杨秀凤觉得自己有责任要回家照顾家里的老人。“如果明年还是拿不到养老金，我可能就回家了，”杨秀凤说。但回乡将来怎么办，她不知道。
李木平也觉得，回乡是他最终的归宿。“深圳这个地方越来越生活不下去了。”
来深圳二十几年，李木平从未搬离过坪山区，不过家倒是搬了四次，每一次都住了好几年，房东要涨房租了，或者要把房子收回去了，才不得已搬走。
李木平说：“在这里生活二十几年，也没有觉得自己是深圳人。要是深圳人，至少有个房子、有个家吧，像我们这样租人家的房子，人家不高兴就赶你走。二十几年都是这种流浪的感觉。”
现在看来，离开在将来已经难以避免了。李木平去年又搬了一次家，因为房东要把房子收回去。“像我们原来那边的房子，翻新一下再租出去，租金涨了一倍，”李木平说。
李木平现在工作的工地是坪山的新地标，占了整整一个街区，将来要作为商住两用的小区。虽然坪山区相对地处偏远，但近几年房地产飞速发展，坪山区中心地带的房价已经从四千多涨到了三万多一平米，“等新地标盖起来，起码有五六万一平米，”李木平叹气道。
李木平住的那一片旧房子地处中心，正在大面积地拆迁改造，要建成更多的摩登高楼。这一区的幼儿园已经搬空了，好些房子拆了一半。“我们现在只能租得起老房子，但老房子现在越来越难找了。十年以后可能都没有了。以后租房子都要两三千，我们工资就那么一点，怎么生活得下去?”
李木平现在常常懊悔当年眼光短浅，没有拿钱买地盖房。“如果那时候有眼光，咬咬牙投资几万买地，现在就是百万富翁了。但我们那时候也没什么眼界，下了班就知道找女朋友，白白混了三十年。”
李木平常常讲起他一个当时一起到深圳的同乡，是个“有文化”的老师，说他如何懂得跟深圳当地人打交道，学习了技术之后投资创业，现在有车有房。不过，从他们村出来的他觉得成功的人，百分之一都不到。
李木平家不远处，新的高楼正每天向天空生长。“深圳这么多高楼，这么多房子，没有一间是我们的。”
(李木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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