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商南电信工人胡大魁在电信公司前，他是自2008年最早向电信公司提出诉求的人之一
2017年9月，陕西省商洛市下辖的一区四县（商州区、洛南县、山阳县、丹凤县、商南县）的56位中国电信老员工一纸诉状，将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商洛市上述区、县分公司诉至各区县劳动仲裁委员会。而这场诉讼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这些电信底层老员工长达十年艰辛而漫长的上访、维权过程。
事件缘起
自2008年以来，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陕西部分区县分公司里面，面临退休的老员工们偶然发现电信公司没有给员工缴纳养老保险，将会面临老无所养的严重后果。遂开始向各区、县电信公司提出缴纳养老保险和退休待遇问题。这一年时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一下简称《劳动合同法》）正式颁布实行和《劳动法》重大修订的历史时期。也是这一年，全国各地的国企，尤其是陕西，也正在全面落实“国企改制、职工分流安置“政策。
在这期间，这些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商洛各区、县分公司（以下缩写为中国电信，电信公司）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员工，开始为自己未来退休后的养老问题四处奔波、并向政府社保、省电信公司、信访、人大等相关部门反应。要求重视问题、及时落实国家政策，解决养老问题。但是，中国电信给各县工人的统一答复是：《劳动合同法》颁布后，就解决。此后，很多县的电信员工一边听信电信公司的承诺，一边继续向各自所属的电信公司反应和要求解决养老问题。当时，各区县电信分公司给他们的答复的统一意思是：“好好安心干工作，养老问题迟早会解决的”。
被电信公司清退的老工人们聚在一起”取暖“，对于未来一筹莫展。
2008年之后，很多员工还心存侥幸，耐心等待，埋头工作，企盼养老问题会象电信公司承诺的那样妥善解决。而电信公司实际行为却是：一方面继续拖延和搪塞，用模棱两可的答复让他们继续安心工作。另一方面；强制要求员工与公司间断性签订所谓的“委托代理、统包”合同。混肴公司与工人之间的事实劳动关系。直至2017年，电信公司强行辞退大批员工，造成陕西各地大量电信员工维权的集体爆发。
工作40余年后被“抛弃”的余新德
余新德：出生于1958年，父亲抗美援朝复原回家，分配到丹凤邮电局做检修工作，因为忙不过来，工作中经常叫上15、6岁的他。1975年16岁的他作为雇佣工进入丹凤县邮电局。因为努力工作，1979年转为正式工人，开始长期为邮电局架线、安装、检修电话的工作，他说当时是一根铁丝联通电话线路。直到2017年被无故停发工资、剥夺工作权限，他至今没有得到企业任何答复。
余新德经历了邮电局管理体制改革，经历了从固话安装到数字通讯的时代。为电信公司工作了40多年，这样一个中国电信发展历史的见证者，如今被无条件的“抛弃”。(详情可见访谈)
丹凤县邮电局1977年10月份的工资单上余新德的名字
余新德保留了大量的工资单，以此证明自己与电信局的劳动关系。这些厚厚的工资单展示着他的一生与电信的复杂又伤感的关系。
带着这封求助信，两年来老余去北京找过总公司、去西安找过省公司，人大及社保。有一位省公司官员对他说：”没有养老怪谁?是你自己愿意干这么多年的!“为之工作42年之久的企业说出这样的话，让老人无比心寒。
愤然走上维权之路的胡大魁
陕西商南县的电信职工胡大魁在看到新《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后，仍然无果的情况下，最早于2008年与商南60名电信工人一起向公司申请和要求解决养老金的问题，并在这10年中与商南的程玉来、朱格耀开始通过调查，把商洛市山阳县、丹凤县、商州区、洛南县的同样命运的工人们联系在一起。并于2017年与工人们一起走上法律诉求之路。
商南电信工人胡大魁 是电信工人维权十年的见证人
胡大魁说：这十年中，市公司不知道去过多少次，西安省公司去了不下二十次，北京去了两次，有一次我们7位代表去北京找总公司，一出北京站，迎面而来的是商洛各县区信访干部、电信干部二十多人，在他们软磨硬泡，各种承诺的攻势下，无奈的被劝了回来之后，再无人过问此事了。
他谈到，在走上诉讼之路以前，工人们的处境是无望的，在当地，没有任何媒体会帮助他们，而很多当地大一些的媒体，中国电信基本上都是客户关系,有大量的广告费投入。所以，也并没有社会舆论的支持。他曾经与朱格耀找遍当地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对方均以“诉电信的案子还没有赢过的”为由推脱了。眼前可走的路也差不多都走完了。在他眼里，中国电信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权力和资本的庞大怪兽。
胡大魁是这些工人中态度最为坚决的，而出乎意料的是，胡大魁并不缺一个月800元的养老金，他在商南有自己三层1000多平米临街楼房，完全可以靠收房租养老。但他自己明确的表示：“他要为工人们争这口气，公司对我们工人不尊重，这是为了屈辱的维权！”。
（详情见访谈）
登高作业至69岁的周岐山
洛南县老工人周岐山，69岁高龄仍在电信给的“好好干，迟早会办理养老”的承诺下，过了退休年龄仍然继续为电信工作了14年，国家颁发的登高证限定电信工人55岁之后不可再登高作业。周岐山一直坚持登高工作，至到去年被公司无情清退，他为电信公司工作了20年之久。现在老无所养（详情可见访谈）
69岁仍然登高工作的洛南电信工人周岐山
周岐山说，商洛位于秦岭南麓，地势险峻，崇山峻岭中布满了电力、联通及中国电信的基站塔，最早中国电信的这些塔站都是人工肩挑设备翻山越岭安装的，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电信公司篡改劳动关系
老员工成了个体工商户
早在《劳动合同法》颁布的2008年前后，电信公司陆续在各县老员工不知情的情况下，暗地里为员工办理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一夜之间，很多即将退休员工的身份，被电信公司偷偷地篡改成了个体工商户。这使得工人们跟公司的事实劳动关系变为合作关系。后来，这成了工人们败诉的最主要原因，也成了各级法院无法绕过的一个问题。
洛南县工人郝运红手持未经自己受权而办理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原件
电信公司在未经过其本人许可的情况下，为他们每人办理了工商个体户营业执照
经过一番调查，以及在律师获取的山阳县工商局原始档案中发现，三位老工人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委托书》，均不是本人签名。虽然其他几个县的档案未调取成功，但其他工人也同样表示，他们从未在委托书上签过名。这也就意味着电信局涉嫌伪造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经相关当事人透露，电信局曾统一筹集过工人的身份证，然后伪造委托书，并将这些资料递交工商局。这个信息后来我们从一位经办此事的工作人员得到确认。据一位不愿透漏姓名的在职电信局工作人员说，他们当时“给工商局免费安装了宽带，并请他们吃了一顿酒宴就给办了”。再如商南县，工人们讲：电信局表示办执照是为了应付上面领导检查，也可以得到上级的资金补贴，而工人并不知情领导检查什么。最后补贴又去了哪里。
总之，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办理的工商个体营业执照成为中国电信摆脱老弱员工的“法律利器”，试想，如果公司有解决员工养老问题的诚意，这个文件并不是什么障碍。从事件的整个时间链条来看，我们可以感觉到是中国电信蓄意为之。
以上《委托代理人证明》是工人胡盛喜在山阳县工商局调取的办理原始档案，他明确表示委托人签名不是他本人签署(他在右上角重新写下自己的名字，以示字迹区别)
《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书》也同样遭到代签
早在2008年，陕西商南的电信工人胡大魁、程玉来、朱格耀三位老员工最早质疑电信公司的承诺，开始了长达10年漫长又艰辛的上访维权之路。然而，工人的希望换来的却是，中国电信在这10年里不断耍赖、推诿、搪塞及无休止的拖延，还有不断地动用公权去阻止他们上访维护自身的基本生存权益。
直至2016年，中国电信开始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采取的手段是对工人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停发工资，解除工作关系。“这是毫无理由，直截了当的抛弃啊!”老工人伤感地说。此后的两年间，仅中国电信陕西商洛市个区县分公局，至少有200多位员工被以这样粗暴的方式被“开除”。
(网络截图)
2018年6月陕西榆林横山县、府谷县、神木县、佳县的电信员工诉电信公司社保问题(网络截图)
据了解，这种解除工作关系的手段，在陕西电信系统已经成为一个惯例和潜规则。在商洛市有商州区、山阳县、洛南县、丹凤县、商南县，陕北的榆林、延安地区也涉及到十多个区、县电信员工。老工人基本都被以这种方式清退。据工人代表们介绍，被此种方式清退的中国电信员工，在陕西省大概有数千人之多，全国范围更是难以统计。
2017年8月，陕西省商洛市下辖的四县一区(商州区、洛南县、山阳县、丹凤县、商南县)的56位中国电信老员工将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商洛市各区县分公司诉至劳动仲裁委。劳动仲裁委以工人和电信公司之间签有委托代理合同、工人是个体工商户、双方没有固定工资和岗位、不具有劳动管理关系等为由驳回工人的诉求。此后，工人均不服仲裁复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劳动关系。2017年底至2018年期间，先后有4个县法院审理该案件，法院仍然按照仲裁委的意见而判令56位原告败诉。目前，工人正在上诉中。然而该案败诉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因为中国电信违法给工人们办理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导致了劳动关系难以认定。
老工人的“自救会议”与创意广告招贴
2018年6月开始，商洛四县一区的老工人被迫开始无奈的“自救”计划。自发于6月27日到商洛市电信公司表达自身处境及诉求。
2018年6月26日，工人自发讨论自救方案
2018年6月27日早晨，洛南18位工人诉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洛南分公司案，在商洛市中院二审开庭。各县员工准备向商洛市电信公司送达“电信宽带送万家，我们退休没钱花”，“中国电信沟通无限，员工维权视而不见”等口含馒头的广告牌，这些巨大尺幅广告牌上的话语，都是由老工人每人口含一个馒头，用豆瓣酱书写并拼组而成。可就是这样一种合法的表达，还没等他们送进商洛电信公司大院，就被强行制止。广告牌也被全部没收!
老工人表达诉求的广告招贴
自救被抓， 电信公司调解无诚意
6月27日8时许，商洛电信公司叫来大批警察赶到了现场。从工人拍摄的录像中看到，一位未出示任何证件的便衣高声地呵斥着在场的老工人，“抓他”，“抓他”，手指着其中两名工人，让警察抓捕。现场一片混乱，驱散工人，收缴了所有广告牌，随后将两位工人带走。其他工人随之也前往商州城关派出所协助调查，直至傍晚才被告知二位员工被行政拘留7天。自救维权活动以工人被抓、广告牌被没收而告失败!
商南工人吴建国被警方带离
商南工人朱格耀被警方带离
七日后，山阳县、丹凤县、洛南县、商南县十多位工人前往商州市拘留所接两位拘留的工人
商南县电信工人吴建国拘留证
商南县电信工人朱格耀的拘留证
被捕工人朱格耀和吴建国被释放后都表示：两个人站街上，当然不可能扰乱一个街道的交通秩序，警察告诉他们，此次的抓捕是市电信公司向他们数次电话报警，提出要“抓两个”的要求下，警察采取了行动。
据了解，此事件发生后，商洛市中院向代理律师传达了电信公司的调解意愿，表示维权工人可以继续恢复上班，也可以安排子女亲属顶替进电信公司工作。这个看着很仁义的合议方案，不知那位69岁的老工人周岐山和工作了40余年的余新德怎么想?以及其他数十位年过半百的老工人怎么想。在被电信公司“遗弃”之后，他们会将自己的子女与亲人，送去曾让他们等待了10年之久，让他们失去“尊严”的老单位吗?其中一位老工人直言。
现况分析：
因此案涉及到陕西省电信系统数千名老工人养老退休问题，而不仅仅是这56位涉诉商洛工人个人问题，据不完全统计，陕北的安塞县、府谷县、佳县、子洲县、靖边县、横山县、神木县、黄陵县、延川县、延长县、洛川县、宜川县、富县、吴起县、甘泉县、子长县、志丹县等县区电信工人普遍遭遇此种命运。陕北集体维权的案例也时有发生。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陕西电信的在98年国企改制、员工分流时补贴资金去了哪里？要不要信息公开？为何其他企业均妥善处理了国企职工分流问题，而唯独中国电信没有落实国家政策，原因又何在？工人们称若此事不解决，则”只要不死、维权不止“！果若如此，必将给商洛乃至陕西的社会稳定造成持久的、难以控制的隐患！
诚然，电信公司目前并没有在这56位工人在养老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诚然，如今工人们已经找到了伪造办理个体工商执照的证据。那么，下一步法院又会如何依法做出判决？至少目前陕西将有数百，乃至数千电信退休工人十分关注此案结果。若判令劳动关系成立，则电信公司将支付巨款来补缴退休员工的养老保险。电信公司作为国企骨干，是选择守法和担当，还是选择继续利用公权力来逃避和推脱理应承担的法律和社会责任？工人的胜算有几何？我们拭目以待。
2018年7月15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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