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三十七岁的房记英带着两个孩子从山西到北京，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家政小时工。
房记英没想到，做饭用的是从没用过的电饭煲、烤箱，尤其还要小心处理“不知道什么名字”、看起来很高级的鱼;洗衣要操作全自动洗衣机，衣服是从来没见过的羊毛衫。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把鱼处理好，但是把衣服洗坏了。
雇主没有骂她，只说：“大姐，这是两千五百块钱。”
房记英为这一笔钱高兴得整夜睡不着。她曾在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做药剂师助理，一个月三十天没有休息日，只能挣一千八百块钱。听说北漂的亲戚一个月能挣六千块钱，就起了另谋生路的打算。
十年过去，房记英学会了如何分清羊毛衣服和真丝衣服的洗涤方法，学会了怎么做她觉得“高级”的鱼。如今，房记英和职业为外卖骑手的丈夫住在不到十二平方米的租屋，孩子已经工作。她一个月能挣六千块钱，房租一千零五十块，日常开销不到六百块，个人平均一个月能攒下四千块钱。
1. 到北京做家政
据北京市商务委员会2018年公布的数据，目前北京已注册家政服务企业5305家，注册备案的家政服务人员超过30万，其中绝大多数是外来务工的妇女。庞大的家政工人群体以家庭为主要场所，提供各类劳务服务，满足家庭生活照料、清洁等各种需求。
作为家政行业发展时间线上的亲历者，房记英感觉到劳动女工的待遇变化。
刚到北京时，她和几个老乡合租了一间地下室。几个人经常在地下室里守着电话，一有家政公司的消息，她们会急急忙忙地梳妆、出门。公司总摆有长长的木椅，坐着和房记英一样接到工作消息的“大姐”。运气好的话，雇主问两句话就决定要人;运气不那么好，雇主会让大姐们站起来看高低胖瘦，根据行情“不挑太胖的”，不然，按雇主们的话，会“干不动”。
“X的，挑媳妇似的。” 房记英回忆说。
随着社会对家政的需求提高，家政行业的权益保障愈来愈受到关注。北京市2011年5月发布《关于鼓励发展家政服务业的意见》(简称“家七条”)，鼓励但不强制家政服务实行员工制，以确保家政服务人员可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社保待遇，以期家政行业更为规范。
但直到2017年，媒体报道如法制日报《家政服务人员劳动权益保障现状调查》、南京日报《家政中介行业呼唤品牌化规模化标准化》仍指出了许多由于家政工未签署合同关系而引起的权益纠纷。
初到北京时，房记英也曾遇到类似的权益纠纷。当时，手机支付的形式还未普及，雇主告诉房记英没有时间到银行取款，拖了她十天工资。几经波折之后，好不容易拿到钱的房记英心想：“要是取款没那么麻烦就好了”。
几年后，她摆脱了“烂得只能发信息”的老年机，买了智能手机;下载了微信，从此许多工作的交易通过微信转账。她看着北京在变，越来越多从西北地区来的女孩或中年妇女和她“抢饭碗”，年轻的雇主会邀请她一起吃饭——这和她早年的待遇不一样。各种家政女工微信群、老客户的朋友和亲戚都成为她的客户资源。她很少再等家政公司的电话——自己去找工作似乎比通过家政公司挣的还多。
2. 走在维权之路
房记英和家人住在北京崔各庄费家村。每周一到周五，她会骑着雇主给她买的电动车到太阳公元(北京一楼盘)上班。她每天穿梭于三个家庭，从早上11点上班到13点，休息一个小时，再上14点到16点的班。最后一个班是17点到20点，晚餐在雇主家解决。
三家雇主都没有和她签合同，她也不怕，觉得自己已经练就了“看人”的本事。行业里面有试工的规矩，主要是考察大姐们的业务水平，房记英觉得这不仅是雇主试她，也是她试雇主。她说，“可以我就给你干，不可以我就不干。”
有一次，某个雇主告诉她家里只有三口人，试工当天房记英发现雇主没说实话，开门就见三个孩子正把客厅弄得乱糟糟的。“我得多洗衣服，多干活呀。”她说，最让她恼火的是雇主不诚实。试工以后，房记英决定放弃这次工作机会。
即便如此，会“看人”的房记英偶尔还是会遇到麻烦。2018年年初，她又和雇主有了金钱纠纷。为一个月有五个周日工资该算21天还是22天，她和雇主争论了起来。雇主按天数算，房记英按月算，双方各执一词，没有白纸黑字可以定夺。
在北京，家政工行业可分为三种用工关系。一是家政服务员自行寻找雇主提供服务;二是家政服务员通过中介公司寻找雇主并向中介缴纳一定的管理费;三是家政服务员通过家政公司向雇主提供服务，雇主向家政公司缴纳费用，家政服务人员从家政公司领取工资。三种用工关系当中，只有和家政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员工制家政人员适用国家《劳动法》。
自行寻找工作的房记英，并不能通过《劳动法》解决和雇主的纠纷。她觉得在大企业上班的雇主应该设身处地为她着想，语气有些狠地对雇主说：“你们公司周日有五天，老板扣你工资吗?”
原以为结果不了了之，没想到当天晚上，雇主还是给房记英的微信转了账，发语音说：“大姐，我是看着你可怜。”
她气得又发了一串长长的微信：“我一点都不可怜!我又不是端着碗去你家讨饭，我凭我的双手挣我的劳动所得，这个应该你付给我。”
在这行业里待了那么多年，经常有人向房记英哭诉着自己的遭遇。她总会安慰对方，“四小时不给你一百五，给你一百三，差不多得了。”但房记英坦诚，有些姐妹的工作表现“不太行”，文化水平太低，不能达到对方要求。许多家政公司又没有安排培训，刚开始干活的家政女工得靠自己摸索。
“吃亏的很多，但是就老老实实干活，要干活好了，不可能不给工资的。”
我国家政工群体中约八成为农村女性，她们既是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又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女性身份，这使她们成为了双重弱势群体。该行业人员流动性相较其他行业高，这使得劳动保障的维权之路更加艰辛。作为这个大群体里的个体，房记英为了生活，谨记着“好好工作就不会被亏待”的原则。
然而，她不只一次感叹自己在这个群体里“算幸运的”。
“还是有人在我面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3. 去鸿雁跳跳舞
每周六，房记英会到鸿雁社工服务中心(又称鸿雁之家)参加集体活动。成立于2014年的鸿雁之家是一家致力于女性和社区服务的机构，项目主要围绕家政女工为主的流动妇女的服务和倡导，以此推动城乡社会融入和平等发展。每个周末，活动中心会聚集着众多来自西北地区，互称“大姐”、“姐妹”的家政女工，参加各种不定期举办的兴趣班。
鸿雁之家只有三个全职和三个兼职的工作人员，对外已经组织了很多活动。去年，鸿雁之家在香港乐施会的资助下办了一个题为《“百手撑家” 2017家政工艺术节与影像计划》的摄影展。从发起到展出，历经一年多的时间，摄影师拍下了几千张图片，主角是100多个家政工。
家政女工们正在为联欢晚会排练舞蹈(罗美慧摄)
正积极推行文艺活动组织的鸿雁之家做出许多尝试。12月末，房记英走进灯光明亮的地下室，开门可见摆满书的书架、喇叭和缝纫机。临近新年联欢晚会，她和姐妹们忙着筹划节目。活动中心充满着文艺气息——一个大姐拿着麦克风唱情歌，十几个人拿着红黄色的扇子排练舞蹈，几个人在背念着话剧台词。
鸿雁之家的工作人员之一阎成梅希望可以帮助家政女工把声音传播出去。“我们希望在服务过程中提升他们的意识，多培养一些骨干。你看表演舞蹈的时候有专门一人去带领，我们就不管了。”她说，“等到培养到足够合适的情况下，我们就作为幕后。未来希望能到河北和天津拓展(社工服务)。”
擅长话剧指导的阎成梅此前是地丁花剧的核心初始人员。2017年被拍进央视《新闻调查》的地丁花剧社是打工妹之家下属的公益文艺团体，旨在反映家政工的真情实感。
2011年6月16号，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100届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了家政工人公约及其建议书(第189号公约与第201号建议书)，为家政工的权益保障提供指引。眼看家政服务员的权益保障被提上议事日程，阎成梅趁着热点组织起了话剧，辗转联系了中央戏剧学院的戏剧系老师合作。从此，以文艺为主的地丁花剧社为家政女工提供了一个发声的舞台，也成为公众了解家政工的窗口。
阎成梅把剧社表演的元素带进鸿雁之家后，姐妹们也感受到了越来越浓郁的文艺气息。房记英喜欢这个氛围，觉得“咱们姐妹也是多才多艺的”。
为了开场舞的动作，女工们争执了一上午。最后定下来的开场舞的统一动作是日常可见的“扫地”、“抹窗”、“切菜”和双手往上撑起的动作。领舞谭姐觉得“撑手”一定要放在开场舞里：“我不突出脸，只突出手，很多的手，我们家政工把家撑起来。”
谭姐来自四川，从事家政行业7年。谈到权益保障，谭姐认为多数家政工未购置保险，将带来一定的隐患。她在家乡虽然有农村保险，但搬来北京多年，早已不缴费。在这行工作了这么多年，家政公司并没有为其购置应给予劳动者的五险一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谭姐说，“除非是家庭险。每月由雇主固定交，但是赔不了多少钱。有一年我胃溃疡，花了1万多块钱，就给我报了1千多块。”
“所以我们自己得保证自己，好好干活。”
和房记英一样，谭姐觉得自己在这行还算幸运。她在如今的雇主家做住家保姆已有3年。从原来日常的打扫做饭，到女主人怀孕期间期后的特殊照顾，再到带孩子的保姆工作，雇主每年给谭姐涨五百块钱。“要是做了大餐，我忙得来不及一起吃饭，雇主还会记得把菜给夹到碗里。”
谭姐认为做家政工需要智慧。“不干活的时候，你拿他们当家人，干活的时候，你还是别拿他当家人了。毕竟这有区别的，拿人钱呢……除非你不要工资，我来你家白吃白住帮你干活，那人家可以有那意思把你当家人，你说对不对?”
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女工们经过了几次排练，整理出了一套完整的演出节目。房记英还在《我给你钱了!》的小品里饰演“局外人”。故事描述一个试工的阿姨来了“大姨妈”，雇主看她脸色苍白，鄙夷地问她能不能把工作做好。短短的时间里，“雇主”来回使唤“阿姨”好几次，又责怪“阿姨”在她面前走来走去。
此时，“局外人”房记英走进幕里，拍了拍“雇主”的肩膀问：“不是你让她走来走去的吗?”
“雇主”瞪着眼，说：“可是我给钱了啊。”
一个个“阿姨”接连走进来，给“雇主”讲道理。随着“雇主”片刻的沉默，演员们面向观众席，齐声道：“请对我们家政女工多一点尊重。”
“在这里活动的家政女工显得开朗得多。”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志愿者陈逸如说。她是第一次到鸿雁之家。关注流动妇女的她曾去过一家羊毛工厂，感觉到该工厂女工和鸿雁之家的家政女工有着心态上的区别。“相比起来，羊毛衣工厂那里比较封闭，大大的网挂在工厂上面，她们都比较沉默。”
由于工作条件的限制，家政女工的社会交往圈子极窄。类似鸿雁这种社工团体为家政女工创造更多的交往途径，进而建立起多元化的社会支持。
家政女工在排练《我给你钱了!》话剧(罗美慧摄)
鸿雁之家联欢晚会节目单(罗美慧摄)
房记英很满意现在的生活。2017年5月加入鸿雁之家以后，她的周末更加热闹起来。她没想过回大宁县，回忆起老家那经常漏雨，十几个人挤在一块的宅子里，她说:“北京能挣钱啊，以前多苦啊。”
十年过去，她依然保持着刚到北京时，喜欢研究小时工市场的习惯。据她的了解，洗头发一个小时可能不低于三十八块，饭店的杂工可能三十块。家政行业里，有些“大姐”能挣四十块，自己平均能挣三十多块钱。
“但是也没事，”她想，“反正可以多打几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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