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医师报一篇《独家调查|3医生被羁押7月，全国首例尘肺病医生获失职罪引行业震动!》的爆款文引发了公众对医患关系与尘肺病的强烈关注。
独家调查｜3医生被羁押7月，全国首例尘肺病医生获失职罪引行业震动！
事件的起因是，2016年，人社部门收到企业举报，举报贵州航天医院尘肺病诊断医生与工人存在“利益关系”，将“非尘肺病”劳动者诊断为“尘肺病”。之后，贵州省人社厅将此事向贵州省公安厅报案，随及成立了专案组，2016年12月28日，贵州省人社厅、省卫生计生委、省公安厅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防范和打击以虚假职业病诈骗社会保险基金犯罪行为的紧急通知》。
让人费解的是，在这样高调的定性后，公安机关侦查一年多，在未找到黄亨平等二位医生“涉嫌社保资金诈骗案”的证据后，却将案由变更为“涉嫌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将医院尘肺病诊断小组的张晓波、董有睿两位医生，加入到“失职罪”的办案对象中。
三名医生分别被羁押在贵州省遵义市第二看守所和遵义市播州区看守所，至今已经7个月有余。
不仅如此，在案件还没有查清之前，当地政府就在舆论上大做文章。2017年1月8日，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向媒体发布消息，称有个别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为谋取利益，出具虚假尘肺病诊断结论，相关人员以此诊断结论向人社部门办理工伤认定并申请工伤保险待遇，造成社会保险基金的重大损失。
面对贵州航天医院三名尘肺病诊断医生，当地政府如临大敌，不惜动用各种手段挥舞大棒，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贵州航天医院，当地尘肺病人的唯一诊断机构
尘肺病是职业病中的头号杀手，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信息分析显示，在所有职业病中，尘肺病约占90%，在尘肺病患者中，农民占95%。这即意味着，中国的职业病问题核心是尘肺病问题，而尘肺病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工尘肺病问题。
2013年11月，国务院发布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大对尘肺病的预防与救治力度，改变了尘肺病问题长期被忽视的局面。
此后，贵州航天医院尘肺病诊断医生遭遇离奇立案侦查的这一年，2016年1月20日，国家卫计委等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见》。《意见》出台后，国家安监总局及国内部分地方政府已经相继出台落实细则和办法，其中，贵州遵义就启动和加强了尘肺病预防宣传、医疗救助及源头治理等相关工作，全面落实《意见》精神。
但是诡异和讽刺的是，与这个政策背道而驰，当地政府几乎同步启动了对尘肺病诊断的“干扰”行动。贵州航天医院尘肺病诊断医生被查之后，2016年11月，贵州航天医院被终止了职业病诊断业务，2018年1月终止职业病体检。
事件发生后，医师报记者在该医院体检中心找到姚龙芳护士长。据姚龙芳介绍，该院是贵州省遵义市唯一开展职业性尘肺病诊断的医院，且只有该院可以接受外地劳动者体检。从2011年开设职业病诊断业务开始，以前每天300~500人，所有医护人员加班加点。现在，“陆续有人过来要做职业病诊断，我们说不能做了。他们就不知怎么办，看着真的很可怜。”姚龙芳说。
这样看来，抓医生只是前奏，叫停职业病诊断业务也许才是真实的目的。
无独有偶，在2016年1月13日人民网的一篇《尘肺之殇》的报道中，显示贵州航天医院就曾经被采访，副院长朱往文表示：
职业性尘肺病人和尘肺病人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经鉴定可获得‘职业病诊断证明’，原则上能够享受工伤赔偿及免费医疗与生活保障;而后者可能连一份劳动合同都没有，无法得到法定职业病诊断机构出具的鉴定，即便被诊断患有尘肺也没有多大意义。
这篇报道中还强调，2009年，之所以发生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是因为他虽被多家医院诊断出患有“尘肺”，但由于这些医院不是法定职业病诊断机构，所以诊断“无效”。虽然这是一起极端个案，但反应了尘肺病患者普遍面临的维权困难。
加上因尘肺病属于职业病，不能通过新农合报销，所以争取获得“职业病诊断证明”，就成了尘肺病患者最后可以抓住的救命稻草。
综合这些消息来看，对于农民工尘肺病患者是救命稻草的职业病诊断就机构，似乎对贵州当地政府就成了眼中钉肉中刺，欲拔之而后快?
看起来是针对三名医生，实际针对600万尘肺病群体
医师报的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抓了之，是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本案看起来是针对三名医生，实际是在针对整个尘肺病患者群体。
早在2016年之前，2015年12月26日，贵州省湄潭县与遵义市安委办、大爱清尘基金会正式启动联合创建全国消除新发尘肺病患试点县，计划从2016年至2020年，力争用5年时间让湄潭所有人知晓尘肺病、让所有涉尘企业粉尘排放达标、让每个在涉尘企业工作的劳动者得到有效防护，让所有尘肺病患者得到有效救治，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权益。
当时参与这个试点工作的职业病诊断机构就是现在处在风口浪尖上的贵州航天医院，副院长朱往文说：“湄潭县将尘肺病患者纳入新农合保障范围，按照30%—40%的比例予以报销;其余费用由大爱清尘基金承担80%，贵州航天医院承担20%。”
牵头的政府部门，遵义市安监局副局长田景渠则直言：“尘肺病爆发高峰期的到来是前一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代价，企业主体责任履行不力、从业人员自我防护意识不强、政府监管缺失都是尘肺病集中检出的因素。”
看到这样的阵势，你怎么也想不到从2015年12月底到2016年，当地政府的态度和做法竟然如此前后不一和自相矛盾!
哪怕是事件发生后一年，从新闻上可以看到，2017年9月15日下午，大爱清尘携手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政府，在县政府视频会议室举行“尘肺病防治工作动员会暨与大爱清尘合作启动仪式”。
这是大爱清尘继贵州省湄潭县——全国第一个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联手创建基本消除新发尘肺病的试点县后，启动的第二个与地方政府联手防治尘肺病工作的试点县。
同样是这个遵义市安监局副局长田景渠，他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消除新发尘肺病是事关人民福祉、稳定脱贫奔小康的民生工程，是事关国家形象的重大工程。
中国尘肺病农民问题在全世界已到了“控股”地位——中国的尘肺病人口占全世界尘肺病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到2020年，中国官方统计法定尘肺病数量将突破100万。
但由于尘肺病鉴定流程过于复杂，官方统计的尘肺病数量只是冰山一角，因此，中国尘肺病农民数据难以估量，保守估计600万并不夸张。
他还表示，消除新发尘肺病需要政府牵头，由全社会共同参与，只有政府牵好头，与全社会通力合作，才能最终解决尘肺病农民问题。
为了响应《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16-2020年)》文件，贵州省政府办公厅曾经印发《贵州省“十三五”职业病防治规划》，该文件中这样要求：2018年，省安全监管局〈贵州煤炭安全监察局〉、省卫生计生委要牵头对本规划实施情况进行中期评估，督促规划顺利实施;2020年，组织开展规划实施终期评估，评估结果报省政府。
如果说国家和贵州省政府的职业病防治规划说要预防职业病，然后实际却是用打压尘肺病诊断医生的方法去“消除尘肺病”，这种方式倒是足够新奇和龌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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