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4年创刊，到1928年复刊，再到1940年延安二次创刊，无论命运如何兴衰跌宕，它前行的轨迹始终清晰，那就是坚定地与党同行，一步一步，深深地留下了一份红色刊物的历史足迹。
1922年5月1日，经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倡议，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中国的工人运动，由此翻开了波澜壮阔的新篇章。
1924年10月，《中国工人》杂志创刊。
《中国工人》的创刊号，没有发刊词，甚至没有主办者的粗略描述。从创刊号开始，杂志连续出版了五期，以理论文章为主，撰稿人大多是中共高层领导和工运领袖。他们关注的问题既高屋建瓴，又贴近工人运动实际。
第1期(1924年10月出版)——《工农军与北伐》(作者：中夏)、《工人与党》(作者：士炎)、《南洋烟厂罢工失败的原因和所得的教训》(作者：德龙)、《赤色职工国际之东方策略》(作者：中夏)、《中国工人的责任》(作者：述之)
第2期(1924年12月出版)——《海员宣传问题》(作者：中夏)、《广州工人最近的觉悟》(作者：德龙)、《谁是友?谁是敌?》(作者：能至)、《我到俄国一个月的感想》(作者：伟民)
第3期(1925年1月出版)——《十年以来世界工会运动》《论国际工会运动》等四篇(作者：罗章龙)
第4期(1925年4月出版)——《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作者：刘少奇)、《北京政变后的政局与工人阶级》(作者：秋白)、《上海的童工问题》(作者：守常)
第5期(1925年5月出版)——《五一运动与中国工人》(作者：张特立)、《五一纪念与共产国际》(作者：秋白)、《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者：中夏)。
这一阶段，《中国工人》没有出版第6期。个中缘由，还待继续考证。
据罗章龙的《椿园载记》中自述，“1923年中共中央曾决定办一种工人运动理论刊物，但因人力不足，久未实现。1924年，中央再次作出决定办一个革命理论与实践综合性的工人运动刊物，定名《中国工人》，我适由欧洲回国，遂推我负责主编，并组成编辑委员会。1924年10月，创刊号问世。”
《中国工人》杂志第1期共36页，定价铜元4枚。第二期增至63页，编辑部启事解释说，“本期因篇幅扩充，印刷费增加，特照原价加收一倍，每份售铜元8枚，望读者原谅”。第三期恢复原价铜元4枚。第四期扩充至86页，定价铜元20枚，第五期亦然。
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1银元可换154枚铜元，4铜元约合3分钱。按照当时的物价，4铜元可以买0.5公斤青菜，20铜元可以买1公斤大米。
这5期杂志的作者里，刘少奇、瞿秋白的名字可谓耳熟能详。其他的一些名字，比如中夏、重远、士炎、德龙、述之、伟民、能至，同样都是当时的中共领袖人物。
中夏、重远，即邓中夏，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1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负责领导北方工人运动，并在全国发起劳动立法。1925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1929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士炎，即赵世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0年与周恩来等创建中共旅欧支部。1924年回国，先后任中共北京地方执委会委员长、中共北方区执委会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曾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上海三次工人大罢工。
德龙，即项英，中国共产党在湖北最早发展的产业工人党员，长期在武汉、上海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先后当选为副委员长、委员长，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述之，即彭述之，1921年留苏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和理论杂志《新青年》，1925年在中共四大上与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任宣传部部长。
伟民，即林伟民，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发起人和负责人之一。1922年1月，和苏兆征等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8月，发动和领导了上海海员罢工。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能至，即李立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和刘少奇等组织安源路矿大罢工，曾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等职。1949年后曾任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当时，这些撰稿人都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重量级”人物。他们为《中国工人》这本杂志撰稿，足见中国共产党高层对于宣传和发动工人阶级的高度重视。
《中国工人》的再次出刊，已经是1928年12月。
此前，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积极分子。中共六大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新的工运策略。
为了贯彻中共六大精神，中华全国总工会除了对各地工会进行了整顿，还加强了《中国工人》《工人宝鉴》《上海工人》等报刊的出版和发行工作，通过舆论影响，推动白区工人运动的初步恢复和发展。
这次复刊的《中国工人》，已经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刊物，内容较此前也有了变化，理论文章篇幅减少，工会文件、国际工运等题材的比重增加，新设“镰刀与铁锤”栏目，记述各地工人生活、工运动态。
复刊后的撰稿人大部分使用化名，年代久远，今天已很难考证其真实身份。但是，有一个作者不可忽视，他就是苏兆征。
苏兆征是中国工人运动先驱和著名领袖。1921年，同林伟民等筹建成立中华海员联合总工会。1922年，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省港大罢工。此后，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1929年2月，在上海病逝。
《中国工人》此次复刊，正值国民党背叛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宣传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文字都在严格查禁之列。
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的检查，这一阶段出版的8期《中国工人》杂志，后4期都没有暴露《中国工人》的刊名。其中，第5期和第6期的封面是“漫画集”，第7期的封面是“红拂夜奔”(言情小说)，第八期的封面是“爱的丛书”。
第8期后，《中国工人》杂志陷入长达11年的沉寂。
“九一八”事变、红军长征、西安事变、抗战爆发……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过后，《中国工人》杂志迎来了自己的辉煌时刻。
1940年2月7日，作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办的机关刊物，《中国工人》在延安第二次创刊。
新的《中国工人》创刊号由毛泽东题写刊名，并亲自撰写发刊词。这篇发刊词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思想文献。
毛泽东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写道：“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后解放，只能在社会主义实现的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必须为此最后目的而奋斗……所以，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中国工人》的出版，就是为了这一个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27页)
《中国工人》发刊词
（一九四〇年二月七日）
毛泽东
《中国工人》的出版是必要的。中国工人阶级，二十年来，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成了全国人民中最有觉悟的部分，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工人阶级联合农民和一切革命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斗争，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这个功劳是非常之大的。但是中国革命尚未成功，还须付出很大的气力，团结自己，团结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团结知识分子，团结一切革命的人民。这是极大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这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责任，这是整个工人阶级的责任。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后解放，只能在社会主义实现的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必须为此最后目的而奋斗。但是必须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阶段，才能进到社会主义的阶段。所以，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中国工人》的出版，就是为了这一个任务。
《中国工人》将以通俗的言语解释许多道理给工人群众听，报道工人阶级抗日斗争的实际，总结其经验，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努力。
《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读《中国工人》的人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工人中间应该教育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应该有知识，有能力，不务空名，会干实事。没有一大批这样的干部，工人阶级要求得解放是不可能的。
工人阶级应欢迎革命的知识分子帮助自己，决不可拒绝他们的帮助。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就不能进步，革命也不能成功。
我希望这个报纸好好地办下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
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就要当作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看的人提出意见，写短信短文寄去，表示欢喜什么，不欢喜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使这个报办得好。
以上，是我的希望，就当作发刊词。
此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为新的《中国工人》创刊号题词和撰文的还有：林伯渠、吴玉章、王明、洛甫、王稼祥、康生、邓发、张浩等。
林伯渠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吴玉章时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王明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洛甫(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王稼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康生既是前任中职委书记，又是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
这样一个祝贺“阵容”，可见当时延安高层对工人运动的重视。
1940年部分《中国工人》特辑封面
《中国工人》创刊号为“二七纪念专辑”。时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张浩(原名林育英)撰文称：“它(《中国工人》杂志)虽然迟至今天才呱呱坠地，可是它在十七年前便已孕育，它是‘二七’烈士的血、林祥谦同志的血、施洋同志的血、及以后许许多多烈士的血所结成的，它决沿着这条血路前进，它确信：前途是艰难的，同时更是光明的。”
两个月后，张浩与毛泽东、朱德等出席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时，突发脑溢血，虽抢救及时暂无生命危险，却再也无法工作。
1942年3月6日，张浩病逝，年仅45岁。中共中央领导人轮流为他守灵，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亲自将棺材抬到桃花岭上安葬。
史料显示，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惟一一次执绋抬棺。
这一阶段的《中国工人》另一位撰稿人邓发，时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经历也颇具传奇色彩。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描述:“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还有悬赏5万元要他的首级……这个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敌营的中心，不把到处追缉他的特务放在眼里。”
1940年初，邓发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后又接替刘少奇兼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并主持编辑《中国工人》月刊。
1945年4月，邓发作为解放区唯一的工人代表，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出席了巴黎世界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理事和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有史料说，邓发回国前，西班牙画家毕加索赠送给毛泽东一幅油画，委托他带回延安。
然而，1946年4月8日，邓发和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在重庆乘飞机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那幅毕加索的名画也随之灭失了。
延安时期的《中国工人》以全新的办刊宗旨与思路问世，内容更加直接地面向职工群众，特别是抗日根据地的工人、工会，奉献给读者以全新的阅读感受。
1940年，包括陕甘宁边区在内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会会员已有50余万人。当时工会的主要活动是，动员和组织工人参军参战，打击敌伪，反对投降;组织工人努力生产，发展边区经济，支援前线;妥善处理劳资关系，改善职工生活;参加民主选举，组织失业自救、学习文化等等。
显然，这与大革命时期以罢工为主的斗争形式截然不同了。为此，《中国工人》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对边区及各根据地工会、工厂、工人的报道，每期都有相关简讯;同时注意报道国际工运动态、普及工运历史知识。
为了吸引更多的职工来稿，《中国工人》编辑部发布启事，希望“各地的工友们及关心中国工人事业的人士，经常地向本刊踊跃投稿，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本刊的内容更加丰富、新鲜而活泼。”
不仅如此，《中国工人》还从第3期起，开设“工人习作”专栏，专门刊登工人自己写的工厂通讯、工会活动、学习体会等，文笔虽然青涩，文风却很朴素。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工人》第7期为“工人生活特辑”。编后记说：这些“都是各地工友们所寄(来)的稿(件)，从这些生活实录中，一面透出黑暗的阴影与悲痛的消息—如大后方的工人生活;一面也反映出光明的图画—如边区与晋西北工人的生活……只有给工人以民主自由，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热忱一定能大大的提高，中国工人阶级的抗战力量才能得到更大的发挥，而这对于争取抗战胜利也有决定意义的”。
1941年3月，《中国工人》在延安停刊。当它再一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是1950年的新中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华夏九州欢歌震天。
保存至今的那些解放前出版的26册《中国工人》原始文本，成为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历史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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