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世纪的伟大人物，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领袖。他与广大工人群众血肉相连，同甘共苦，他的英名永远铭刻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心中。在新世纪开始，在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诞生八十九周年之际，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他为中国工人运动所写下的光辉篇章，重温他对工人阶级的教会，进一步激励和鞭策自己在新世纪里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努力奋斗，将是十分有纪念意义的。
1 工人的好老师好朋友
人们知道，毛泽东生在湖南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说起与工人的关系好像鲜为人知。其实不然。1913年春，毛泽东20岁那年考入了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近就有黑铅炼厂、电灯公司和造币厂。1917年，粤汉铁路武(汉)长(沙)段通车，在学校后边经过，标志着新兴产业工人在湖南出现。这为毛泽东接触联系工人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方便。
“五四”运动前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来了马列主义。毛泽东看到《劳工神圣》、《庶民的胜利》的文章，懂得了工人阶级伟大的真理，劳工阶级在心里开始扎根发芽。但是，他发现被称为国家社会中坚力量的大多数国民都没有文化，工人和农民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与欧美社会人人可以受教育有很大不同。于是，他萌发了为工人办夜校的想法。他在师范提建议，为工人学文化受教育创造条件，与同学们合计办夜学。
1917年11月初夜学开办，毛泽东亲自记“夜学日志”。开始记的是办学的白话广告：“列位工人来听我们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利的是什么?就是俗话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才能写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呢?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校，今年上半年学生很多，列位中想有听到过的。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来求学的，请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有说时势不好，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学以后，没人发听讲牌一块，遇有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学学生就无妨了。”
可是，广告在街上贴出后，报名者寥寥无几。毛泽东调查分析发现，夜学是新鲜事儿，群众不容易相信，便组织同学们下去挨户宣传解释，带了六百多份广告散发，十分见效，三天后便来了120多人报名。由于名额所限，很快就截止了报名。毛泽东在“夜学日志”上记载工人当时要求学习的情形，“如嗷嗷之待哺也”。
夜学课程有国文、算术、常识。常识内容包括历史、地理、理科、修身等九科。毛泽东负责讲历史课。“日志”上记有他的教授方法，“教以历史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彼等从前从传说及戏剧，亦得有许多零碎之事迹，惟无系统的观念及爱国心耳)。”可见，他把教历史知识与爱国主义教育融为一体了。
毛泽东不仅教课，还兼夜校管理，制定了许多纪律制度，如“上课说明书”等。并及时听取工人意见帮助“教师”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他还向《通俗教育报》投稿报导夜校新闻和文章。因此，夜学在社会上特别在工人中颇有影响。工人们都认识“毛先生”，说他是好老师好朋友。其实，他们当时还都是师范的学生。但他已和工人群众建立了感情和联系，了解了当时工人的生活工作和思想状况，为后来做工运工作奠定了基础。这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良好开端。
1918年6月下旬，毛泽东接到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先生的来信，声称吴玉章、蔡元培等正在倡导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在长沙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开会，讨论会友“向外发展”的问题。会议认为赴法勤工俭学很有必要，决定立即在湖南组织发动。并推举蔡和森去北京联系。毛泽东接到回信后，便偕同张昆弟、罗学瓒、李维汉、罗章龙、肖子升等20多名青年朋友于8月19日抵京。毛泽东第一次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开始阅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受到一定影响。后来，因结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教授，经蔡元培校长同意，被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报刊和阅览人员的登记工作，月薪八块大洋。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向李大钊先生质疑和请教，阅读了李大钊发表的歌颂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还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学生研讨各种新思潮的活动。毛泽东在李大钊的带动和帮助下，开始读马列主义著作，“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逐渐掌握了工人阶级的科学理论武器。
当时，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部分人被安排到设在长辛店铁路工厂的留法预备班里，进行半工半读。毛泽东为解决他们去法国的路费问题，在1918年冬和1919年春，曾两次到该厂，乘便深入这个数千工人的大厂进行社会调查。学员何长工后来回忆时说：“毛泽东深入了解长辛店工厂和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在职工中寻东问西地，从生产细节到工厂范围、方针，从整个工厂的收益到职工们的个人生活，做了详尽的调查”，“他掌握长辛店工人的情况，特别是当时职工的生活情况都非常详细”。这是毛泽东首次做大型现代产业工厂工人的调查研究，对他进一步向马克思主义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1919年3月，毛泽东偕同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离京抵沪，分两批上轮船去法国。而他自己却留在了国内。对此，他解释说：“我觉得我对自己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五四”运动前夕，他又回到长沙，便“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心”，并创办了《湘江评论》周刊，被推举为主编。他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撰写了《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歌颂十月革命胜利，批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号召民众联合起来进行改革和斗争，表明了他最早关于建立人民革命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他认为，近世强权阶级——贵族和资本家的联合统治，使国家坏到了极点，人类痛苦到了极点。于是起来革命，即人民大联合的胜利。贵族、资本家不论有武力、金钱、乃至“知识”三种法宝，但他们究竟人数太少。广大人民如果觉悟提高，因而大联合起来，世界上的事情就好办了。采取这种革命办法的首领，是德国的马克思，“我们应该起而仿效”。关于民众大联合的方法，毛泽东认为应当根据阶级地位的不同而分别组织起来，其中最根本的是农民和工人的组织。农民应结成一个联合的组织，“以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我们种田人的利益必须由我们自己去求。”工人们同样要结成一个联合的组织，“以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以切切实实力求解决。根据欧美各国经验，工人还必须按照产业与行业组织各种工会，如铁路、矿工、五金、建筑、纺织、电车、人力车等等工会，作为全国工人统一组织的基础。因而，他呼吁，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他的这些思想和主张，迅即在社会上受到好评和响应。无疑，这是把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思想中国化了。
2 联合起来
毛泽东认为要革命，就要民众大联合才可取得成功。于是他与当时的革命者积极联系，与北京的李大钊、邓中夏等人保持着经常联系，并及时沟通交流思想。1920年，他第一次看到了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著的《社会主义史》等，知道了“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这促使他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年冬天，他在上海与共产主义小组的陈独秀、李达等建立了密切联系。他们发起组织共产党，并与各地联系找关系，于是就把毛泽东作为湖南的负责人。毛泽东同何叔衡等经过酝酿筹备，在11、12月间，便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当时仅有6个人。小组注重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开展工人运动。同时，毛泽东在湖南还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了20来名团员。于1921年1月13日宣布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由毛泽东同志担任书记。
1920年冬，毛泽东与北京大学杨昌济教授之女杨开慧在长沙结婚，杨开慧与毛泽东一块从事革命活动，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1年6月，根据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通知，毛泽东和何叔衡一道经武汉于7月抵上海，代表湖南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了于7月23日至31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共12名代表，毛泽东担任会议记录。大会宣布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毛泽东称为党的创始人之一。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作《论持久战》讲演时，首先提出把七月一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从此，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正式明确了自己的诞辰纪念日。从1921年算起至今已89周年。这一天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命运发生根本转变的日子。
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包括六个议题。第一个是“工人组织”，明确“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以成立比较适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党应该警惕，勿使工会成为其他党派手中的玩物。为此，党应特别机警地注意，勿使工会中执行其他的政治路线。对于手工业工会，应迅速派出党员，以便尽快进行改组工作。”“拥有会员二百人以上才能成立工会，同时，至少要派我党的两名党员到该工会去工作。”
第三个是“工人学校”。“因为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这种学校。”“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并要求“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
第四个是“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这种机构应由各个产业部门的领导人、有觉悟的工人和党员组成，应研究产业工会组织的工作方法等问题。”“主要目的应为教育工人，使其在实践中能够实现共产党的思想。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工会，援助其他部门的工人运动，研究工人工会以及其他无产阶级组织的情况。”“必须特别注意中国工人运动问题。”
六项内容一半是工运问题。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确确实实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从诞生就把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看成为自己最根本最神圣的使命和历史责任。毛泽东同志就是这个决议的参与者之一。
为了落实会议决议，会后很快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毛泽东担任湖南分部的主任，负责领导湖南工人运动，发动工人组织工会。他首先做了湖南劳工会的工作，帮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肃清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最后使劳动会领导人黄爱、庞人栓申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21年11月至1922年5月，他曾撰写了《所希望于劳工会》、《更宜注意的问题》等论文，提出“劳工神圣，一切东西都是劳工做出来的，劳工会是劳工的团体，谁也应该同情的。”他指出，劳动组合的目的，“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是宗旨所在，希望劳工会诸君特注意。”同时指出，“工会是工人组织的，所以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更进则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要求入会的工人应交会费支持工会工作。在纪念五一劳动节时，他提出要注意劳工的三件事，一是劳工的生存权，二是劳工的劳动权，三是劳工的劳动全收权。他认为劳工“都有一种取得保存他生命的食物的权利，这就是生存权。”工人有“要求做工的权利”，这就是劳动权。“工人做的东西应该完全归工人自己，这就是劳动全收权。”他提醒“大家注意生存权，就请注意湖南现在有多少人要饿死?大家注意劳动权，就请注意湖南现在有多少人失业?”因此，帮助劳工会克服了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同时，毛泽东同志还深入工人群众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会，他亲自担任了好几个工会的秘书，直接领导工人罢工斗争;以工人代表的资格同省长赵恒惕当面作说理斗争。他曾多次深入安源路矿调查研究，找工人了解情况。他听工人们流传的歌谣说：“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特别使人愤慨。他向工人说：“我们工人受苦不是命里注定的，是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压迫剥削的结果。资本家从来不做工，生活却那么好，而我们工人成年拼命地干活，生活却这么苦。这不是命不好，是因为我们创造的财富，都叫洋财东和官僚资本家剥削去了。”工人阶级要不受苦，“就要团结起来。”他打比方，路上一块石子，大老板一踢就踢走了，如果把许多石子掺上沙子石灰结成团，坚如磐石，老板就搬也搬不动了。工人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就能推到三座压在身上的大山，打倒剥削者，建立了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世界。很快，他又派李立三、朱少连等党员去那里开展现代产业工人运动，创办夜校、补习学校、安源工人俱乐部、消费合作社和工会组织，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李立三、蒋先云等积极工作，在安源工人中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吸收优秀工人参加了共产党，建立了党支部，成为我国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以工人为主，这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史上的一件大事。毛泽东领导下的湘区党委还把安源培养出的优秀工人党员及时派往其他地方开辟工人运动，发展党的组织。1922年10月初，把蒋先云和谢怀德等6名安源工人党员派到水口山铅锌矿筹建工人俱乐部，在工人中选出十代表、百代表和总代表，成立工人纠察队，推广安源工运的经验。
从1922年到1923年初，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湖南各地的工人大小罢工等斗争蓬勃发展。十多次罢工中，人数最多的是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有二万多人;最少的长沙笔业二三百人;时间最长的长沙理发工人坚持前后一年之久;最短的五六天、十来天不等，都取得了胜利。一共建立了20多个工会，有组织的工人四五万之多。1923年“二七惨案”之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了低潮。但在湖南，工人运动仍在继续发展着。郭亮同志曾撰文说：“五卅运动突起，全国工人阶级与帝国主义肉搏血战，湖南工人一致奋斗，工人组织数量增加至七万余人。”后来又达到十一五。到1927年达到四十余万工人。
为什么湖南工人运动能这样不断发展壮大呢?这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可从四方面看：一是他深入工人群众，进行充分的发动宣传工作，为群众当时最迫切利益而奋斗。二是在每次斗争中，他们都有严密的组织工作和充分的准备。如在安源罢工最需要的时候，他派刘少奇同志去加强领导，并担任总指挥。三是他们正确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武器。四是极其重视社会舆论，动员各方面力量壮大声势。他们动员党员干部给报社投稿，为工人罢工大造社会舆论，把工人充分发动起来，形成广泛的工人运动。
在工人运动的基础上，还随时注意把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工人及时吸收入党。到1923年，安源路矿就建立了十三个支部，并成立了党委会。在斗争中培养出一大批出色的工人领袖人物和工会干部，并壮大了党的队伍，以工促党建，以党建促工会建设，相辅相成，互相推动发展。因而形成了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力量和严密的有战斗力的工会组织，为工人运动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在1922年下半年，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员会领导了粤汉铁路、安源路矿、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大罢工斗争，还发动了长沙泥木、缝纫、理发、笔业、铅印、人力车等行业工人罢工，都取得了胜利。11月，在罢工胜利的基础上，毛泽东、郭亮等及时引导各工会，发起成立了湖南省统一的工人组织——全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担任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成为当时全国第二(第一是武汉工团联合会)地区性统一的工会组织。毛泽东等于12月率领各工会代表同省长赵恒惕等人进行面对面说理斗争，迫使其允诺工人有集会、结社、罢工等权利。广大湖南工人十分拥护工团联合会，认为它就是斗争，就是胜利，就是工人阶级的坚强团结，就是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但是，赵恒惕却非常害怕组织起来的工会组织，并要通缉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被党中央调往上海，湖南工团联合会改为湖南省全总工会，郭亮同志任总工会委员长，继续领导工人运动。
以毛泽东同志领导湖南工人运动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所以它任何时候绝不能脱离工人阶级广大群众。
3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中共“三大”，毛泽东同志被选为中央局五成员之一，任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根据中央决定，要实行国共合作。毛泽东于1924年1月出席了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由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1925年10月，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当时，在中共内部存在两种倾向，一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另一种倾向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毛泽东同志便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于12月1日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反对两种错误倾向。文章开始，他就尖锐地指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果搞不清楚，革命就会失败。他对各阶级逐一分析。他认为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从历次大罢工所表现出的力量看，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一是集中，二是经济地位底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他还指出，都市苦力工人、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粪夫、清道夫等也属这一类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那些“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因此，他认为要想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这一科学分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后来，他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从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教训看，“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他们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的好。他希望大家要对各阶级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而且他自己首先坚持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
1927年9月，秋收起义时，毛泽东同志奔走于安源工人和平江、浏阳、醴陵一带农民自卫队之间，后来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团的骨干队伍，就是安源的工人。他们觉悟高，武装纪律严明，骁勇善战，在秋收起义中发挥了中间作用。然后，毛泽东宣布工农革命军到井冈山去!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建立起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夺取全国胜利。有一次，毛泽东同志向安源工人们讲：“要不受压迫，要想过好日子，就只有坚决和反对派斗(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叛变了革命)，跟着共产党走!”很快有二千多安源工人报名参加了工农红军。
1930年9月，又有一千多工人参加了工农红军。在“反围剿”时，全总苏区执行局号召工人带头参军，并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有12600人，由苏区工会领导人梁广同志任政委，因没有师长，实际上他成了政委代师长。
1931年，苏区制定了《劳动法》，以维护工人阶级的正当权益。1933年8月，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指出，中央根据地“只有坚决地实行劳动法，才能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使工人群众积极地迅速地参加经济建设事业，而加强他们对于农民的领导作用。”对什么是工人，他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提出了界定工人的标准，“工人(雇农在内)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有些工人有极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要求注意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1933年，全国总工会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成立全总苏区执行局，在刘少奇和陈云领导下开展工作。到1934年一年多时间里，工会为苏维埃、红军、党和各种群团组织输送了上万名工会干部，红军长官中工人占了50%以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同志曾发出“要使工会动员他的会员群众都加入经济战线上来”的号召。工会便积极地动员和组织了根据地工人参加苏区的经济建设。在一些国有工厂，工会还提出了“为巩固和发展苏维埃企业而斗争”的任务，号召工人增产节约，保证革命战争的需要。广大工人在苏区各项工作中都发挥了主力军作用。1934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中，对苏区工会给予了很高评价：“苏区工人组织了坚强的阶级工会。这种工会是苏维埃政权的柱石，是保护工人利益的堡垒，同时它又成了工人群众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
1935年，工农红军在五次反“围剿”之后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许多工人和工会出身的干部参加了这次壮举。有的还担任了领导工作，刘少奇、陈云、邓发等就是他们的代表。在遵义会议上，他们坚定的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到达西北后，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由刘少奇同志负责领导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的工作。
4 团结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疯狂地对中国进行侵略，从而更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的抗日爱国热情。大敌当前，刚刚长征到西北的中国共产党便及时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同志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明确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反日浪潮，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宣告了“红军是英雄好汉”，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现在中国工人农民的抗日游击战争正在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的斗争正在从厂内向着厂外，从经济斗争向着政治斗争。工人阶级的反日反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现在是在深刻地酝酿着，看样子离爆发的时候已不远了。”从形势发展的要求看，“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毛主席党中央很快在延安建立了根据地，成为领导中国人民抗日的指挥中心。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研究了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和工运如何适应形势发展的议题。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政治任务。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这是会议的主要议题。张闻天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会议决议指出：“争取与组织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是党最基本的任务。”为了推动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共中央决定：第一培训一批工运干部，加强工运;第二在工业中心地区创办公开或半公开的工人周报;第三在可能的地方创办一些工人补习学校。
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帮助中华全国总工会起草的《关于职工运动的经验及转变方式问题》，也被全总通过。文件指出，组织工人阶级大多数在共产党的周围，保证和实现党的正确的政治任务，争取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工会的唯一任务。工运打击的主要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发动整个工人阶级参加战争，仍须发动工人的民主运动和改善工人的物质生活;对日本资本家的斗争，应采取对立的态度，对其他资本的斗争则不同;不同地区方式方法应有所不同。这些原则为工会指导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保证了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如山西积极响应，创建了工卫旅进行抗战。
1939年，党中央为了加强对广大干部的教育，更好地认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毛泽东同志亲自参加教材编写工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写道，中国无产阶级中，现代产业工人约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约一千三百万，农村的无产阶级(即雇农)及其他城乡无产者，尚有一个广大的数目。他们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还有自己的特点，受三种压迫，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最有觉悟的阶级。工人阶级因从破产农民出身，与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结成亲密的同盟。同时，毛泽东还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必须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而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历史证明，要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其他任何别的政党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工人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套革命理论和经验，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和法宝。
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纪念五四时，再三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否则，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因为工农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他要求青年和知识分子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是青年们正确的政治方向。在9月10日，中国职工运动委员会《发起募捐援助香港反汪罢工工友运动通知》发出后，毛泽东同志首先带头为罢工工友捐款50元，支持香港工友反对汉奸汪精卫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广大工人群众也纷纷响应，募捐近5600元。
毛泽东同志当时还十分重视陕甘宁边区经济的发展，多次强调注意工业的发展。许多工人通过各种渠道来到这里，为发展工业做贡献。如孙云龙同志曾组织十几位工人从临汾参加八路军到延安，分配到兵工厂。该厂只有一台美国车床，一台立铣，一台牛头刨床，但没技术工人，机床都闲置着。孙云龙师傅便与几位兵工战士把设备修好。经过日夜苦心钻研办成了枪支修理厂，又经两个月艰苦奋斗，于1939年4月，试制成功第一支马步枪。毛泽东、邓发等同志在一次边区工业展览时看到这支枪，便高兴地拿起来问军工局长李强：“这是谁造的?”李强指着孙云龙说：“是钳工股长孙云龙带领大家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出来的。”毛泽东看着孙师傅说：“这很好哇!我们自己也能造枪了!”“要继续努力，创造条件，多生产一些，支援前线。”后来在其他抗日根据地又涌现出吴运铎和甄荣典等英雄模范兵工，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线。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楷模，中国的保尔。陕甘宁边区曾召开了第一次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接见了二百多位代表。毛泽东同志发表了《组织起来》的重要讲话。
1944年4月，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中谈到召开陕甘宁边区工业会议具有重要意义。他说，1937年边区只有七百个工厂工人，1942年有了四千人，到1944年有一万二千人。这对在根据地学习好如何管理大城市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945年1月，他又提出关于工业品，边区决定在两年内，做到花、纱、布、铁、纸及其他很多日用品的完全自给。在《论联合政府》中，又专门谈“工业问题”，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而且提出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中国工人阶级在这个任务中将起伟大的作用。他说：“中国工人阶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开始以自觉的姿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抗日结束后，可以预断，中国工人阶级的努力和贡献将会更大。同时，他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一方面，保护工人利益，根据情况的不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的权利;另一方面，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他指出，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数千万。没有各种工业工人，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们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他要求“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为“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文化要为工农劳苦民众服务，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他还强调，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
为了进一步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必须加强对工人阶级的素质教育，提高阶级觉悟。为此，中国职工运动委员会于1940年2月7日创办了《中国工人》杂志。毛泽东主席非常重视，并亲自为该刊写了发刊词，为中国工人指明了方向，提出了任务，明确了责任，要求其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他认为，“工人中间应该教育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应该有知识，有能力，不务空名，会干实事。没有一大批这样的干部，工人阶级要求得解放是不可能的。”他说，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后，要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我们不难看出，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主席早已在运筹胜利后如何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了，而且十分明确工人阶级为领导。同时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并使工人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工业生产。毛主席真不愧为工人阶级的伟大领袖。
在全国解放前夕，在研究城市工作时，他在当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城市工作中，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同我们合作的人。”“党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必须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久，他又明确，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5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为了全国解放，百万大军下江南，广大海员和工人积极帮助解放军渡江。上海等城市工人为了防止敌人破坏，掀起护厂行动。毛泽东同志及时提出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党中央决定于1948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工作，建立全国工人统一组织，恢复和建设新的国家。这次会议选举陈云同志为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朱学范、刘宁一为副主席。陈云作了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报告。会议通过决议，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总结了长期以来工人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当时全国工人运动的任务和工作方针。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号召全国工人团结一致，为迅速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统一的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到底。
毛泽东同志评价六次劳大成就时曾讲：“六次劳大决定的方针是纲领性的，是正确的。”为了开好这次会，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曾作了许多指示。会议开得十分成功，在当时形成了大军南下、工会北上的局面。一场新的经济建设战斗即将开始，工人阶级正在整装待发。1949年，毛主席进驻北京不久，就接见了李立三同志，并讲“中央想请你做工会工作，征求你是否同意。”李立三回答，我愿意做工会工作，不过恐怕搞不好。主席说不要紧，细心搞是可以搞好的。主席鼓励立三同志要充满信心。
1949年7月，李立三就参加筹备政协会议之机，主持召开了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主要目的是使工会组织适应全国大城市相继获得解放的形势，迅速把全国工人组织起来，建成全国工会体制，以迎接民主改革和新中国的建设高潮。毛泽东主席十分关心工会工作，在8月11日到北京饭店宴请会议代表，并讲话再次肯定六次劳大决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他提出工会“不要搞关门主义，把许多工人关在门外，要把广大工人吸收到工会中来，把他们团结起来，变成力量。”他要求工会要主动向党委、政府宣传工会工作，反映工人群众意见要求，争取党委的支持帮助。他主动对旁边的同志讲，你们也要对我宣传，不然我也不知道。他充分肯定了李立三领导下的全总的工作，使与会代表和广大工会干部受到了很大鼓舞和教育。
毛泽东同志为《工人日报》题写报头，于1949年7月15日正式创刊。《工人日报》为帮助全国工人学习交流，了解天下大事、国家大事提供了方便条件，受到广大工人热烈欢迎。全国总工会从东北进驻北京后，中央把全总机关安排在长安街中南海新华门对面不远的地方，毛泽东同志为全总题写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匾额，充分显示出党和国家对工人阶级地位的高度重视。广大工人和各界群众看到全总办公大楼在当时北京是少有的楼宇，打内心里感到自豪和无比骄傲，深感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光荣。
在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时，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有16名代表，是会议的领导者，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16人，其他代表团中也有工人代表，在会上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坐在一起共商建国大计。李立三代表全总发言，劳模代表工人刘英源也在大会发言，反映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各地职工群众也积极为自己的新中国献计献策。上海一位姓曾的职工为大会送来了一个国旗方案，在国旗应征1920件的2992幅图案中，上海职工曾联松的五星红旗设计方案在略为修改后被确定为国旗正式方案，经大会表决通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在政协会议前不久，毛泽东同志在对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会议的代表讲话时指出，“要使中国工业化，必须大大发展铁路。”“只要我们依靠群众就有力量，就能胜利。”“我们的人民铁道建设事业也就可以从二万多公里到二十多万公里，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我姓毛，我只一个人……是不行的”，“我们要依靠群众……工程师及一切有用的职员等，这样你们所要组织的铁路工会就一定能把工作做得很好。”
铁路工人作为现代产业工人，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火车头的作用，以劳模李永为司机长的“毛泽东号机车”，多拉快跑，从1948年6月起到1950年，安全行车十八万二千四百公里，先后获得19面奖旗，并为党、行政和工会培养输送了许多优秀干部，如李永、郭树德、陈福汉、郭映福等。
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亲临哈尔滨视察工作，毛主席翻阅报纸后，听取省市委领导汇报，并关切地问：“哈尔滨有什么工厂?”听说大厂不多，只有一个叫“三十六棚”的铁路工厂较大，是1898年建厂，是车辆厂，设备陈旧。毛主席听了很高兴，说去看看。到厂后，听说厂里老工人多，他说：“好，要靠老工人来管厂。”听说有个厂技工学校，感到非常满意，并嘱咐厂领导们，“培养新工人很重要。”“新到工厂的领导也要向工人学习管理经验，与职工共同把社会主义企业办好。”事后给省委题写了“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学习”、“奋斗”;给市委题写“发展生产”;给市团代会题了“学习马列主义”。
为了保障工人阶级的权益，毛主席于1950年6月29日签名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为了加强工会工作，中共中央于同年3月8日还发出了《关于调动派遣工会干部的决定》。1950年9月25日，毛泽东主席向全国英模大会代表致祝词，称他们“是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并提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工人和各界人民要团结一致，协同努力，完成这两件大事。
毛主席通过调查了解，深知刚刚解放了的国家，广大工人群众还有许多苦难需要党和政府来帮助解决。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
4月16日，他给上海市委书记陈毅同志打电报，对上海正确解决税收和失业问题的作法表示赞成。9月9日，毛主席在上海市委关于失业工人救济工作情况给中央及华东局的报告上又作了重要批示：
“李立三同志：
(一)此件可以转发各地参考。(二)请考虑发一通知，叫各地调查解放前失业工人究竟有多少，以便考虑包括这批失业工人的救济问题。我意只要有可能，他们是应当救济的。如果不太多，譬如说只有几十万人，是可以考虑救济的。”
当时，李立三是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正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可见，毛主席对失业工人的生活困难是非常关注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也是工会应当特别重视的一项工作。新中国刚刚成立，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城市工作。所以，毛主席尤其注意工人阶级中存在的实际困难。这也体现了人民民主国家制度和性质，如果连工人阶级的失业、生活问题都不关心，那还算什么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和国家主人呢?不仅工会管，党委、政府都要管。所以，他多次提醒各地党委要召开城市工作会议，调查研究，切实做好失业工人的工作。不然，新政权在城市就难以巩固，社会难以稳定。他对这个问题看得是十分深刻的。正因如此，所以工人阶级更加信赖共产党和拥护毛主席。
1950年12月30日，毛主席对西北局关于职工运动报告作了批示说，四中全会一定要讨论工会工作，并且以管好工厂工会工作为中心来研究，因此要组织一个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案;过去工会工作是有成绩的，成绩很大，问题甚多;有的工厂企业中，党、工会与群众关系不正常，群众害怕党员，这是一个脱离群众的现象;工会也是如此，因此，全党都要注意这个问题，要专门讨论工会工作，要大规模地讨论。而且毛泽东说对这个问题，要不只讨论一次。
1951年1月22日，他给西南局邓小平书记及各中央局书记发电报，称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开得很有成绩，甚好。假如可能的话，五一节前，再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对城市工作，主要是工会工作，对商业的领导方向和对城市政权问题，要加以深入研究，并做出某些决定，为四中全会讨论工会工作准备材料。2月7日，他看了华东工会工作会议情况报告，认为他们把工会工作好坏以生产的好坏作标准，在发展生产运动的基础上展开工人福利事业、文化教育工作及建立工会工作制度等，工会工作才有丰富的、生动的内容。他说，这报告很好，要转发各地仿行，并且叫各地党委改善工会工作。这个批示给工会工作指明方向。后来，全总经过研究，很快形成了以生产为中心，生产、生活、教育三位一体的工会工作方针。
2月18日，毛主席起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关于“城市工作”问题指出，各地党委今年必须召开两次城市工作会议，要向中央做两次专题报告，加强党委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实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向干部教育明确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工厂内，以生产为中心，实行党政工团统一领导，力争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城市建设要彻底为生产、为工人服务。全总及各上级工会要着重解决下面的具体问题，党委、工会应重视创造总结典型经验，并及时推广之。这就进一步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加以具体化、规范化，使党和工会的城市工作更加明确。各地党委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部署，积极加强了城市工作，并及时向中央写出情况报告，反映意见和建议，总结一些经验。
毛主席高度重视各地的报告中反映出的问题，随时转批各地注意工作的发展变化，引导工作健康发展。5月31日转批了邓子恢同志的关于城市工作的意见，批语指出，“工厂中、矿山中、码头上、街道上，必须发动群众对于素来欺压和剥削群众的反动分子举行坚决的斗争，分清敌我界限，给予这些反动分子以必要的打击，最严重者予以处决，这是完全必要的，请你们加以注意。”只有这样，工矿才能成为人们新企业，才能有大发展前途。并强调必须下决心用全力发动工人进行民主改革运动，以此来扫清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中的下层封建基础。毛主席肯定了邓子恢同志的一些意见，让各地党委参考。各地个人在运动中擦亮眼睛，大胆检举揭发出一些隐藏下来的反动分子。如铁路上在1923年杀害“二七”劣势林祥谦等工人的凶手——前京汉铁路局郑州局长赵继贤就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查实逮捕法办的。
毛主席对东北局《关于工矿企业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批示很好。他们十个月中，“除完成生产计划之外，还为国家创造了价值一千多万吨粮食的财富，这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深入了车间得来的，因而也就改善了工人的生活。”他要求各地推广这一经验，并要求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以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1950年9月，毛主席致函陈郁同志，对石家庄、天津两个电业局职工们表示感谢，他们为电业发展作出了优异贡献。
1951年9月12日，毛主席给石景山钢铁厂党委回信说：你们指出关于厂内工资方面存在的不合理状况并提出进行调整建议，是有理由的。已令有关机关迅速合理解决。
10月23日，毛主席在全国政协会上，向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发出增产建议的号召，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全国职工积极响应号召，增产建议，捐献武器款项达2200多亿元。
同时，党中央和政府十分关心工人的劳动保险问题，在李立三主持下起草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周恩来总理签署颁发。《条例》对保障全国职工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和物质利益，促进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该条例开始实施后，全国职工302万及其1000万家属享受到了待遇，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1953年12月，毛主席致函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对他们提前完成一系列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表示祝贺和感谢。并说：“我国人民现在团结一致，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你们的英勇劳动就是对于这一目标的重大贡献。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发挥你们的智慧和力量，争取更大成就。”鞍钢职工因此更加忘我工作，奋发努力，涌现了一批孟泰、张明山、王崇伦式的劳动模范人物。《工人日报》和各媒体大力宣传这些英模先进事迹，使广大职工备受鼓舞，掀起了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热潮，创造出许多奇迹。郑锡坤完成“五百公里超轴运动”，创全国最高纪录，为国家节省2700多亿东北币。苏长有创造了“分段连续砌砖法”，被称为苏长有砌砖法。陈少敏同志总结推广了郝建秀细纱工作法，马永顺研究出“安全伐木法”等等，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和表奖。
1954年8月，毛主席知悉第一架雅克十八型飞机试制成功。他非常高兴，立即致函三二〇厂全体职工表示祝贺，说“这在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一步掌握技术和提高质量，保证完成正式生产的任务。”
在毛主席的领导关心下，工会组织办了许多业余学校帮助工人学文化或开展扫盲活动。国家还创办了工农速成中学、职工业余大学，提高工人文化水平。全总办了工会干部学校，培养了大批工会干部，还请了苏联工会教育专家来帮助教学。为了保护职工身体健康，建国不久就在全国各地办了一批工人疗养院和职工医院，还创建了许多工人俱乐部、文化宫。毛主席为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题名，邓小平为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题名。职工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于1955年10月初，全总组织召开了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会，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出席开幕式，为工人运动员们加油鼓劲。
毛主席十分关心工人的劳动和技术革新问题。1958年，在重庆钢铁公司视察时，看到工人运送沉重的钢板时，立即对干部们讲：“是不是可以搞些机械化运输?”公司干部工人听了十分受教育，很快成立了以黄荣昌为组长的机械化突击小组。经过刻苦钻研，很快创造出十五部大型运输机械，使八百多运输工人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
在全国职工中也开展了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活动。涌现出许多革新能手和模范人物，如王崇伦、苏广铭、黄荣昌、张明山、倪志福、马学礼、孙茂松、马六孩、刘九学等等。为减轻职工体力劳动，提高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作出了极大贡献，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全总多次负责主持召开表彰会议，推广他们的先进经验。
在1950年9月30日，毛主席在怀仁堂举行国庆宴会时，参加全国工农兵劳模大会的代表应邀出席。马恒昌代表第一个向毛主席敬酒时，中央领导向毛主席介绍说：“这就是全国模范小组马恒昌小组的组长!”毛主席点头说：“我知道!我知道!”马恒昌激动地举杯说：“为毛主席健康干杯!”毛主席也举杯向大家说：“为工人阶级幸福干杯!”马恒昌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那天夜里，他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想到工人在旧社会的遭遇和今天的幸福情景，更为激动，起来站在毛主席像前，举起手向毛主席宣誓：“毛主席啊毛主席，千年苦根是共产党拔，万年甜源是共产党控。我们马恒昌小组跟着共产党寸步不离，世世代代不忘本，永远跟着党干革命!”马恒昌代表的不只是一个小组，而是反映了中国人解决的心声和决心。当时出席宴会的潘长有、王贵英等工人劳模也都像马恒昌一样激动万分。
为了进一步加强工会工作，1952年初，毛主席经过考察了解，点名调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同志到全国总工会工作。但有人认为赖若愚年富力强，便向毛主席建议：“他人才难得，应调一机部党部长，才能发挥他的作用。”毛主席立即反问：“那么工人阶级重不重要呢?!”毛主席坚持把能力强的干部调给工会。赖若愚同志调全总后，不负众望，继续坚持用《实践论》、《矛盾论》来指导工会工作，为职工说话办事，受到广大职工的欢迎。
毛主席始终坚定地相信群众大多数，1957年在一次讲话时说，“我国解放以前只有四百万产业工人，现在是一千二百万工人。工人阶级人数虽少，但只有这个阶级有前途，其他的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但他也指出，“现在许多人进了工会，有人说进了工会岂不就变成了工人阶级吗?”“不。进了工会不等于就是工人阶级，还有有一个改造工程。”“要找老工人做朋友”，“老工人辨别方向非常之清楚。”确实如此，五十到六十年代，以王进喜为代表的中国石油工人发誓：“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经过艰苦创业，头顶青天，脚踏沼泽，终于建立了大庆油田，摘掉了我国没有石油的帽子，为石油工业建立了功勋。毛主席迅即向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工人阶级更加奋发图强。
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坚持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服务，不断改善工人生活，极大地调动了工人主人翁责任感。工人们积极参加革命和建设，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取得伟大胜利。在建党八十九年之际，在新世纪开始，我们认真回忆和学习毛主席对工人运动的指示，展望未来，方向更明、信心更足、干劲更大。党的历届领导人一直教育我们，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我们更加信心百倍，一定要把工会工作搞得再上一层楼，创造更加辉煌的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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