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六月的C讲坛，我们请到了担任过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项目统筹、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的社会工作者李大君，为我们讲述“底层江湖”的精彩故事，看不见的“城市边缘人”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以及当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感谢志愿者张丽华、常常、竹捷宠、Trish、吉利、嘟比嘟和Janey的整理。没能来现场的小伙伴可以阅读这篇文字整理稿啦～
“尘肺病人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那些城市的边缘人，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当明欣给到我这个题目时，我想到了九年前，我在一个论坛做过一个有关尘肺病人维权的分享，那时，我在组织和推动一些北京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协助在深圳罹患尘肺的湖南籍风钻工进行尘肺病维权。分享结束后，一位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女记者问过我一个类似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会参与这个事情?这些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当这两个问题问出来的时候，我其实有点懵。我也接受过其他记者的访问，但都是围绕尘肺病这样一个社会议题展开。所以当这名记者对关注这个事件的人感兴趣的时候，我竟不知道如何回答了。我下意识地愣了一下，然后说了一句“就应该这样做啊”。
是啊，这些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律师，也没有哪个基金会来支持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没有资助，做这样的事情还得往里面贴钱。但我们就做了，直到现在遇到类似的事情我仍旧心潮澎湃。多年后，这位已经转行的记者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流传范围挺广，她在一开篇就写到了九年前她和我的这段对话内容，文章的名字叫《做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问题吗？》——经常关注C计划的伙伴应该对这个题目很熟悉，笑的人都是C计划的铁粉儿。感谢C计划联合主创蓝方，她替我解答了九年前她曾经问过我的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一个过去
C讲坛有个规矩，就是能站上来开讲的人，都得首先自我袒露，讲讲自己的故事。那么，我就先从我的思想启蒙开始吧。
我在河北农村长大，对门的伯父是一位在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工作的转业军人。他一年很少回家。但是每次他回家，我都会第一时间过去——因为他会给我带好吃的东西。六岁那年，我在翻他的包里面有什么好吃的东西的时候，翻到了一本书。那本书上的字我不认得几个，但里面的一张照片吸引了我，照片上的人很特别，头发和胡子连在了一起，比我现在的头发胡子壮观多了。我盯着这张照片看了一会儿，问了一句：“大大，照片上的爷爷怎么吃面条啊?”这是一个典型的吃货问题。但我的伯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估计他觉得这个“吃货”问题比较难回答，他说这个人叫马克思，是个很厉害的老师。我那时还不知道“厉害”这个词语有多种意思，“厉害+老师”，我就很自然的把马克思跟我这位伯父的爱人(我的大娘，也是我的小学老师)联系在了一起，因为我的大娘很厉害，我有点怕她。但那一年我所记住的不止是马克思的头像，还有书的扉页上那一句红色的小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我不懂“无产者”是什么意思，就问我那只上到高小就毕业的父亲，我的父亲说：“什(省)么是无产者，无产者就(豆)是什(省)么都没有，连头毛驴都没有。”在八十年代的河北农村，毛驴是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标配，如果没有毛驴这种基本的生产要素，说明这户人家真够穷的!但仅仅只过了一年，我对“无产者”的理解就更深刻了。
1988年，“让你鸡犬不宁的计划生育大革命”刮到了我们村，我在中午放学回家时，亲眼见到一户怀着二胎的人家，因为媳妇躲了起来，结婚的新房子被扒了，黑白电视机、洗衣机等当时结婚的“标配”全部被拉走，连同拉走的还有家里那头毛驴，这个家里唯一留守的是家里的老父亲，他是参加抗美援朝的退伍军人，他躺在推土机前面，不让推土机过去，但很快被三四个壮汉抓住手脚甩了出去。他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我觉得那个爷爷很可怜，他们一家人都成了“无产者”。这是我对“无产者”最早、最形象的认识。
但厄运很快到了我家，因为我也是超生的，地方规定，1981年1月1日之后出生的非头胎都得交罚款。计划生育队来到我家要求缴纳社会抚养费，我的妈妈跟他们理论，说孩子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喂大的(我当时在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也很疑惑，后来才知道这句话的正确说法是“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我妈妈接着说，我们上学交学费、看病交药费，就连盖学校的钱和小学老师的工资都是我们村民自己凑的，跟社会有啥关系?但计划生育队的人和村干部天天找，后来连小学老师都开始找了。小学老师比较文明，苦口婆心挨家挨户找已经超生的家庭做工作，让大家交罚款，核心内容就是“地球资源是有限的，你超生了，就挤占了别人的资源”，诸如此类，村子里的喇叭上也是天天讲超生是有罪的。舆论的力量很强大，虽然人们一开始有抵触，但慢慢人们也就开始认同超生有罪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缴纳罚款，也包括我家。
那几年中国农业已经呈现增产不增收的衰败迹象，加之那两年“价格闯关”失败造成的通货膨胀，农民家里没有多少现钱，计划生育又让很多人家把不多的现钱全都上交了上去，所以人们开始想着外出打工挣钱了。
1989年，我爸也加入了打工潮流，就在天/安/门/广/场旁边做一些建筑的修复工作。那一年已经开始有工资拖欠的现象了。到了腊月，当初把大家带出来的带班说要去找钱，工地上需要有人留守，就把我爸留在那里。那时没有手机等诸如现在的通讯设备，工人迟迟等不到带班的消息，平时向带班借支的生活费也快用完了，索性拿不到工资的工人陆陆续续把工地上的小型器械偷回家，以算作补偿，偷得人多了，就算不上偷，作为看管材料的父亲，拦都拦不住。最后，工地上只剩下我的父亲，除夕那天上午，带班灰头丧气回到工地收拾被褥准备回家，竟然发现我爸一直还在，他骂我的父亲“你傻呀!别人都拿，你怎么不拿，就在这儿傻等着!”当天下午，带班买了他和父亲的车票，父亲踏着月色，赶在1990年农历新年来临时，出现在了我们全家人的面前。这年春节还不是最惨淡的一次，因为带班在来时给了父亲一些钱。还没有出正月，带班就要回来了一些工资，把大家的工资发了一部分。
第二年，我爸就没有再去打工。直到1993年他再去打工的时候，情况更糟了，建筑行业拖欠工资的情况更多了。全国建筑行业进行了改革，不再聘用固定职工，全部是劳务分包，大大小小的包工头雇佣农民工干活。而且，那些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可能连维权的途径都没有。因为就在1992年，1992年国务院将1982年的救济性法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歧视性修订，出台了《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将无身份证、暂住证和务工证的流动人员被定为收容对象。所以那时候你被拖欠工资，基本上不敢去维权，因为很有可能会被当成“三无人员”被收容监禁。这年的春节是最惨淡的，是我记忆中唯一一次春节没有吃到肉的年。不仅因为过去一年爷爷重病花了不少钱，父亲打工一分钱都没拿到，我在棉纺厂打工的大姐也开始莫名其妙地开始咳嗽和气喘了。
我自己第一次亲身经历什么叫“无产者”的春节，不仅无产，创造了剩余价值的无产者，竟然连一分钱的工资都拿不到。
直到多年之后的大学时代，我才知道1993年注定要成为中国劳工历史上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发生的很多事情都与打工阶级的命运息息相关。蝴蝶振一振翅膀，他们就得躺枪。
我的大学专业是社会工作，但大一那年我是在信息管理学系读的书。这个系在我们上大学这一年才改名“信息管理学系”，此前它叫“情报档案学系”。大一结束后，我们社会实践去昆明一家派出所整理刑事档案。里面有一个案子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个地下工厂组织工人集体吸毒。当时我们几个同学就在想，工厂主为什么要组织这些工人吸毒，而且是工厂主自己掏钱给工人吸毒。经过询问办案民警，我们才了解到这是一种让人止瞌睡的廉价毒品，人一犯困的时候，喝了就会精神起来。工厂为了让工人长时间加班而给工人提供这种毒品。这个案件对我的触动很大，这些吸食毒品的人也很特别，它带给了我两点思考：一是这些工人难道不知道长期吸食毒品会上瘾吗?二是这些工人为什么可以长期允许自己这样做?他们难道不可以换一份别的工作来做吗?
直到几个月后，在大学图书馆看到一本杂志，我才知道我上述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大二下学期，我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了这一年的《天涯》杂志，上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谭深老师组织学生对1993年深圳致丽大火受害女工的书信分析以及后续跟进访谈。1993年11月19日，港资企业深圳葵涌致丽工艺品厂发生特大火灾，87名平均年龄不足18岁的工人失去了生命，有名单的伤者51人。这是一家给某跨国玩具品牌做代工的港资企业，这些女工生前每天加班加点，每月所得也不足200元。里面一则故事刺痛了我，其中一位女工叫王小芳，遇难时21岁。1993年11月14日，她在给家人的信里这样写道：“由于要回家过春节，这次只能邮200元回家，还得把回家的路费、打杂费留着……也许我们在腊月初几回家……过完春节我们完婚后，明年还打算出去。”这个计划在春节前回家结婚的姑娘5天后死于大火。11月20日下午，小芳的父母接到女儿死亡的电报，这封信件还在路上。从更多的信件里，我终于明白大家为什么不选择换厂，为什么不选择不加班?因为所有的工厂都是一样黑，因为工资太低不得不加班。
1993年的致丽大火，对这些女工的家庭产生了深深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了中国的法律，更为重要的是它影响了一批貌似和这场大火的受难者无关的人。这些人在这场大火之后，成了了关注女工、关注劳工权益的公益机构。而于我，我也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可能的机会去接触和关注城市的边缘人群。
生命没有预设，它只是不断被塑造
尽管有了上面的体验和认识，但我在毕业时并没有明确的选择。更不知道还有劳工组织这类公益机构。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环保与农村发展。2003年秋，我来到云南丽江拉市海工作。2004年、2005年，珠三角地区连续两年的“民工荒”促使一些工厂开始来中国西部省份招工。来丽江招工的企业主要是位于广东惠州的台资和港资企业，工厂给这些少数民族的工人工资非常低，一个月加班加点也只有两三百块钱。而且，我发现男性需要考试，而年轻的小姑娘则不需要考试。后来传出来女生需要去“伺候”这些招工的人。我所工作的项目区域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就去调查，去找媒体来揭露这些事情。虽然，这股风刹住了，但没有一个受害者站出来去说这个事情。
后来，这样的情节被作家曹征路写进了他的小说《问苍茫》。这部小说最初发表在《当代》2008年第六期，书中讲到，广东企业到贵州招工时，一些偏远地区的女孩子被选上以后，都要去陪那些招工的人，里面用的词叫“开处”。故事的主人公则是一个已经在国企下岗的党委书记，因借着2001年私营企业主可以入党的东风，主人公去了私企做党委书记。《当代》杂志对《问苍茫》这部小说的推荐语是：“身为私企的党委书记，领着资本家的工资，面对劳资纠纷与冲突，他该替谁说话?过去从属政治，现在依附资本，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又该去何处寻找家园?”
我觉得这本书是在敲打我自己，多读的这几年书，为得是什么？努力做个有钱人，做个有良心的社会企业家，让更多人的命运得到改变？事实上，我做过这样的尝试。
那几年有本书特别受追捧，书名叫《如何改变世界》，里面讲到了社会企业的一些案例。
这本书讲的是改变世界的方式不是马克思，也不是革命，而是社会企业。2008年，我们在北京北五环外的一个流动人口聚居区开办了一个餐厅，叫“新工人食堂”。
2008年开设的“新工人食堂”
我们的设想特别宏大。前面是餐厅，后面是工人活动中心，用餐厅的营业收入盈余支持人间新工人食堂。就此，我们还真是认认真真地做了一次市场调研。我们的调研结论是这地方所有餐馆用的都是地沟油，虽然地沟油做的小笼包很好吃，但长期吃不健康。这里的餐馆服务人员心情也不愉悦，因为要经常加班，但是也没有加班工资费。我们决定办一个有良心的餐厅，使用健康的油、给我们餐厅的服务人加班费，重要的是每周有休息日。大家听到这里笑了，结果你们懂得。实际运营中，我们费劲了很多力气，最好的结果也只是收支平衡。
我发现社会企业不能改变世界，至少改变不了劳工的世界。我面临两个选择：要么逐底竞争，别人用地沟油，我也用，让餐厅活下来;要么死去，去做比社会企业能更改变世界的事情。
就在这年夏天，深圳“尘肺门”事件帮我完成了向劳工工作领域的全面转向。从20年前第一次遇到马克思，知道“无产者”这样一个词汇后，我终于完完整整地踏进了这个领域。
在遇到尘肺病人之前，我对尘肺病并没有具象的认识，虽然就在此前两个月发生了张海超“开胸验肺”的事件。2009年7月，深圳爆发了湖南籍风钻工人在深圳罹患尘肺病的维权事件。由于这个事件带有的政治敏感性，当时广东的公益机构参与不多，而我最初也只是以个人身份先去接触一下，也并未下决心要参与。跟几位尘肺病的维权代表第一次会面安排在了一家火锅店的三楼包间里，我自认为想得很周到，湖南人喜欢吃辣，点辣的。
但是，就在我等待他们的时候，耳边响起越来越清晰的爬楼的脚步声，缓慢且沉重，好像爬楼梯的人背着千斤重担。直觉告诉我，可能他们到了。我便向门口张望。门一开，几个迫不及待的人闯了进来，破门而入，满头大汗，坐下大口地喘气。不再需要任何解释，他们贪婪的喘息声足以告诉我他们的肺已经无力再支撑他们的生命了。仅仅三层楼的高度，他们的喘息只能用“拼命”来形容。用尽全力，大口而急促地吸入空气，已经失效的肺叶却不能留下足够的氧气给他们的身体，每一次呼吸都是一次巨大的体能消耗，迫使他们必须快速地进行下一次呼吸。我忘记了给他们打招呼，他们的每一次拼命的呼吸都纠结着我的心，我的心脏、我的整个呼吸系统也开始不由自主地跟随他们的呼吸频率跳动和喘息起来。如今，这几位代表都已离开人士，但我依旧能想象我们见面的场景。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实的尘肺工人。就只看了这一眼，我就知道，我已经没有办法只做行动的观察者了。就在这个暑期，我们紧急动员大学生志愿者和他们的老师，做调研、陪同工人去静坐、给市长写信、联系媒体和一些文化名人，我们穷尽了我们所能想到的和所能串联的力量去做这样的事情，而没有去想，我们为什么要介入?我们从北京大老远跑到深圳去介入一起劳工事件，值得吗?
而且，这起事件真正介入进去才发现没那么容易。因为超过90%的维权工人都没有劳动合同。根据当时的法律，做职业病认定的前提条件就是首先要认定劳动关系。这个规定本身是不合理的，尤其是对于尘肺病这样的一个病种。有些职业病病种，可能是在职业以外患上的。比如，职业病名录中有一种职业病叫白血病，如果你在诸如制鞋厂等经常跟含苯的物质打交道的职业岗位上，就容易得白血病。但是没有接触过职业危害人，也可能因为遗传或基因突变等原因，患上白血病。在这种情况，一个白血病人要证明你的白血病是因为工作而不是先天患上的，就得需要认定劳动关系、进行职业病诊断。
但是尘肺病没有先天的，没有哪个人是从娘肚子里一出来就换上尘肺病的，尘肺病一定是在工作中接触到粉尘，有粉尘危害才患的病。因此，尘肺病完全没有必要以劳动关系为先决的认定条件，只要有医学诊断就能认定为职业病。但是，职业病诊断部门要求必须有劳动关系才能做诊断时，尘肺病工人就非常难办。所以在尘肺病人这件事上，我们一直在推动的是，工人能不能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可以直接做诊断，根据他的病理性进行诊断。所以我们调用了很多资源来做这件事，除了媒体外，仅深度卷入其中的高校师生就有十几人，最后这些学生都选择了以劳工这一议题作为自己就业和专业授课的方向。
这起维权事件集中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我们的报告得到了高层领导的批示，也应邀参加了卫生部和人社部关于职业病防治法修改的座谈会，推动了职业病防治法的修改，也推动地方政府为尘肺病人做一些补偿性的救济。
但这些补偿性的救济只是杯水车薪，根据“大爱清尘”的调研，中国累计有600万尘肺病人，但是被官方认定为尘肺病的只有60多万。
尘肺病更是一种社会病
尘肺病是职业病，更是一种社会病。男人们被尘肺病夺走生命的背后，是作为共同体的村庄在经济上走向破产、精神上逐渐颓废和伦理关系的迅速解体。这种变化是农村被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后产生的多重边缘化的后果，以经济能力来决定社会地位，大到中国的整个农村，小到家庭的老人，都在被边缘化和被遗弃。
从左至右依次为身患尘肺病的耒阳导子乡曹氏三兄弟，老大曹金、老二曹斌、老三曹满云。2011年腊月，曹斌到深圳，接弟弟曹满云回家过年。那时，曹满云瘦得不到70斤，不断咳嗽，脸涨得通红。回耒阳的路上，他说，哥，我实在受不了了，你帮我买瓶农药吧。“再坚持坚持，过完春节给你买。”曹斌就这样安慰弟弟。回家后，曹满云住进了耒阳市中医院，第二天，他从七楼病房跳下，自杀身亡。当时大哥曹金刚从长沙住院回来，他一直流泪，但呼吸困难，吸了很久的氧气，才哭出声来。2013年4月的一个下午，曹金选择了喝农药自杀。2014年11月，在我们最后一次探访曹斌家庭三个月后，曹斌因肺部停止扩张收缩窒息而死。多年来一直饱受尘肺折磨的三兄弟的生命如尘埃般落定。
就在今年五一期间，我和伙伴再次探访耒阳导子乡的尘肺家庭。曹氏三兄弟的老父亲手捧着三个儿子的遗像，已经没有了眼泪，也没有了对生活的憧憬，一个白发人先后看着自己三个儿子饱受折磨着死去，心已经死了。他给我说：“他就只剩这副皮囊了。”
回想2009年，已故尘肺工人徐一龙的妻子从深圳回到耒阳双喜村的老家时，她在荒草丛生、落满灰尘的家中对我们说：“这就是我家里的房子，地上长满了草，灰那么厚，门几年都打不开了，我回来也不敢住这里。你知道吗，深圳那时候还像我们这边一样，草长得这么高，都是他们出去盖出来的房子。”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如今，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一个不夜城，发达的供电系统让它的夜晚灯火通明，令人炫目，然而对于六百公里外的耒阳导子乡来说，因为线路老化造成停电却是家常便饭。2014年夏，我从深圳来到双喜村的第一个夜晚，导子乡整夜都在停电，闷热难耐，这让我想起了一位2013年离去的尘肺工友，因为一次停电后氧气机无法使用，双喜村尘肺病人周立华再也无法忍受病痛，上吊自杀了……
自那以后，我开始去关注工伤、职业病的议题。就在2009年我跟进湖南风钻工人维权的期间，一个不用戴手铐的死囚犯吸引了我。当时媒体报道出来时，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刊登的那张照片，照片上的死囚犯右手已经没有了，他用左手在判决书上签字——这人叫刘汉黄。
失去了右手的刘汉黄 | 图片来源：网易新闻
刘汉黄是贵州人，2008年在台资企业打工的时候出现工伤事故，右手手掌被切除。工伤发生后，但工厂不予赔偿。刘汉黄提起劳动仲裁，仲裁委裁决工厂赔17万，但是工厂只同意赔偿5万。刘汉黄不断找工厂协商，一直未果。于是，在这样一场博弈中，受害者刘汉黄彻底失去了耐心和信心，在最后一次去工厂谈判无果的时候，左手手持弹簧刀，刺杀了工厂的三名“台干”。这个事件发生后，台湾的媒体渲染台湾人在大陆的安全受到威胁，要求判处刘汉黄死刑，大陆的官方也要求严办此事，大陆的工会基本上是失声的。后来，台湾的一些工人组织和大陆的一些劳动组织联合起来声援刘汉黄，原本要“死定了”的刘汉黄才被改成了死缓。
这些事件让我愤怒。当看到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时，我觉得我很难不去把自己与他们关联起来，不去做些什么。为什么违法的企业可以这么理直气壮？是谁逼得受害者成为“凶犯”？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在2009年的尘肺病事件之后，我们继续关注工伤、职业病以及欠薪的事件。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我们是身体力行的去做工人的维权工作。开始做一些研究、报告，做一些倡导。关于工伤、职业病，我们所做的工作是用长达七年的时间，完成调研、撰写调研报告。后来越来越多的一些工人事件，推动了一些报告被高层重视。
最终，我们在工伤职业病这方面的政策呼吁也取得了一定实效。现在大家去看我们的社会保险有五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覆盖率最高的是工伤保险，尤其在原来工伤保险的一个空白区——建筑业，基本上实现了工伤保险的全覆盖。我们当初所推动的政策有两点：第一，就是在建筑行业包括在一些采矿行业，如果这个企业不为工人缴纳工伤保险，那么住建部门不给企业颁发施工许可证。如果住建部门不给企业颁发施工许可证，意味着这样一个工地是没有办法开工的。我们所做的技术化处理，就是把工伤保险的投保前置。第二点，我们所推的叫“工伤拒赔入刑”。因为在2011年，“恶意欠薪”都已经入刑了，但是工伤待遇的拒赔都没有入刑，我们觉得从法理上来说可以推动它入刑。但是到现在的话，这一点还没有实现。每年全国“两会”也有一些代表、委员一直在提推动“工伤拒赔入刑”、呼吁国家设立尘肺病救助基金，但是都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步。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开始去想，如何发出他们的声音，如何让更多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生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群体。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开始去呈现工人生活中的多个面孔，来让学生更多的进入到工人自己生活中，去看待这样的事情。
我们去培养和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到工人群体中，做一些对话教育，然后来去帮助大家分析和回顾结构性的问题。同时我们建立了一个能够让工人和知识分子、高校的老师学生，包括一些社会人士一起能够应对紧急事件的应援机制，包括去推动一些社会制度的变革。
2009年我们做了一份报纸，叫《大工地》。
工人围在一起看报纸《大工地》
但是现在这个报纸是已经没有再发行了，因为以非法出版物为由而叫停了。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达，每个工人手上都有微信和这样的一些工具，然后我们就开始在工人中做一些宣传，去传达工人的声音，让工人的声音、让工人的文化表达出来。给大家看我们的工人写他们生活的几首诗歌。
但是曾经存在了六年的《大工地》报塑造了一批工人写手，依托《大工地》报的读者群，我们自2012年非正式出版第一辑《大工地诗歌集》以来，已经连续非正式出版了四辑《大工地诗歌集》。
这些诗歌都是未经任何修饰的原生态文字，而这些诗歌的作者也都不是专业的“诗人”，甚至他们都不具备主流诗人所认可的基本条件。他们都是一线建筑工人，有的从十几岁开始在工地做工，到现在已经当了大半辈子建筑工人。但，就是他们，让诗歌走出了文艺圈和公益圈，让诗歌不再只是文化霸权下小众的文字游戏，让诗歌重回劳动者的世界，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
秦洪洲师傅是我们《大工地》最早的读者之一，也是最早给我们投稿的工友。他在2009年底的天津工地上，从带班的面包车里捡到了半张《大工地》报纸，幸运的是，就这半张《大工地》报的右下角正好有我们的联系方式。于是，秦洪洲师傅开始用手机编辑短信给《大工地》投稿。他投给我们的第一首诗歌叫《暮归》：
日落暮色浓，收工归帐篷。
风来知了乱，草里蟋蟀鸣。
悠悠胡琴荡，渐渐同乡逢。
谈唱不知时，衣衫觉露重。
冬日夜晚工友的二胡演奏
直到三年后的第二届“大工地诗歌节”上，秦洪洲师傅才第一次见到完整的《大工地》报和自己那变成铅字印刷的诗歌。秦洪洲师傅与《大工地》结缘的故事不是个案，由于经费有限以及发放人手不足，我们没有办法把报纸送到每一位工友的手中。《大工地》的读者群中，有很多工友获悉《大工地》都是很偶然的机会。我们的“硬汉”李建华认识我们就是在2010年底，带工人换宿舍时，从上一拨工人留下的遗物中看到了《大工地》报的一个角，恰恰这个角就只有“联系我们”这一个栏目，他当即打电话给我们，并由此开启了我们至今八年的相伴相随。
鉴于很多工友经常接触到碎片化的《大工地》，我们编委会特意在每个版面上都印刷上我们的联系方式。而江苏建筑工友李英华则是在上厕所时，捡到了别人擦屁股没用完的《大工地》报纸。2011年，建筑工友李英华将他的作品《钗头凤·别离》发给了我们。
别离秋，上心头，自此化作相思愁，空回首，月如钩，酒醒花落，风淡霞收，忧忧忧。
快乐否，难猜透，心似秋千人空瘦，念忧忧，何时休，望断高楼，可有来后，候候候。
——江苏籍建筑工人李英华
山东建筑工友王运朋看到《大工地》则是在回家的火车上，从火车地板上席地而坐的其他返乡农民工的屁股底下讨来的。他将这张报纸贴身收好，在寒冬腊月的雪夜，背着沉重的行囊返乡与留守乡村的妻儿团聚，并依着报纸上的手机号码，在凌晨一点时为我们发来这样一首诗。
野旷雪重映钩寒，一载飘摇人终还。
小儿不知劳夫苦，笑解兜囊数新钱。
把工钱细心地缝进衣服里侧
仅仅从诗歌形式和所传达出来的诗风来看，建筑业农民工的诗歌就与我们所熟知的打工诗歌很是不同。打工诗歌随着农民工进城的大潮，已经出现和发展了三十余年，但其自诞生之日起就努力融入主流的诗歌话语体系，无论从形式还是意象，不仅将抛弃了唐宋时代的传统诗词写法，也抛弃了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那种通俗易懂、琅琅上口的翻身诗歌形式，打工诗歌越来越千篇一律采用新诗形式来书写，而在诗风方面也努力融合了主流诗歌的荒诞风、朦胧风，似乎这样才能显示诗作者的水平。
但是我们办报的目的不是面向打工诗人的小圈子，而是最广大的劳动者。因此，我们的诗歌要具备三个特点：只说实话、人民立场和通俗化。说实话才能明辨事理，人民立场才能说人话，通俗化才便于工友之间口口相传。
如果放在六年的时间轴上来考量，单从建筑工人给《大工地》的投稿诗歌来看，我们就能够看到工人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诉苦、抱怨、自嘲，而能够更深刻地感知自己的身份、力量以及对未来工人命运方向的明晰。在工人行动的指引方面，《大工地》通过分享经验，传播知识，促进了工人群体更加理性化和组织化的维权实践。这些经验的总结、问题的表露也通过官方的政策渠道成为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近几年国家在建筑业职业安全、劳资关系治理以及建筑业改革等方面的制度设计与实践。
石化以后，流泪之前
我们走到现在，劳工的权利在某些方面获得一些进步，但也有些方面没有获得长久的、有实际性的进展。所以，即使有困难我们也要去培养更多的人去关注这件事。
如今，我2009年结识的尘肺工友已经有一半离世，很多当年没有被认定为尘肺的工友也因尘肺而离世，他们“石化”的肺成为尘肺病最后的证明。今年他们的一些遗孀还有当年没有被认定为尘肺而如今发病的工友仍旧在深圳维权，这是一次相较于九年前更加艰难的维权，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舆论空间愈加收紧，尘肺也早已不是新闻，人们对这样的苦难也就习以为常了。
习以为常不是个好事情，它容易让人面对苦难麻木，肺石化了，就没办法呼吸，心石化了就失去了对感知，对与自己没有直接利益关联的事件，秉持“关你屁事”和“关我屁事”的高高挂起心态;甚至事已关己，也不会积极作为。在遭遇自身苦难时，除了流泪，还能做些什么?
2017年年底北京大兴大火事件是对人心和人力最大的检验。这次驱逐不仅关涉底层农民工，也涉及到很多拥有大学学历的知识分子，但我们做了什么?有去积极干预吗?
北京大兴火灾后的人口管理政策，对我们在北京城边村的项目点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当时就想，我们这些人能不能抱团取暖，我们能不能一起去守护住这个地方。后来，我们真的能守住这个地方，这就回应了我在分享会一开始说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联合的力量真的很大，经过了一场危机，我们不但守住了项目的地方，还有了自己的土地，可以用来种地。每天下班的时间，就是我们最热闹的时刻。因为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劳动工分，去领取属于自己的一份菜。作为一个“吃货”，我终于能够看到，我小时候的理想不仅在通过斗争去实现，也在流动人口社区的食物互助体系上得到彰显。
大工地诗歌节
工地合唱团排练
这就是我的故事。然后回到最初的主题，这些城市边缘人和我有关吗？
是的，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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