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国劳工群体的生存发展状况一直是备受关注。本文独辟蹊径，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研究了帮派团体与劳工政治、与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化的关系问题。作者认为，当我们将聚光灯打向中国的“世界工厂”周围那些隐匿的角落，折射出的可能是权力、资本与劳工之间更为复杂的生态。事实上，帮派团体的存在，对劳工政治和工人的组织化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影响。在缺乏制度化的流动表达渠道的现实情境下，游动的、无所依归的底层工人群体，有可能从城市帮派团体中寻求替代性的生计、社会保护、表达渠道、流动渠道，尽管那样一套秩序极不稳定且充满风险，但是对部分底层工人而言，这种生存方式比枯燥、乏味、辛苦且毫无前景可言的流水线生产，更有吸引力。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当工人自身的正式组织力量缺乏时，工厂内外各种非正式力量与群体便成为其组织化的重要力量。底层工人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向城市帮派寻求庇护，在宏大的集体抗争浪潮中也总是很自然地被帮派组织起来。民国帮派与劳工政治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世界工厂”中的劳工问题不无启发。相比民国的移民工人，改革后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不仅在各项公共服务上遭遇歧视性的待遇，缺乏向上流动和融入城市的渠道;同时，在国家统合主义的总体格局中，他们也缺乏工会、劳工NGO之类的正式组织资源，缺乏争取权益、表达诉求的渠道。
在“拆分型农民工生产体制”下，工人同时面临着制度化流动渠道与制度化表达渠道双重缺失的结构性困境，制度能够给予的发展空间远比民国的同仁狭小。农民工是否也会在城市工厂周围的帮派团体中寻求发展、庇护甚至抵抗资源，值得讨论。早期对流动人口的研究表明，老乡关系，有时发展为都市中的地缘社区，是农民工在陌生和歧视性的城市生活中寻求庇护和慰藉的重要支撑网络，也是各种“野猫式罢工”行动中的重要动员资源。有时乡缘关系发展为地缘帮派势力，在农民工的日常抵抗和集体行动中，若隐若现。
为考察帮派团体与劳工政治、与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化的关系，笔者主要在深圳、东莞、中山等珠三角城市，对警察、治安员、帮派中小头目，进行深度访谈。其中，警察既是帮派团体信息的重要提供者，又是我们访谈帮派中小头目的引荐人和陪访者。在复杂的珠三角城市社会中，基层干警和帮派中人共生共存，其利益关系容我们稍后再做分析。由于珠三角流动人口众多，警力严重不足，在每一个社区，都存在从社会中招募而来的庞大的治安员群体，他们与城市社会中各种非正式群体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他们的陪访，非但不会让帮派中人保持防范姿态，相反，在他们的引导下，我们能够在一种拉家常的氛围中了解帮派中的轶闻和运行规则。对工厂工人和管理者的访谈，有助于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增强对帮派、混混团伙的了解。
本文将先向读者介绍城市帮派的基本类型及其组织形态、运行方式;随后笔者将聚焦于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帮派的关系，联系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帮派的结构性要素有哪些?城市帮派又可能以何种方式影响劳工政治?当我们将聚光灯打向世界工厂周围那些隐匿的角落，折射出的可能是权力、资本与劳工之间更为复杂的生态，无论是强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国家统和主义”，还是强调资本与劳工关系的阶级分析，都只是知识分子对这个生态的简单想象。
帮派团体的类型
根据成员的社会来源构成，笔者将帮派团体主要分为地域性帮派和非地域性帮派两种。地域性帮派团体是在乡缘关系基础上，基于地域认同和共同抱团获取资源的需要而形成，成员资格相对封闭。一般来说，成员资格会限制在特定的省、市、县范围内。非地域性帮派团体的形成则比较随机，成员并不来源于特定的地方，而是在街头打拼抢掠的过程逐渐形成组织、产生头目。地域性帮派往往黑白均沾亦正亦邪，而非地域性帮派的形成一般纯粹基于成员共同的掠夺性动机。
1.地域性帮派
商会应该要算所有地域性团体里头组织化程度最高的一种了。在珠三角，一些外地商人组织起正规商会。这些商会主要是作为各地商人拓展生意网络、共同投资、整合人脉资源办事的平台。这些组织也声称它们会为会员之外的同乡，有时甚至是弱势群体，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它们与工作地的同乡会组织、其他地区的商会组织也存在一些松散的互动。这些商会大多强调它们按法律办事，但且不说相当一部分老板在早期外出打拼时有帮派背景，早期的商会也不过是移民帮派组织中的一种，一位潮州商会成员对此并不讳言：
现在用暴力基本很少，早期像我们潮州帮在香港，主要是打出来的，不是叫商会，是叫帮派。你去到国外，见到一个人就是老乡，有事情帮你处理，后来就成立商会，原来是小打小闹。其实每个地方人刚来的时候都是有这种情况存在的，你比如我来到这个地方我不会被人家欺负，哪天我在这里开个厂被人砸了，政府没到商会就先到了。我有几百个人在这里你有几百个人在这里，打起来，有这个心态。(现在)大多数时候还是按法律的方式处理。
由此看来，部分正规商会也不过是帮派的升级版，是将先前犯罪行为洗白的重要途径。早期通过老乡抱团厮杀抢地盘，后来生意做起来了，就将其变成拓展商机、劳工招募、金融借贷和共同对外的互助平台，这便是地方帮派(非正规商会)到正规商会的形成路径。
根据东莞的黑社会小头目AYG的描述，非正规的商会组织一般由混出头的老板牵头成立，老板出大头，会员需要缴纳会费。这些组织同样也会聘请法律顾问，并在各镇有专人负责，这些专职人员都是有工资的。商会平时主要负责帮会员和老乡提供找工、维权、办证、讨债、伤病救治等各种服务：
打比方说，你是四川的，到这里挂个牌子就成立个商会。你到常平打工，交一百块钱一个月，有事就帮你，又不是不帮你。要是在厂里受了工伤，钱先帮你垫着，要打官司我们可以帮你搞，要是受了欺负会帮你出面，等于也是黑社会性质。
帮派在摆平各种事端的过程中，并不轻易动用武力，但一般会动用黑社会性质的力量吓唬对方，比如讨债：
收钱这个事，别人找到你，第一次都没人敢说能收到钱啦。你是老板，你差别人的钱，找你聊天，你肯定最先口气很硬的。大家互相口气都硬的。那我说你没有，你说给不给就行。你说不给啊，那绝对这件事情就搞大。我来我就是给你表明身份，我来是做什么的。你可以去查，我有没有能力做掉你。那你说，老板，我拿十万可以不要嘛。不行!再拿二十万喝茶。
它们和其他地方的商会、老乡会组织之间，也都存在一些松散的联系，哪怕相互之间事先并无交道，但只要有事，一定有渠道可以取得另外一个地方老乡组织的协助，AYG开玩笑说，就像警察跨地区办案一样。
除了给老乡提供一些社会保护，行业生意和工作岗位的垄断很多通过地域性帮派团体来实现，这在出租行业最为典型。据东莞当地的警察和NGO工作者说，出租车司机基本都来自某些特定的县市，一有事情，扯上对讲机，老乡很快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地域性帮派的存在基础是现实利益与地方认同的结合。
很多地域性犯罪团体的存在也值得注意，根据一些基层干警的描述，那些飞车抢夺、偷盗扒窃、坑蒙拐骗的团体经常呈现出较强的地域特色。这也不难理解，农民工进入到正规行业还是犯罪行业，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最初来到城市的老乡干什么，刚开始老乡从事某一行业发了财尝到甜头，便吸引更多的老乡参与。据基层干警观察，这些高利润、高风险的行业，对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地区出来的人更有吸引力。当然，这些地域性犯罪团体，相对商会、老乡会组织，地域范围可能不会超出特定的乡镇。
2.非地域性帮派
非地域性帮派和地域性帮派其实有很多共通点，比如都存在多个网络层级、都热衷于抢生意争地盘、都会给成员提供各种庇护等等。但两者也有很多不同点，非地域性帮派对成员的吸收没有地域限制，相互之间的关系更为松散，容易扩大也容易瓦解，帮派成员间充斥着简单的利益互惠关系而没有地方认同的基础。非地域性帮派的活动往往更具涉黑性质。
非地域性帮派的层级网络关系又是如何构成的呢?最低一层可能是几个年轻的混混，这几个年轻的混混中的老大可能是另外一个老大的马仔之一，同理，逐级往上。黑社会的大头目可能仍然是权贵阶层的马仔，毕竟资源控制在人家手里：
现在这些能赚到钱的行当，都是太子党的。很明摆的人家官二代，你也抢不过人家。他(太子党)接触的老板都是身价很高的，下面的不会接触。下面呢，就像我和ADE(陪访的治安员)一样，ADE老板让ADE做什么事情，ADE看得起我，就叫我，我去叫人咯。
ALG将他们的帮派比作丐帮，最高的是九袋长老，他应该能算个四五袋，那些最小资历的，可能是他马仔的马仔，但他可能根本不认识：
我有事啊，带百把号人出去，有些人我都不认识。我一说上，打，他冲上去，其实不认识。
帮派成员间的交往是比较开放的，在很多消费的场合，几个朋友各自带来自己的弟兄或者弟兄的弟兄，就算认识了，ADE作为治安员，曾经也是帮会中人，这样描述他们的社交方式：
有时候吃饭，刚开始就四个人，然后吃啊吃啊就二三十个人，好多不认识的。然后去KTV，刚开始在哪里喝酒，时不时来两个朋友，然后就认识了。
如果说地域性帮派部分靠会员会费，部分靠控制产业和特定行业，那么非地域性帮派的存在基础主要是控制产业。各种头目有钱才能养马仔，有马仔才能维护产业或者竞争更大规模的生意，如果哪天他的生意失败了产业没有了，弟兄随之也就没有了。一个黑社会头目的产业主要是以下一种或者几种：控股酒店、饭店、洗浴场所、赌档、KTV等娱乐场所;垄断某些行业的生意;放高利贷;专门派手下弟兄给娱乐场所做内保以换取保护费;等等。当然，黑帮头目也不一定全职养着手下的弟兄，很多时候帮派成员各自有各自的职业，只是在需要帮忙、周济的时候老大才会接济，平时老大也会尽量帮着推荐工作或者让其去打理一份更小的产业。相应的，在老大有事的时候，手下弟兄也必须响应。在非地域性帮派网络中，你处于什么样的层级，跟着多牛的老大，决定了你能做多大规模的生意。
非地域性帮派相对政府是另外一套社会秩序的存在。在深圳、东莞这些外来人口大量聚集的城市，由于警察编制有限，治安力量难以应对复杂的流动社会，即使招了治安员也远远不够。更何况，很多有利可图的服务业经营项目都处于灰色地带，这些产业随时面临对手的竞争、破坏和各种突发事件，政府各部门也有可能随时以各种名义要求收取分肥。因此，要想做好生意，一是要自己手下有一帮弟兄或者从有影响力的黑社会老大那里请一些内保，另一方面也要打点好政府中各种相关利益者：
你要开个酒店洗浴城，你必须先把(派出)所领导伺候好，去工商、消防什么的都办好了，把这些都搞好了，剩下的就是你想平稳做生意的，肯定有方方面面的人去到你那里，喝醉酒了，喜欢装逼，在那里打起来了。你要报警多麻烦啊，人家客人一看，哎呀警察又来了，他妈老是有警察。那怎么办呢，你要有一套明的秩序，一定还要有一套暗的秩序。
正如治安员ADE所说，政府提供明的秩序，黑社会提供暗的秩序，政府和黑社会形成了共生共存的复杂生态圈。但是黑白之间如何划界，是长期博弈的结果，任何一方越界，可能都没好果子吃。对政府而言，什么生意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可以摆在台面上做什么不可以，各地尺度不一：
东莞那边和我们不一样，法律不一样，底线不一样。有些东西那边能做这边不能做，像在那边，可以卖毒品，但这边就不行。(惠州)淡水，那里卖淫，国家都不管，卖淫已经公开化了。深圳这边只能偷偷摸摸搞。东莞那边，凤岗，就可以明码标价。
黑帮越界，可能要被公安局打击，同样，警察或治安员做得太过分了，也有可能随时被黑帮头目派人料理：
他同事AN啊，人家拍了他一砖头，以后就有点动静都要往后看。他们(治安)队员也有权力，但也要低调，他也怕哪个砖头乱飞啊。都靠做人，你做人好，我吃饭喝酒就请你。走，那里有两个妹子，你一个我一个。
当然，如果更高级别的权力介入，也有可能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比如最近的东莞扫黄，当地黑帮和政府相关部门共生的利益链条就遭到严重摧毁。
大部分混混团伙主要由年轻人构成，也说不上有什么产业和势力，如果被大一些的黑帮注意，他们有可能被镇压也有可能被收编。但这些混混团伙也有可能长期保持在小规模的状态。
贼也分很多种，有飞贼，有淫贼，他也分很多小圈子，他们基本不沾边的。他如果是小圈子的小逼仔，他想要在这里混，首先他小圈子里面的人必须都能听他的。然后碰到一些事情，和大圈子挨上边了，大圈子的人过来镇压他。然后大圈子的人觉得，这个人可以培养，给他一些好处，他就会往前冲。
混混团体很多时候只有靠敲诈勒索、坑蒙拐骗、飞车抢夺的营生，才能有生计来源。相对来说，成点气候的黑帮团体大多数时候不靠这个为生，因为他们有产业。即使要动用暴力的时候，黑帮头目也会要手下的弟兄甚至更年轻的混混出马。总体上来说，因为缺乏稳定的生计来源，混混团伙相对组织化程度更差，更不稳定。混混团伙的形成，偶然性很强，无论是偷抢骗，混混很容易找到自己的同行，有些一起作案后就作鸟兽散，有些则逐渐形成内部分工。
帮派团体与新生代农民工
毫无疑问，城市中的帮派混混团体成员，很多在乡村就是混混。但抛却个人品质的差异，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进入到帮派团体中，还是有其结构性的原因。我们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流动渠道缺失、消费文化风行、工厂内迁。
1.流动渠道缺失
新生代农民工各种类型的反抗在某种程度上，与异化劳动带来的紧张有关。同样，对于工厂异化劳动的不适应，很多时候也导致他们从工作现场逃离，寻找更自由舒适的工作，各种娱乐场所的工作是一种潜在的选择。当我去访谈的时候，小工厂老板SG正为工厂缺工的状况苦恼：
开厂的麻烦，工资高，房租贵，工资涨，订单价格不涨。现在的工资再高，不像以前出来打工的，都是90后的，根本就做不了的。再说很多家境都不错的，他出来根本不知道赚钱。(问：那他们都去哪里呢?)你知道的，娱乐中心、休闲场所，好一点的都跑那边去了。
尽管从工厂离开到娱乐场所工作，并不能等同于工人就加入到帮派当中，但是这种倾向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几乎所有访谈到的警察、黑社会头目都一致认为，工厂工作辛苦且赚钱少，是工人选择另类生存方式的基本原因。而且代际差异也值得玩味，同样是出去混社会，两代人的原因也不一样，老一代的混混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迫不得已才去混社会，但在用工荒的背景下，年轻人在城市不愁找不到工作，选择混社会是因为对工厂工作实在没兴趣。东莞某派出所所长觉得这种代际差异非常明显：
九几年的时候，外来的人不算多，最多的是抢摩托车，偷东西。趁你晚上睡觉，偷偷的撬门进去偷东西，这些小混混单纯是为了钱，确实是找不到工作，工厂也招不到那么多人，工厂少，人多，工资压很低。现在逐渐起来，小混混都变成就算不工作也好，可以生活在这个社会，偷偷抢抢找找事情做，利用人的本性喜欢怎么样。
缺乏归属感，也是访谈中经常提到的原因。工厂发展空间有限，在城市社会中他们又被排斥，难以融入。正如有研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同时游离于农村和城市社会结构之外，是农民工体制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的根源。许多基层干警在访谈中反复提到，经常有家长来派出所找人，因为子女来到自己的打工城市却长期不联系他们。这些人很多在小时候有留守经历，在农村与爷爷奶奶有代沟，外出打工后，与父母又有隔阂，因此问题尤其严重。
2.消费文化风行
都市名目繁多的消费是仅靠工厂收入难以承受的，但年轻一代农民工毫无疑问更深度地卷入到消费浪潮中。我们的数据显示，新生代工人月平均收入低于老一代，但月平均消费支出却相对较高，月平均结余因此远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出现消费透支的比例也更高。新生代工人不仅更频繁地进入到各种消费、社交场所，而且在消费时也更注重品牌、品位和体验。工人几个月攒下的钱未必能买下一部苹果手机。城市生活中昂贵的消费，是新生代工人离开工厂寻求另类生存方式的结构性动因。不过，城市消费对于新生代工人的另一个潜在影响可能在于，他们会就此卷入到帮派混混团体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网当中难以自拔，毒品消费的效应大概最为明显：
有些吸毒是过一些瘾啊，朋友哄说这个好玩啊，或者说去哪个场玩的时候朋友都玩了，他又不好意思不玩啊，碍于情面。大家都在一起玩嘛，很好的兄弟，就像我们喝酒一样，大家都喝你喝不喝?喝吧。让你来一口你来不来?来吧。不来就觉得你很另类。
警察AR介绍说，毒品分硬性和软性，硬性太容易上瘾，大部分消费是软性毒品，包括K粉、冰毒、麻果、奶茶、开心水等。我们在东莞某派出所访谈时偶遇一个因为吸食毒品被抓进来的年轻人，非常具有典型意义。这位被访者大约18岁左右，刚来东莞并没有去找工作，而是进入到夜场，随后被陌生人诱惑吸食毒品，几天后又被约出去进行相同的活动，外出短短二十多天就被关进派出所两次。(xsdnmg3346)夜场的各种消费不一定所有的年轻人都会去接触，但互联网却早已成为了新生代工人生活方式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之一，部分混混团伙的犯罪行为也是以互联网为中介形成的：
那这些人呢，联合在一起互相之间也没有很深的沟通，互相之间都是外号啊，化名啊叫的，不知道真名的，比如说我抓到一个四川的，和广西仔一起，问叫什么名字，说不知道，他们联系方式有可能是在QQ 啊，或者游戏平台里面啊，或者电话，各种各样都有，这种人有一个通病，就是都喜欢上网。
可以说，消费既是推动新生代工人进入到帮派混混团伙中的结构性诱因，也是其重要的形成中介，无形中建构了工人另类的生活方式和关系网络。
3.工厂内迁
在工厂内迁之后，大规模的拆迁和快速的工业化过程并不一定能给予当地居民足够的经济补偿和发展福利，这与沿海工业城市形成鲜明对比。在那里，大规模聚集的工业发展为本地居民带来源源不断的经济补偿和集体产业利润。而且，内地城市工厂周围的本地居民在企业内外都占据比较大的比重，相比沿海，内地工厂内外存在着比较强大的本地社群势力。很多内地城市在征地之后，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很多被征地的农民缺乏稳定的生计来源。即使工厂带来一定的就业机会，本地居民，尤其是年轻一辈，未必愿意去工厂工作，这与很多外地人在综合各种因素选择外出务工不同，本地居民的工业化是突如其来的、被动的，他们未必在生活方式、工作节奏上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因此，在内地企业工人访谈的描述中，他们经常会谈及工厂周围游手好闲的混混群体，这些混混没钱花的时候也会进入到工厂中，但只打卡并不认真工作，可能过段时间工厂呆腻了又出来了。这也是代工帝国YD厂在山西太原面临的社会环境，工友XL描述说：
如果从平时的观察来说是有的，比如说，三四个，五六个，七八个。有的。因为，从他们七八个的整体穿着、发型来说，都很像。好比说在外面结伴的那种。这些人的话，人家是以员工的身份进来的话，各方面的底细你又查不清楚，人家又没犯过什么……(问：他们混进去想干嘛呢?)混工资呗。混进里面说，有的说，工厂里边女孩子多，进去找个女朋友，这种情况很多。
YD厂的一位组长说，公司也意识到帮派混混团体的存在，并且也采取过一些行动打压这些势力，但是斩草未必能除根：
有些人打卡不上班，公司自然也不甘心白花钱。这些小混混很多都是有组织的，外地、本地的都有，很多是以地方为基础的黑社会组织。我们厂搞过几次大规模的清除行动，这也得到了政府和公安部门的支持。不过很多时候，对公司的小混混也只能容忍。没有证据，按照劳动法你也不好随便解雇他们。
从田野材料看，沿海的帮派团体可能要比内地发展的更成熟，更具规模，但是并没有内地这么强的本地社群势力为基础。可以说，内地近年来快速推进的工业化过程也是一些新生代工人进入到帮派混混团伙中的重要结构性诱因。
帮派团体与劳工政治的关系
与民国时期类似，帮派团体的存在，对劳工政治和工人的组织化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影响。一方面，帮派团体为工人提供了替代性的生计来源、流动渠道和社会保护，缓解了新生代工人与农民工体制的矛盾，并且帮派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是资本用来控制工人、攫取利益的重要工具;但另一方面，帮派团体的存在，又在工人正式组织力量相对缺乏的背景下，成为其非正式抵抗、集体抗争的重要组织力量。但是，国家政权的广泛渗透、户籍制度的长期存在、劳工三权的缺失、劳动过程的进一步异化、信息技术的发展、消费主义浪潮对社会的广泛入侵，又使得帮派团体在形成根源、运作形式乃至对劳工政治的影响力度等方面，相比民国时期又有很大变化。
1.四个替代
替代性的生计。帮派混混团体为新生代工人提供了不同于乏味的工厂生活的另外一种生计来源。摆场子、收保护费、讨债、做内保看场子、老大的江湖救急等等，都是他们生计的重要构成。相当一部分帮派成员或者小混混，有自己的一份工作，混得好一点的，还可能做点小生意或开个娱乐场所。类似于摆场子之类的活儿，只是一种补充性的生计。但是，对于一些不成气候、没有产业的混混团伙成员而言，摆场子、收保护费、讨债，甚至坑蒙拐骗、偷摸抢夺等，则构成了他们主要的生计来源。对于他们来说，从事这类活动，也算是临时性就业的一种，只是这种生计太不稳定，他们的生活状况也不时陷入困境，饱一顿饥一顿、蹭吃蹭喝、露宿街头、接受老大救济等，都是在收成不好的时候常见的混日子方式。其中，摆场子是警察和黑社会头目提到的最多的一种临时性生计，很多时候，由于生意上的竞争和群体间的摩擦，双方都会不断叫人，身边或手下的弟兄会叫来各自更多的弟兄，网络滚动，双方对峙的场面迅速扩大。但是这些对峙都很少演变为真正的暴力，一则会招来警察的介入，二则摆场子的弟兄都是为了赚点钱，壮声势可以，卖命就不太划得来了，因此一般会有更权威的黑社会头目出来调解：
打不起来，大家都明白，老板叫你来，也是为着赚钱。老板把我叫过来要债，也是为了钱。你也有老板。我也有老板，协商一下，不要把路堵死了，都是为了钱嘛。这就是摆场子。
当然，摆场子在珠三角一次市场价也就200多块钱。有时候，接到一个大单，就可以保证一段时间吃喝玩乐的日子：
这些混混，有时做一单就够一两个月吃了。比如一两百万的债，要用非常手段，两个人去，搞定了，随便一打赏。就是三五万。
替代性的流动渠道。无论是地域性还是非地域性帮派，主要都是通过控制一些产业，为自己的成员谋得生存和发展的渠道。尤其是在非地域性帮派中，成员能在什么地段哪个行业做多大的生意，取决于其在帮派层级网络中的位置和手下弟兄的多寡，否则，摊子太大自己也罩不住：
就像我以前做那个生意，来钱快，但是呢，这个生意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换个人很难做得起来，这个事情天时地利人和。有人给我撑腰，有人帮着摆平，进来赢钱输钱，这个档口，社会上的你能不能罩得住?小混混啦，来惹事的，你罩不住肯定不行。肯定会有些人过来捣下蛋啦，出下千啊，肯定会影响你的生意。再一个，开赌一般要借钱，借钱你能不能要得回来呢?就算这些你都能搞定，有没有会来捧你的场呢?
但帮派只是提供了一条可能的狭窄的上升渠道，而且这个渠道处处充满风险。一些有自己产业的帮派头目，尽管仍然会与以前的弟兄保持联系，接济并利用他们，但会努力洗白，尽量避免违法犯罪的活动。过了吃青春饭的年纪如果还没起色，回老家种田，也是比较常见的人生轨迹。当然这不是最糟的，很多混混被抓之后，一判十几年，便基本丧失了通过帮派途径谋求向上流动的机会。另外，从代际来看，“80后”、“90后”进入珠三角地区的混混，发展空间相对较小。因为在经历过90年代腥风血雨的武力斗争后，地盘已经基本划好，“阶层结构”在非正式秩序中同样开始“固化”，东莞的某派出所所长对比了近20年的变化：
以前的帮派就是靠打，靠霸地盘的，现在的混混，怎么说呢，地盘已经被人固定好了，只能说躲在人家的保护之下生存，有种这种感觉喽，想一下子做大佬那个是不可能的。
替代性的社会保护。对于服务业大大小小的老板来说，帮派的存在，在政府治理力量不足和产业处于灰色地带的情况下，为他们的生意提供了替代性的社会秩序。而对于外出务工者而言，在政府各种公共服务缺失的时候，帮派尤其是其中的非地域性团体，为工人提供了各式各样的社会保护，包括临时救济、工作介绍、工伤维权、集体讨薪等。某种程度上，临时救济和工作介绍弥补了户籍制度下社会保障的不足;而通过帮派进行工伤维权、集体讨薪，则是漫长低效的个体法律维权途径的一种重要替代。
替代性的表达渠道。工人在工厂中的各种不满，很难通过厂内的申述渠道解决，这些渠道即便存在，也只是个摆设。因此，工人很多时候只能借助外面的力量表达自己的不满。比如深圳的一家小型电子企业BD厂，员工的福利薪酬待遇长期以来被总务部主任以各种形式克扣，愤怒的员工选择在厂外报复他：
我去年进厂的年龄是39，但是我进厂去他也问我年龄也没看我的身份证，因为我是有关系。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个ZYP把厂里人工资搞得很烂很烂的，ZYP他就不能出厂门了，出厂门就有人打他。去年还是在医院里过年，工人在外面请人打的。结果他就请我那个表弟，因为我的亲表弟是在外面混的，他自己有一帮人，谁打他他就可以打招呼……他和我表弟就有这样的关系，我就到了这个厂。
在内地，比如太原、郑州等地的YD厂，工人通过工厂外面的帮派混混团体报复管理者的事情就更多了。据某中层管理人员说，各个层次的管理者都经常受到各种威胁。(xsdnmg3324)可以说，帮派混混团体构成了工人非正式抵抗的重要外部力量。
在一些更大规模的群体性抗议事件中，帮派混混团体也在背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陈敬慈的研究发现，工厂周围的老乡帮派推动了工人的集体罢工。我们对YD厂骚乱的田野调查也发现，工厂周围的混混在半夜混入厂区中，参与后面的打砸抢活动，对事态的激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一些城市的大规模骚乱中，地域性帮派可能也是重要的组织力量。潮州古巷、广州增城、中山沙溪等地发生的骚乱事件，无一例外都是缘于外地人(尤其是四川人)与当地政府甚至居民的冲突，这些事件共同的特点都是，持续时间长、规模大，而且骚乱的民众面对警力并不占劣势。东莞的黑社会小头目AYG这样回忆广州增城骚乱时的情形：
记得去年还是前年吧，新塘那边(骚乱)，是四川的就把他叫过来嘛。那事就搞得很大，那时我们准备过去的。常平这边的四川商会都动啦，接到电话说那边打架，这边要过去，第二天打电话说不用啦。四川的有些一个村一个村的，坐火车都往这边来。
地域性帮派通过其网络，能够在周围的城市迅速调动人马，参与到骚乱事件中。帮派成员之所以愿意积极参与其中，一方面有其作为外来人和老乡的抽象地缘认同，另一方面也有利益的驱动，他们可以像平时摆场子一样获得一笔雇佣薪酬。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温顺的外来工能在这几次的城市抗议活动中迅速演化成具有战斗性的群体了。
2.对劳工政治的矛盾影响
城市的帮派团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化趋势扮演了非常矛盾的角色。在工厂内部工会和其他诉求渠道缺失的情况下，工人选择在工厂外请帮派混混势力报复管理者，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在我们收集到的一些企业案例中，这种方式确实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推动了一些工厂尤其是内地工厂管理方式的改变。同时，帮派混混团体还在工厂内外的罢工、骚乱等各种形式的集体抗议行动中，或推波助澜，或暗中组织。当劳工NGO和工会在组织工人争取利益的作用都被严格限制时，帮派团体无意中成为了劳工政治发展的助推器。
不过，相比民国时期帮派公开广泛的活动，当代城市社会中的帮派群体则要收敛得多，其对劳工政治的影响因此也相对比较有限。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当工人能够从帮派团体中寻求到替代性的生计、流动渠道和社会保护时，他们的认同也很可能会随之发生变化，工人与资本、地方政府的矛盾，可能随之转换为帮派群体之间或者帮派成员与更为弱势的底层群体之间的冲突。横向的阶级团结可能因为纵向的帮派庇护层级网络的存在而被削弱。帮派成员并不会对底层工人群体有太多的认同和怜悯。在劳工集体抗议案例中，资本和地方政府借助帮派混混团体压制工人的行动，这种做法并不罕见。在帮派成员的观念世界中，参与这类活动，与平时去摆场子没什么区别。再者，从我们对田野调查材料的梳理来看，帮派中的各种大小头目，实质上最终都力争转变为各种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即便是城市最顶尖的一些黑社会头目，也不过是控制关键资源的权贵阶层的马仔，因此，帮派网络本质上也不过是资本在正式的科层组织之外，进行管理与控制的另外一套灵活的工具而已。
对于统治精英而言，帮派团体提供了另外一种途径的控制方式，但又随时可能成为社会秩序中不稳定的力量。对于工人群体而言，帮派成员可能在劳工抗议行动中成为盟友，成为义愤填膺拔刀相助的老乡，但又随时可能转变成城市社会的掠夺者和统治精英的帮手。他们没有像关心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学者所期望的那样，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获得扎根城市社会的机会，反而尝试通过另类捷径在灰色地带寻求发展，尽管这一渠道危机四伏而且空间狭窄。他们的组织化趋势也没有构成工运人士和研究者所期待的那种促进工人团结、推动制度改变的力量。在缺乏制度化的流动表达渠道的现实情境下，游动的、无所依归的底层工人群体，有可能从城市帮派团体中寻求替代性的生计、社会保护、表达渠道、流动渠道，尽管那样一套秩序极不稳定且充满风险，但是对部分底层工人而言，这种生存方式比枯燥、乏味、辛苦且毫无前景可言的流水线生产，更有吸引力。
本文原发表于《文化纵横》2015年2月刊，原标题为“黑白之间: 世界工厂周围的帮派与劳工政治”。篇幅所限，内容有编删，注释从略，全文请参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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