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参考编者按：一个人一生有辉煌，也会有磨难，一个革命的阶级更是如此。
中国工人阶级在这70年里，前30年创造了辉煌，后40年遭受了磨难，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事实。
无论是辉煌还是磨难，这都是他们的历史。但我们需要懂得，它为什么能够取得一个伟大的成就，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什么?他们为什么又会遭遇磨难，都有哪些经验教训。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知道和懂得它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
反正单纯的知识分子是创造不了历史的，甚至也是改变不了世界的。你要么在资本的统治下生活，要么在无产阶级的统治下生活。如果你在资本的统治下苦不堪言，希望在无产阶级的统治之下生活工作，并且还要有所作为，那么，你就要了解工人阶级的历史，进而你才能跟他们一道创造美好的未来。
工人阶级有未来吗?把握这一点很关键——让我们听一听致力于中国当代工人运动研究与探索二十余年的严元章同志如何讲述。
新中国70年中国工人阶级的辉煌与苦难
严元章
一、当家做主的关键环节
一个人到了70岁是可以做总结了，但是对于一个成长中的阶级来说，70年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对于中国工人阶级来说，这70年是既有辉煌，也有磨难。但也不是很难言说，我们可以用几句话简单而客观地描述一下它的成长历程。在他们当家做主人的时候，他们创造了辉煌;在他们成为雇佣劳动者的时候，他们必定遭受的是磨难!
如果我们把“工人阶级的地位”以这个阶级当家做主的程度来衡量(即掌握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的程度，决定着说话算数的程度)，那么七十年来他们的地位变迁过程就可以描述为：前三十年他们的地位是个不断上升的过程，后四十年他们的地位是一个不断下降的过程。鉴于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程度是与资本的力量呈现负相关的关系，那么，工人阶级地位在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出现如此巨大反差的一个解释就是：前三十年资本的力量和影响范围是个逐渐变小的过程，后四十年资本的力量和影响范围是个逐渐增大的过程。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前三十年是个社会主义化的过程，后四十年是个资本主义化的过程。
由于工人阶级的地位是个阶级斗争的产物，工人阶级地位的下降和资本力量的增长不是永恒的，它是有周期的，它依赖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力量此消彼长的变化，会有转折点和拐点的存在。
我们用同学们熟悉的数学概念进一步来说明。这70年中国工人阶级地位的变迁就像一个三次函数的回归式抛物线：前三十年曲线在上升，1978年出现拐点开始下行曲线，三十年后即2008年资本主义出现危机，以及通钢事件和本田工人罢工标志着下行结束出现转折点，曲线开始上扬至今。
通钢事件
我这里是把“工人阶级的地位”用他们当家做主的程度来衡量的。我认为，劳动者要能够当家做主，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是三位一体的：即必须同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过程的管理者和劳动参与者三位一体，缺一不可。试想，劳动者如果不是所有者，那就是占有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家当家做主了;另一方面，如果劳动者如果不是生产过程的直接管理者，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角色就有可能被架空，而只是个法权概念上的所有者，就像今天国有企业的职工其实就只是个雇佣劳动者，当家做主的就是别人了。
道理很简单，如果劳动者是生产过程的直接管理者，生产的目的就不是为了利润最大化，而是为了生产丰富多样的保质保量的产品以满足劳动者的各种真实的需要;就不会设计出致使劳动者人人自危、相互竞争的管理制度，就不会想法设法延长劳动时间、克扣工资，就不会绞尽脑汁压缩成本、置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于不顾，就不会置劳动者的温饱与死活而不顾，任由其下岗失业，流浪街头。
为了强调这个三位一体与工人阶级地位的密切联系，以及与资本力量的负相关关系，我们假设这个变迁过程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三次函数y=ax3+bx2+cx+d来描绘(这里设a>≠0;b,c,d为常数，b≠<0，c,d>≠0)。我们假定函数y作为纵轴表示工人阶级的地位，自变量x作为横轴年份，ax3是劳动者参与管理的程度，bx2是资本的力量和影响程度，cx是生产资料所有权收益，d是某个常数，比如一定时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程度，或者工人阶级占总劳动比例等。
在实际上，能不能通过统计和数学计算，使得abcd分别取什么值可以得到一个接近事实的回归式抛物线，还不得而知(我就此问题请教了清华大学一位老师和关注工人阶级的两位数学系高材生，他们的结论是，恐怕难以用数学模型来表现，关键是abcd难以取值。他们应该是对的。我30多年没有接触过数学了，同学们如果感兴趣可以推演一下，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跟工人阶级地位相关的一些重要因素)。而且还有很复杂的问题需要考虑。我们讲工人阶级地位变迁七十年，主要是以城市传统工人，即所谓的老工人为对象的。他们的地位变化反差很大，符合我们说的由上升转而下降的变化曲线。新工人主要是从改开后，起初是作为半工半农的农民工，逐渐演变为今天的较为稳定的新工人。由于他们一进入生产领域，就处于纯粹的雇佣劳动者地位，因此他们的发展变化规律符合历史上工人阶级成长的轨迹，这些年由于阶级意识的觉醒以及罢工斗争的训练，其地位变化轨迹像个倒立的二次函数。老工人和新工人就像两股道上跑的车，在资本建立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老工人是从上向下跌落，新工人是由农民工向雇佣劳动者渐变，共同交汇到劳动力市场，形成今天统一的雇佣劳动大军。
劳动者当家做主的经济组织形式大概有三种，家庭个体所有制经济组织，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全民所有制经济组织。这三种经济组织形式都能满足三位一体的条件，但它们当家做主的充分程度是很不一样的。家庭个体劳动组织形式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存在，但深受它所存在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主体生产方式所挤压，当家做主的程度是有限的。比如今天的个体农户和个体工商业者就严重地受市场所摆布，即便个人家庭很努力，但破产却是时常发生的;集体经济组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相互竞争的，甚至为一块肥肉会大打出手的，是你死我活的，是会因竞争而解体的不稳定的(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或者如南街村那样在内部必须实行雇佣劳动制度方能求得生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国家限制其相互竞争，而是把它作为向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一种补充和过渡形式来对待，除了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而外，当家做主的程度还是比较高的(比如人民公社制度)。毫无疑问，全民所有制经济是迄今为止劳动者当家做主的最高级形式，与它相对应的政治形式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现在我们来看1960年初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做的一个批注和谈话，就能理解他为什么如此强调劳动者的管理权问题。否则，宪法上写明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也是白搭。甚至于事实上工人阶级做了汉献帝，成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傀儡，受尽折磨和屈辱!
教科书中有一段提到1936年的苏联宪法规定苏联公民“有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等等。毛泽东当时就有针对性地在这段文字旁边批注道：“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
他后来还在一次会议上谈到：“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毛泽东向来关注事物的本质，关心劳动人民的主人翁地位是否落到实处!
二、七十年来的生动事例
前面我们概要地解释了确立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的三位一体条件，尤其强调了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管控(直接的而不是间接的)是其中的要害和关键。下面我们用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进一步说明。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但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还要能够健步行走，就必须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快速进行工业化，这也是新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所以到1953年，在完成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任务以后，很快就实施了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这正是中国工业化的开端。
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新中国的工人阶级是随着中国工业化的步伐成长起来的，同时，他们的地位是从工厂企业管理制度中得到体现的。所以，我们必须花点时间梳理和简要介绍一下国营企业管理制度的形成历史。
苏联是新中国学习的样板，而苏联的国营企业管理制度实行的是类似于军队中的“首长制”，也叫“一长制”。加上东北首先获得解放，地方经济直接实行了军事接管，企业管理上自然实行了“一长制”。1953年开始实施一五计划，而一五计划的工业建设又是以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工程项目为主干的。这样，“一长制”就在工业企业中大面积地推行开来。
工业企业在执行“一长制”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主要是：由于监督机制不健全，轻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作用和职工的民主管理，一些厂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1956年春，毛泽东对这一制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甚至把主管工业的副总理薄一波和重工业各部部长称为“一长制主义者”，这样，在同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厂长负责制被否决，决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管理上的厂长负责制。
八大决议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贯彻。就在会议结束不久，新中国首次出现了工人罢工现象，而且有蔓延之势。1957年3月，党中央紧急发出《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指出：“在工厂方面，应该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的同时，实行和加强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各地应该在企业中积极试行常任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作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和监督行政的权力机关。”同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研究有关工人阶级几个重要问题的通知》规定，把企业中原来由工会主持的职工代表会议改为职工代表大会，并赋予职工代表大会很大的职权。从此，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这种“三权分立”式的企业管理制度就在国营集体企业中确立了下来。
我们前面提到，工人阶级当家做主必须满足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过程的管理者和劳动参与者三位一体这个前提条件。现在这项制度下，党委作为工人阶级先分队组织在这里代行全民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角色;厂长只是分工管理职能，并不具有今天位高权重的经理人角色;而工人的职工代表大会却成了“参加企业管理和监督行政的权力机关”。我们具体看一看职工代表大会都有哪些重要的职权：(1)听取和讨论厂长的工作报告，审查和讨论企业的生产计划、技术、财务和劳动工资计划以及实现这些计划的重要措施，定期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并可以提出建议;(2)审查和讨论企业奖励基金、福利费、医药费、劳动保护拨款、工会经费以及其他有关职工生活福利的经费开支，在不违背上级机关的指示，命令的条件下，可以做出决议，交企业行政或其他有关方面执行;(3)在必要的时候，向上级管理机关建议撤换某些企业行政领导人员;(4)对上级管理机关的规定有不同意见时，可以向上级机关提出建议。但是，如果上级机关经过研究仍坚持原有决定时，就必须贯彻执行。通知还规定工会委员会应负责准备和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并且监督行政对职工代表大会有关生产行政工作决议的执行。
大家知道，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以后，在1958年大跃进中，工人阶级焕发出了冲天的劳动热情，并创立了一套被毛泽东称为“鞍钢宪法”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这就是：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这应该说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创造的最具民主最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
当然，这套制度在具体实施中被官僚严重地形式主义化了，这就有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前毛泽东发出的“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的感叹。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阶级经历了一次政治上的大演练，它的地位不仅在企业中，而且在国家权力层面都达到了顶峰。有一句话最能表达这种状况，这就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领袖的逝世成了工人阶级地位下滑的转折点。华国锋主政时期，便抛弃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主张，变成了“服从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就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
讲述工人阶级在改革开放中一步步被剥夺权利，最终变成雇佣劳动者的过程，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我们还是从一位国营企业职工到最后成为下岗工人的过程来做说明吧，这样也具体一些。
我这里把一个具有主人翁地位的国营职工，最后沦落为下岗工人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没有奖金就没有积极性的阶段。这个阶段，企业仿效农村实行的包产到户政策，实行的是厂长负责制，厂长负责利润缴足上级的，留够企业的，以奖金的形式分配给全体职工剩余的。以此调动所谓劳动积极性，也是就是以往批判的奖金挂帅，而不是政治思想挂帅。这个阶段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金钱就像一朵玫瑰花，大家都喜欢。企业财务叫资金而不叫资本。资本还没有露出它那狰狞的面目。
第二阶段，没有奖金只要能照发工资即可。这个阶段大概是90年代初“砸三铁”的阶段，即所谓以铁手腕、铁面孔、铁心肠去砸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厂长被赋予企业财产处置权和开除职工的生杀大权。形势可谓是“法令诛罚，日益深刻，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有点关系和门路的职工，或者向上攀爬，或者调离单位，没有关系的只能老老实实当班，拿到自己的一份工资养家糊口。
第三个阶段，拖欠工资也干活。这个阶段大概是90年代中后期，大量的企业开始破产倒闭的时期。工作岗位成了稀缺资源，保住工作岗位是重中之重，职工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
第四个阶段，“两个置换”阶段，其实就是让你滚蛋的阶段。这就是1997年开始的所谓“抓大放小”的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改革阶段。工厂改成了股份公司，甚至名为国有股份公司，其实已经是私有化给了一个或几个个人，厂长也改成了总经理，这叫产权置换。另一个置换就是职工身份的置换。也就是解除劳动关系，由不便于解雇的国有职工身份，给少量经济补偿，置换(也叫买断)为可以自由解雇的雇工。
时间上，大概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即20年，工人便由主人变成了奴隶。此后除了少数工人发扬艰苦奋斗生产自救，甚至巧取豪夺的精神在市场上打拼成功者外，大部分工人处境凄惨。目前就读的一些大学生，大概就是在这场下岗运动中出生和成长的。参加大学进步社团的，这样的“工二代”、“工三代”职工子弟不多见，据说是因为政治冷淡。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做个调查和研究。
三、自信与轻信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中国工人阶级的遗产和应当汲取的教训。
简单地说，中国工人阶级比较缺乏劳资对立斗争中的历史经验积累，原因也很简单，中国没有一个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过程。这短短三四十年来的劳资斗争，还不足以形成符合中国阶级斗争实际的斗争经验。那么，中国工人阶级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历史遗产呢?我认为答案就要在这前三十年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日子里去寻找。
在这三十年里，中国劳动人民创造并掌控的物质财富，可以跟欧洲资产阶级数百年创造的财富相媲美;中国工人阶级创造历史的自信和能力，一点不逊色于美欧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而且更不是像资产阶级那样依靠血与火的掠夺壮大自己，而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克服千难万险的条件下创造一个独立运行的门类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
在中国历史上，有哪个阶级曾经创造过这样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尊老爱幼互帮互助、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社会?又有哪个阶级能够慷慨支助世界其他落后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就近现代来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是能够抵抗霸权还是能够维护国家民族主权;人民推翻了封建王朝它却把总统大权出让给了军阀，这是何等的软弱;无能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经济，却屈就跟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相勾结欺压盘剥本国人民;善于巧取豪夺坑蒙拐骗却在帝国主义面前低头哈腰;天天叫喊弘扬民族精神，自己却是满肚子的西方腐朽文化;在中国人民面前把自己装扮成创造过辉煌历史的阶级，在亚非拉人民面前把自己伪装成慷慨的中国工人阶级却去盘剥压榨那里的人民，这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
有比较才有鉴别!中国工人阶级没有“四个自信”，但他们却有一个自信，这是从它创造的伟大业绩中获得的尊重和自信。他们自信，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可能的。有了这个自信，没有铁路桥梁可以架设，没有机床飞机可以制造。不是电灯电话，而是电气化自动化加社会主义。他们确信，一切劳动成果都是他们创造的。这就是前三十年中国工人阶级留给我们的遗产——伟大的自信!
中国工人阶级也不是完美无瑕的，他们也有缺点，这个缺点就是“轻信”！
这与中国工人阶级尚处在幼年的成长阶段有关。前面讲过，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随着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成长壮大起来的队伍，这个队伍的主要成员来自于农村，我们可以称之为建国后的第一代“农民工”。他们身上既有农民阶级的勤劳淳朴善良，同时也存在着因生产范围的狭小教育程度较低而形成的“小农意识”的残余。这就容易受统治阶级的愚弄，轻信他们的谎言!
当然，即便是在马列时代，面对工人阶级屡次斗争失败的状况，他们也常常有一种解释，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失败，是与这个阶级当时的不成熟程度密切相关的。事实上，即便是今天成了世界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当初也是屡战屡败，反复多次才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法兰西资产阶级不就经历过五次共和嘛。
过去我们不是一再反复地讲：资本主义一旦复辟，劳动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吗?但这在当时，理智上听得有道理，感性上却是自信胜于轻信。社会主义大厦如此坚固，何患几只小蝼蚁!从而可能为了一碗红豆汤丧失了长子权!(圣经里的典故。是说家庭中长子具有遗产和财产的处置分配权，但次子足智多谋，企图获得这份长子权。一天长子砍柴回来又饥又渴，弟弟乘机提出，如果大哥愿意出让长子权，这碗红豆汤就归他。长子认为都是兄弟之间，无需这种名头。但却不知弟弟早已预谋分家了)。
四、革命万岁
工人阶级还有前途吗?资产阶级相信他们已经打断了工人的脊梁骨，工人自己还没有从挫败中恢复过来，即使进步的小资产阶级，打内心相信工人阶级能够改天换地的也不多。因为，40年来工人阶级还没有令人信服的举措!
但是，还记得列宁那句话吗：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1848年法国工人阶级六月起义失败，马克思后来在他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写出了他那句名言：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革命导师，对待工人阶级的失败，他们并不悲观;对待工人阶级的最终胜利，他们充满信心!在通向胜利的道路上，他们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的。正如马克思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又写道的：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无非是当事人所处的时代，和当事人所具有的打败对手的优势!
100年前，十月革命胜利的时代背景和国内客观条件是什么呢?
70年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时代背景和国内客观条件又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20世纪上半叶，是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指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
列宁依据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新特征，运用矛盾发展不平衡原理，发现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结果，势必使帝国主义的力量相互消弱，从而在帝国主义链条上造成薄弱环节，进而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或几个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主张。在国内，由于沙皇俄国在战争中的失利和被战争所削弱，布尔什维克领导被战争武装起来的工农，借助无产阶级力量瞬间大于统治阶级力量的时空条件，适时地把帝国主义战争(表现为俄德之间的民族矛盾)转化为国内阶级斗争，即列宁所讲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在俄国这个薄弱环节寻找到了突破口，一举开创了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败以及攻占大城市的战略受挫后，中国共产党被迫上了井冈山，并依托其开展了地方武装割据的政权建设。但是，主张“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一些党的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却普遍地对走这种“山沟里的革命道路”悲观失望。为此，毛泽东根据对当时的国际国内时局的分析，提出了一套关于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即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积聚力量，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政权。这一结论之所以能站住脚，首先在于他敏锐地洞见到，中国是一个多个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从而导致中国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的军阀混战，进而为弱小的红色政权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外在的时空条件。这就是反映到中国的时代背景的特殊性。
他进一步论证到：第一，这种条件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存在，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存在，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存在。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是在1926和1927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一句话，具有革命斗争传统的地方。这种地方经过第一次大革命影响和锻炼的工农兵士，为建立革命军队和红色政权准备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并最终充当了取得革命胜利的火种。第三，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这就为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客观依据。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及其政策的正确，是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条件。
十年后抗日战争以及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上述第三条有了新的更显著的变化。这个时期，陕北革命根据地成了进行抗日战争的红色政权所在地。但是，问题又来了!一种具有妥协倾向的“亡国论”出现了，与此同时出现的是一种产生轻敌倾向的“速胜论”。毛泽东批驳了这两种错误的观点。他通过敌我力量对比的分析，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主张。即初始力量上敌强我弱，但空间上敌小我大，战争性质上“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决定了战争的胜利是我们的，但却只能是持久的一场战争。据说，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阅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以后，把抗日战争的战略总结为两句话：以时间换空间，积小胜为大胜。《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特殊时期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经典之作，它为中华人民取得抗战胜利增加了无比的信心。
但是，只有信心是不够的，甚至只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不够的。打跑了日本侵略者还有蒋介石反动集团。这就不能不说一说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巨大意义。
根据地建设是任何弱小的政治力量得到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方式。远的有中国的农民起义，如元末朱元璋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都是首先进行根据地建设，称王再称霸。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也没有例外。为配合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军事战略战术上采取了敌后游击战而不是运动战，这既保存了力量又得到了发展壮大，先后完成了抗战的“防御、相持、反攻”三阶段，这是大家都熟知的;但军事只是手段，关键在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这为日本投降后中共能够迅速占据大量地盘，获得敌后根据地人民的广泛支持，为其后进军东北和对蒋介石集团进行战略反攻的三年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前进阵地”的作用。这里的一个亮点是政权建设中的“三三制”原则，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统一战线的政权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它广泛团结了抗日力量，避免了关门主义。由此可见，毛泽东把“统一战线”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之一，是有着充分事实依据的。
我们是不是偏离了主题呢?不是的。费这么多笔墨也是为后面将要分析的当前状况做铺垫，同时也是为了用上述革命成功的事例，来说明毛泽东的两句名言：“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以及“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思想路线就是用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体系观察和分析社会现实，这就要求弄通而不是教条地一知半解地对待马列毛主义。政治路线就是实现政治目的的路径或者说政治路线图。例如列宁的寻找薄弱环节，变“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毛泽东的寻找薄弱环节，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等等。后一句话运用广泛，比如在处理与同盟者或友军的关系上，即坚持原则又讲求灵活性。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实行最广泛的团结是共产党用血的教训换来的，等等。
那么，今天的中国工人阶级将怎样创造自己的历史呢?他们都有哪些既定的又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呢?
我们首先来尝试分析一下当前的时代背景。
毫无疑问，今天是一个帝国主义时代，但却不是一个列宁和毛泽东时期那样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世界是个矛盾体，尤其是帝国主义时代。因此，我们进行分析的理论基础依然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重点是借助毛泽东所强调的矛盾分析法，即对立统一法则。
今天的帝国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以美国独大的帝国主义体系正在走向衰败，资本主义已经穷途末路，但还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将通过一场世界大战加速自己的死亡。欧美或将成为最后的帝国主义形态。
这里的根本原因还是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激化所致。与此相伴随的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激化。
上世纪，由于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有力地遏制了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实际地改善了本国无产阶级的生活工作状况，大大地缓解了阶级矛盾。随着苏联内部变修，中国在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指导下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统一战线的形成，出现了中苏美三足鼎立的世界格局。到上世纪后期，随着中国加入美国为首的世界体系，加速了苏联东欧的崩溃，从而形成了今天以国际分工划分的核心，半外围和外围三个层级的世界体系。
关于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层级和运行机理，毛经天在他的《世界体系理论的丰富内涵是什么?》一文中有简明扼要的说明。
“历史上出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由多个民族国家组成的、以资本积累为动力的分工体系。处于这一分工体系的国家可以划分为核心、半外围和外围。在世界市场上，核心国家的生产活动主要由处于科技前沿的、能够获得垄断利润的部门构成，外围国家的生产活动主要由竞争性的、科技含量低的部门构成，而半外围国家的生产活动则兼有这两种类型的部门。因此，剩余价值从外围国家转移到核心和半外围国家，也从半外围国家转移到核心国家。享有超额剩余价值的核心国家能够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来吸引核心资本（即处于科技前沿的资本），提升产业结构；因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而淘汰下来的产业则转移到半外围国家、外围国家。这一机制有助于维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相对稳定性。而剩余价值从外围、半外围向核心的转移，正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为体系的关键。”
上世纪前半叶的世界体系中同样存在着多重矛盾，其中主要有三大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矛盾的核心是垄断资本为了超额利润，围绕着殖民地和半殖民的争夺展开的。但主要矛盾在各个区域和国家表现是不一样的。欧美无产阶级主要政党是依附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俄国布尔什维克是变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为俄国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是利用帝国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开展国内阶级斗争。帝国主义之间暴力争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内部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即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是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特征。
今天我们借助世界体系理论分析当前的多重矛盾，无非是一些排列组合：核心国家与核心国家、核心国家与半外围国家、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半外围国家与半外围国家、半外围与外围、外围国家与外围国家，以及核心国家、半外围国家、外围国家本国内部的阶级矛盾。鉴于剩余价值的转移方向，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半外围与外围、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是国与国之间的三大矛盾，外加一个本国内部的阶级矛盾，这就是四大类矛盾了。
我们以中国为例。中国是个半外围国家，它既存在着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也存在着本国内部的阶级矛盾，那么，它今天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呢?如果同核心国家美国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是本国阶级矛盾，根据主要矛盾的解决，次要矛盾将会迎刃而解的原理，中国进入核心国家，从而获取超额利润可以用于安抚中国四万万工人阶级，阶级矛盾就可以暂时得到缓和。但是，中国显然不具备进入核心国家的条件，况且美帝国也不会允许其造成竞争的威胁。
“中帝论”者认为，中国已经或即将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而且是个要同美帝争霸的帝国主义国家，从而认为可以满足列宁时代俄国的革命条件。另一种观点恰好相反，认为中国即将成为美帝的殖民地附庸国，已经到了要救亡图存的阶段。但是这两种观点的共同点是，均把民族矛盾作为主要矛盾。这是值得商榷的。
如果中国统治阶级把维持和巩固半外围国家地位作为既定方针，那么，国内阶级矛盾就会是主要矛盾，这应该是接近事实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中美贸易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中国要保，美国要拆!
世界体系是个发展不平衡的体系，中国当前也是个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这主要是东西部区域发展失衡的问题。
前三十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为了平衡历史上东西部区域两极分化，采取了东北和沿海支援内地建设的战略，后期作为国防战略大后方的“三件建设”最具代表性。后四十年为了参与国际分工和构建市场经济，采取相反的措施，导致今天东西部区域两极分化急速加大。
人们惊呼，东北在沦陷(最近沦陷了的是私有化了的东北疫苗生产企业)!当年共和国的长子东三省，近年来经济增长在全国垫底。事实上，除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个东部的经济发达区域，其他内地省份都需要中央转移支付才能维持地方财政平衡。
如果中国的半外围国家地位不保，中央向东北和西部转移支付的能力就会消弱，东三省和西部如何实现地方财政平衡就是个问题。
去年秋季，受吉林省政府委托，林毅夫团队出了个报告：《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已公布就遭到新自由主义市场教的猛烈抨击，谴责说这是要回到计划经济。其实，林毅夫还算不书呆子气，应该知道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摧毁了东北经济，而“吉林报告”也就是强调了一下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经济措施罢了。
实际上，只有计划经济才能拯救东北经济。也只有计划经济才能拯救西部的衰落。尤其是三线建设地带，这里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这里集中着遭受市场经济之苦的国企老工人，这里是中国的资源能源储藏地，这里也是新工人的老家、劳动力的供应地。这里有建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特区的一切良好条件。
今日中国面临的问题多而复杂，单从现象上来说，有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广大劳动群众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基层政权瘫痪、黑社会泛滥，一般劳动者有理无处讲、有冤无处申。虽然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比以往确实提高了，但是环境已经崩溃，数以亿计的人民经常与毒空气、毒水、毒食品打交道。癌症村遍及全国;普通群众不仅喝不上一口干净的水，连呼吸一口干净的空气也已经成为奢望!
虽然经济目前仍在增长，其基础却是很不牢固的，其内在的矛盾在日益积累，物极必反，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一旦经济崩溃或者仅仅是经济增长大幅度下滑，各种矛盾集中爆发，是可以预期的。
所有这些现象，虽然错综复杂，但是归根结底，其真正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一个，那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已经变色、经济已经变质，从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变质为私有制主导的、以少数人发财致富为目的的市场经济。
毛泽东说：“纲举目张”。在经济上，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是“纲”，其它都是“目”。
那么，怎样解决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呢?
我们主张，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搞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特区。
根据当前中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中国境内不仅可以设立深圳、上海浦东新区这样的市场经济特区，以及更多的资本自由进出的自由贸易区，还可以设立特别行政区，即实行“一国两制”。那么，在中国境内也就能够设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特区。它将是消除两极分化的、解决劳动人民各种具体困难的有效途径。
那么，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区域来搞社会主义特区呢?
原则也很简单，就是选择一个多种条件有利于某事物由弱变强的地方。理论上讲，就是由于在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必然存在一处己强彼弱有利于自己成长的环节，这个环节也叫薄弱环节。掌握了这个规律，人们就可以促使矛盾的次要方面向着主要方面转化，从而在局部改变事物的性质，进而对其他地方或方面产生示范作用，再由量变的积累到质变，最后达到质的飞跃。
俄国十月革命就是这样，首先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爆发并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的武装割据、建立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等，也是这样。改革开放也是这样，先从毛泽东时代的“软肚皮”农村掀起，然后又在资本主义影响最强大、社会主义较容易动摇的一些地方，设立深圳特区、上海浦东新区，进而向全国扩展。
那么，在今天，东北地区和三线地区就是个建设计划经济特区的好地方。关于这一动议实现的政治条件这里暂且不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是否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
我们以三线地区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三线地区，首先是一个国防战备概念。“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就是这个时期的响亮口号。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在现代武器向战略武器发展的时代，有了战略大后方，何须花大价钱在海洋上摆排场。所以，依其受外敌侵袭的可能性和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多从东南沿海侵入)，划三道线形成三个地区。一线地区就是位于沿海和边疆的前线地区;三线地区就是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后方地区(京广线以西)，共13个省区;二线地区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其中川、贵、云和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一、二线的腹地俗称小三线。军事上划分的三线地区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这一地区位于我国腹地，离海岸线最近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山脉作天然屏障，成为我国理想的战略大后方。从行政区域概念来说，三线地区就是不包括新疆、西藏、内蒙古的中国中西部内地。
三线建设，是在遭遇美帝苏修战争威胁的情况下，同时为消除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三线地区进行的一场规模空前的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从1964年至1978年历时14年中，共建设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形成了一个门类齐全的科技工业体系，国防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布局。
然而，改革开放后，实施了引进外资发展沿海的战略，三线建设中止。同时，在国防工业民用化，基础工业市场化的主导下，这些依照靠山、分散、隐蔽选址三原则建设的工矿企业因为转型困难而相继衰败。今天还能给人们留下三线建设记忆的有：攀枝花、酒泉、金川等钢铁冶金基地，长城、水城等大型钢厂，成昆、襄渝、川黔、阳安、青藏(西格段)等铁路干线，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酒泉、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六盘水、渭北煤炭基地，贵州、汉中航空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长江中上游造船基地，四川、江汉、长庆、中原等油气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湖北中国第二汽车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制造基地，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
不能把三线建设项目单纯看作是国防战备的需要。在战争威胁成为主要矛盾之前，解决历史上东西部发展失衡问题，是建国初期经济建设布局的主要方针。
“一五”计划时期是新中国进行的第一次西部大开发。在苏联援建的156项大型工程中(实际是150项;后赣南电站改为成都电站，陕西422厂统计重复，另4个项目因地质问题没能施工)，除去43个军事工业项目(其中有16个在陕西)，107个民用工业项目中有48个在中西部地区(三线建设时期以京广线划分东西部)。其中陕西以西安为主有8项，河南以洛阳为主有8项，甘肃以兰州为主有7项，山西以太原为主7项，云南4项，内蒙古3项，湖南3项，湖北3项，四川2项，河北2项，新疆1项。“二五”计划时期，西部仍然是工业建设重点。以陕西为例，从1953年到1962年，在陕西建成了中国航空工业基地、电子工业基地、兵器工业基地、纺织工业基地，同时宝成铁路建成，并开发了铜川矿区。建国前陕西仅有四所大学，这期间建成17所高等院校，使西安成为仅次于北京、上海的高等教育中心。
据统计，从1949年到1960年，西部七省区(川贵云陕甘宁青)社会总产值增加了3.38倍，工农业总产值增加了7.49倍。农业总产值与工业总产值相比，由1949年的78%比22%，变为1960年的36%比64%，西部地区工业产值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农业产值。
改革开放后，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逐年扩大，出现了两极分化。据测算，1998年，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79%和66%。所以本世纪初，我国又进行了第二次西部大开发。这次所谓的大开发，不仅没有缩小差距，反而加速了东西部的两极分化。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和南水北调是这次西部大开发中的四大标志性项目，从中可以看出，这种所谓大开发实际就是在攫取西部的能源和资源。我国少数民族主要集聚在西部，这种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必然埋下区域民族矛盾的隐患。
这种以西部(一下“西部”这个概念也包含东北三省)的衰落为代价，利用西部的人力物力、能源和资源为世界市场提供商品的生产方式必须改变。
在三线地区设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特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
五、组织起来，建设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三线
毛泽东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按照这一精神，我们的思想路线，今天可以表述为，把马列毛主义普遍真理同当前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政治路线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在三线地区恢复计划经济，重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经济制度，建设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特区，进而引导其他地区回归社会主义。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设，为我们今天的三线特区建设提供了极好的素材。这些素材中既有成功有效的经验，也有应当避免的教训。只要路线正确，当年能够取得三线建设的辉煌成就，今天也就能建设好社会主义的三线特区。
本来，在人力、技术和自然资源上，西部地区有着独特的优势。但是近几十年来，三线地区的厂矿企业却是在走向衰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型困难，这是人所共知的。这些实际情况说明，私有制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不适合中国的广大西部地区。要改变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只能靠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
于中央而言，三线特区只要政策，不要投资。三线地区人民将会利用这里的一切有利条件，发扬三线建设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恢复经济，保障就业，消除两极分化，搞好民族团结，建设好中国的战略大后方。
当然，要在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回归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必须要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所以，我们设想，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在全国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在沿海各省区，将继续实行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制度。此外，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中国还必然要参加并且服从资本主义的国际分工，与跨国资本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这些条件仍然存在，社会主义的三线特区，就不可避免地要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以及全国范围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包围之中。
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国的私有制市场经济还是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制度，都面临着深刻和不可克服的矛盾，它们即将面临更大的、前所未有的危机。无论是中国和外国的劳动人民都在经常进行着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打击着各个地方的资本家和贪官污吏。这些条件决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区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存在和发展;但是也决定了，这样的社会主义特区，其所实行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在一个时期内，还不可能是完全社会主义的，而只能是半社会主义的;其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在巩固和发展地方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基础上，按照有计划按比例的原则，稳步地发展地方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消除私有制市场经济所造成的一些最突出、最恶劣的弊端，从而扩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并总结经验教训，为在全国范围回归社会主义奠定巩固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中有这样一条朴素的经验，即干部靠教育，群众靠示范。结合社会主义建设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领导的原则，特区建设工作可以先从现有的地级城市入手。因为在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过程中，省会城市均向消费型城市转化，产业工人被边缘化;而在人民公社解体以后，绝大部分农村地区的集体组织都已经瓦解，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老龄化”。相比之下，地级城市多为传统的工业城市，转型困难，私有制市场经济比较薄弱，而工人阶级却比较集中。以地级城市为支点，有利于发动和组织当地的工人阶级，并通过其下辖的各农业县，建立起广泛的工农联盟。
下面，提出一些社会主义三线特区的初步建设方案：
（一）政治制度
一个属于劳动人民的政权是一切有利于劳动人民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的根本前提。没有劳动人民的政权，就没有劳动人民的一切。
在社会主义的三线特区，应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实行民主，对贪官污吏、不法资本家以及与他们勾结的黑社会实行专政。
应以工厂、商店、公司、农场、合作社等劳动场所为单位由劳动群众选举产生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并由基层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再选举产生市一级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并由劳动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特区范围内的一切政治权力，选举产生并且监督各级工农民主政府。
（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成立社会主义三线特区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统一领导特区范围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三线特区国民经济经济管理委员会由特区范围内所有地级市的劳动人民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任命，负责制定并监督执行特区范围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决定消费和积累之间的重大比例关系，直接掌握一部分积累基金，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逐步扩大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保障劳动人民的就业和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并逐步消除私有制市场经济遗留下来的一切痼疾。
（三）特区财政
特区内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实行社会主义的财政制度。
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地方全民所有制企业上缴的利税;其次是没收境内贪官污吏以及不法资本家的非法所得，并适当提高对资本家个人以及私营企业的征税。
财政支出的主要用途，一是发展地方的全民所有制经济，二是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发展地方的公共教育和医疗，并解决人民的住房问题。
对旧政府的留用人员，一般应实行原职原薪的政策，但是同时，必须坚决地打击贪污和浪费，做到勤俭节约。
要在实际斗争中发现和提拔一大批来自劳动群众(特别是来自工人阶级)的新干部，用以充实和改造工农民主政府的各级部门。在工农干部中，要按照巴黎公社原则，废除一切特权，实行低薪与义务劳动相结合的工作制度，在干部中杜绝发财致富的思想。
各级劳动人民代表大会要对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实行经常和有效的监督，对不称职的干部随时予以撤换;对于腐化堕落分子，则给与严惩。
（四）全民所有制经济
地方全民所有制经济(即国营经济)将是未来特区国民经济的基础和领导部门。
特区地方国营经济由下面几个部分组成：
第一，在经过历次私有化冲击后仍然残存下来的地方“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对于这些原国有企业，应该实行民主化改造，建立新的企业民主管理委员会;企业民主管理委员会应由地方劳动群众代表、三线特区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代表和企业职工代表组成，负责经过改造的国营企业的日常管理。
第二，凡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历次私有化进程中被贪官污吏和不法资本家非法侵吞的全民所有财产，工农民主政府应当予以没收，并在此基础上或者恢复、或者新建一批地方国营企业。
第三，由特区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和特区境内各级工农民主政府运用财政收入或银行贷款新建的地方国营企业。
第四，由特区境内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根据特区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或其它政策向私人资本家赎买而形成的地方国营企业。
所有特区境内的地方国营企业，都必须服从特区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所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其它的统筹管理政策。
（五）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范围
特区经济发展的总的方针，是稳步地扩大地方全民所有制经济在特区国民经济中的比例，直至其占绝对优势。
在特区经济建设的初期，应力争尽快实现全民所有制经济对以下各部门的垄断：
一，采矿业。通过煤炭、有色金属等的采掘而形成的垄断利润应归地方工农民主政府所有，以作为地方工农民主政府的可靠的财政收入。对该行业的国有化，有利于改善采矿业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保护矿产资源、优化当地生态环境。
二，大中型商业。特区境内的一切大中型商业应归地方工农民主政府所有，以利于地方工农民主政府获得所有由流通环节产生的利润，作为地方工农民主政府的可靠的财政收入。对该行业主要部分的国有化，有利于地方工农民主政府监督并控制城乡贸易和省内外贸易，巩固工农联盟，并减少境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挫败资产阶级通过经济手段实行颠覆的阴谋。
三，建筑业。特区境内的一切为了盈利或非盈利目的的建筑业务应由地方国营建筑业企业进行。这有利于改善特区境内劳动群众的居住条件并有利于地方工农民主政府限制、调节私人资本的发展。
四，房地产业。特区境内的一切住房和商业办公楼的销售、租赁业务应由地方国营的房地产管理部门进行。只有这样，才能根除房地产投机及其对广大劳动群众造成的深重危害。
五，金融保险业。由特区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建立全特区范围内统一的国营地方发展银行，致力于特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除中央直属的银行和其它金融保险业企业以外，特区境内的其它一切银行或金融保险机构，如外资银行、“民营”银行或特区外地方政府所属银行，均应由特区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接管并合并入特区国营地方发展银行。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并且应号召特区人民将所有储蓄存入特区国营地方发展银行，以作为各级工农政府财政收入的有效补充，为特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充足的积累基金。
六，其它一些关系到劳动群众切身利益而地方工农民主政府又有能力加以改造的部门，如食品制造业、药品和医疗器械制造业、劳务派遣业等。
特区境内的地方工农民主政府应对在上述各部门中营业的一切企业(中央直属企业除外)实行国有化和民主化改造。
除了确为贪官污吏或不法资本家所拥有的非法财产应由地方工农民主政府没收以外，国有化改造一般应采取赎买的办法。即由地方工农民主政府对有关资产进行评估，并按照其评估价值发给原资产所有人与评估价值等值的地方工农民主政府债券;地方工农民主政府承诺按照债券所规定的时间还本付息。
（六）教育、医疗、文化事业
特区境内的教育、医疗和文化事业(如图书、电影、音乐、戏剧等)应全部经过民主化改造，由特区境内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接管并按照“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从事经营和管理。
一切教育和文化事业的目的，都不是盈利，而是要使广大劳动群众成为有知识、有文化、有觉悟的劳动者，建设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
一切医疗卫生事业的目的，都不是盈利，而是为了确实改善广大劳动群众的身体健康，为广大劳动群众体力和智力的自由和充分发展奠定最可靠的基础。
（七）住房
凡属贪官污吏和不法资本家非法占有的住房，应由地方工农民主政府没收，并用于劳动群众居住。
在对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实行国有化、民主化改造以后，地方工农民主政府可以建设一批公有住房，廉价出租给劳动群众，解决大多数劳动群众的居住问题。
对于确有严重生活困难、无力支付房租的最低收入劳动群众，可以由地方工农政府提供一批救济性质的简易住房，临时解决其迫切的居住问题。
对于超过合理居住标准的私有住房，地方工农民主政府应向其征收房产税。
（八）资本家和个体户
对于一般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地方工农民主政府保障其合法私人财产和经营权益。
所有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都必须遵守地方工农民主政府的各项法律和政策，保障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并依法纳税。
对于高收入的资本家和个体户，地方工农民主政府将征收累进所得税。
（九）中央直属企业
在外部环境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前提下，特区境内的地方工农民主政府应注意不要触动境内各中央直属企业的利益。
但是，特区各级地方工农民主政府可以要求境内的中央直属企业遵守地方工农民主政府的各项法律和政策，维护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并鼓励中央直属企业的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等形式参加所在企业的民主管理。
（十）农村
在特区境内的农村地区，凡是在有条件和群众自愿的地方，应鼓励农村劳动群众逐步恢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式的集体所有制经济。
在农村的其它地方，应由各级地方工农民主政府派出工作组，通过征购，将农村地区的土地所有权由名义上的基层村社所有转变为地方全民所有;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国营农场。
（十一）环境保护
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和国内私有制市场经济包围的大环境下，特区境内的地方工农民主政府尚不可能进行全面的环境保护改造并进而实现生态可持续性。
但是，各级地方工农民主政府可以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一些最严重、最恶劣的环境污染问题，消灭癌症村，并在若干社会主义国营农场中进行生态农业的实验。
毛主席曾经指出，中国人民以往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中外反动派的压迫，其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民没有组织起来。只要组织起来了，中国人民就不仅可以站起来，而且还是惹不得，惹翻了，将是反动派们所受不了的。
今天，广大的劳动人民，又陷入了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但是假以时日，总归还是要组织起来的。只要组织起来，就没有什么困难不可以克服，没有什么艰难险阻不可以战胜。
只要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就不仅能够建设好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三线，或迟或早，还要建设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2018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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