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来自湖南耒阳和张家界的风钻工人便在深圳的各大建筑工地从事风钻爆破作业。地王大厦、赛格广场等深圳标志性建筑的崛起，无数小区、商业中心的出现，一条又一条地铁的修建，都留给这些风钻工人无尽的病痛，很多家庭和孩子因此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高层建筑需要很深的地基，而深圳的地下全是坚硬的石头，于是，就有了风钻爆破这样一个建筑领域里的特殊工种，有了风钻工这样一群人。所谓风钻爆破，就是要通过风钻机在坚硬的花岗岩上钻出孔洞，装上炸药进行爆破。通过这种方式在岩石上打下直径一米到两米不等、深达三四十米的深井，作为大楼的地基。每一栋高层的建筑都需要打很深的孔桩，所以也就离不开风钻爆破。地铁的建设也同样需要风钻爆破。
由于长期吸入大量粉尘，很多风钻工人都出现了尘肺病的症状，但大多数人做进一步检查和治疗的要求都被职业病医院拒绝了。原因是这些工人没有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也不给他们出具职业病检查委托书。只有少数有爆破证，并且用人单位为其购买了工伤保险的工人最终拿到了赔偿。2009年，在耒阳、张家界的风钻工人的集体抗争下，深圳市政府向没有得到赔偿的耒阳尘肺病工人给予7万至13万不等的“人文关怀”补助金。
自此，我们开始关注这些尘肺病工人及其家庭的状况，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每年都会回访这些病人的家庭。五年过去了，当年尘肺病人最多的耒阳市导子乡发生了很多变化，一代新人换旧人，一片新屋换旧居。我们的一次次回访不是为了揭开人们心中的伤疤，虽然我们知道尘肺病人去世前后的记忆会让亲人的心中留下多大的伤痛。我们只是希望让那些寄居在别人家中的孩子知道还有人在关注他们的成长，让还在尘肺病中苦苦煎熬的工人了解还有人惦记着他们的处境，也想记录下那一个个作古的名字，让更多人知道他们也曾是鲜活的生命，也曾有脱离贫困、追求美好生活的渴望并为之努力，只是一切都被尘肺病夺走了。
“贫困与疾病的怪圈”
在农村，贫困与疾病是一对天生的孪生物，相伴相生。因为贫困，农民工选择外出打工，由于文化水平低，他们只能选择条件恶劣的高危工种。高危工种较高的收入对他们有着很大的诱惑力，但是恶劣的工作环境是他们身体最大的杀手。
中国劳工通讯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尘肺患者年龄大都在35-50岁之间，大约占到患者总人数的90%，3期危重患者占50%。”因而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在患病之前，几乎所有患者都是青壮年劳动力和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在患病后，丧失了劳动能力，也断绝了家庭的收入来源，而治病所需费用对这些家庭来说又是一个‘无底洞’，这笔巨额费用使尘肺患者的家庭不堪重负，回归赤贫。”因而，大多偏远农村被“越贫困越尘肺，越尘肺越贫困”这样一个怪圈所困扰，一个又一个山村陷入“因贫致病，因病致贫”的恶性循环之中。农民因为贫困选择外出打工，他们怀着“发财致富”或盖气派房子的梦想走向城市或厂矿，十多年后他们因罹患尘肺病不得不带着羸弱的身体回到农村，不仅没能带回财富，反而在贫穷的山村增添了一具日渐羸弱的身体，他们不仅没有走出贫困，反而因为罹患尘肺病而更加的贫困，这些偏远农村的农民世世代代都没能走出贫困与疾病恶性循环的怪圈。双喜村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即使部分尘肺病农民工能带钱回家盖上另村里人羡慕的气派楼房，气派楼房内藏着的是一具被尘肺病侵蚀的身体。
耒阳导子乡累计有60人因为尘肺病去世，其中有41人是在09年拿到深圳市政府的补偿之后去世的，还有三人09年没有去检查或者当时没有查出尘肺病，现在也已经确诊了尘肺病。2011年导子乡人均耕地仅有0.63亩，务农收入十分有限，日常开支、看病吃药、子女教育和老人赡养等费用几乎全部靠打工收入来维持。在一个商品经济的年代，人们常常是以金钱作为价值衡量标准，房子成了财富的重要象征，也成了婚姻的物质基础，许多村民为了建立一个看起来“体面的家”，而选择收入较高的风钻行业，甚至在拿到赔偿款之后立刻加盖或者装修房子、购买家具电器。人们甚至觉得拿到赔偿款后不久就去世的工人的家庭是幸运的，因为没有因为治病花光所有的钱。人走了，其赚钱或者因病补偿所建的房子，就像一个个墓碑，证明其曾存在的意义。而这个地方，这样的价值观和生产、生活方式其实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这样的故事，未尝不曾发生在为了在城市中成家立业而过劳死的白领身上。如今，哪怕做风钻工一天有400-500元的工资，耒阳人也不再从事这一行业，他们也会告诫自己的子女，不要从事这一行业。他们深知，不能心存侥幸，因为有人仅仅打了两年多的风钻，就得上了尘肺病，现在已经失去了劳动能力。
“尘肺病对家庭和孩子的影响”
令人担忧的是，尘肺病工人的子女正在逐渐地被卷入曾经侵蚀了他们父辈身体的贫穷与疾病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学者戴春曾写道：“尘肺病像恶魔一样使整个家庭陷入赤贫。更可怕的是，这种贫穷正宿命般地降临到他们孩子身上。孩子们过早地担负起家庭重负，辍学、打工，微薄的工资就是一家人全部的希望。这些过早辍学的尘肺病患者的后代，也只能重复着他们父辈的打工生涯。贫穷的代际转移使尘肺病患者几代人都走不出悲惨的命运。”
我们发现，尘肺病人去世前后的时间，其家庭经济都会受到重创，因为病人妻子只能在家照顾他而无法出去工作。去世前的医药费是非常高昂的，病人常常需要住院，而住一次医院就要一万多乃至更多的花销。以现在一位病情严重的尘肺病人为例，他去年住院花了十余万元，其中很多是高价特效药，不能报销，现在每天打针吃药就需要120元左右。还有一家的孩子，因为需要去长沙照顾病重的爸爸，放弃了中考，没有上高中。而这个孩子已经有一个伯伯、一个叔叔、一个姨夫因为尘肺病去世了。他的一个表弟、一个堂妹因此只能寄养在别人家里，两个孩子的妈妈因为尘肺病导致的生活窘境，一个选择自杀，一个离婚改嫁。
如今媒体上已经爆出了很多留守儿童被性侵或者遇到意外身亡的新闻，不像留守儿童那样父母还会不时回来，这些尘肺病患者的孩子已经不会再撒娇地问爸爸去哪儿了，他们已经明白爸爸再也回不来了。父母双亡，或者父亲死亡、母亲远走而寄居在亲戚家的孩子会比留守儿童更容易受到侵害。他们是否能够营养充足地成长，生活环境是否安全，教育问题能否得到保障，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加上教育产业化后家庭经济条件对于孩子受教育机会的决定作用，对于农村孩子来说，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已是非常困难，更何况那些来自受过尘肺病重创的家庭的孩子。
“患病的村庄”
在《双喜的眼泪》里面，王翠兰奶奶曾经说过：“以前这是一个很热闹的村，虽然贫穷……后来年轻人去城里做建筑工人，赚了钱回来，建了房子，娶了老婆，到现在，村里都没有几个年轻人了，钱也赚了，人却死了。”今年春天，老人去世了，很难相信她会走得安详：四个儿子先她死去，众多亲属上门争夺赔偿金，而在她死后，她的老房子很快被唯一活着的儿子推倒，准备重建新房。
这仿佛就是双喜村的缩影：在双喜村的男人们被尘肺病夺走生命的背后，是作为共同体的双喜村在经济上走向破产、精神上逐渐颓废和伦理关系的迅速解体。这种变化是农村被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后产生的多重边缘化的后果，以经济能力来决定社会地位，大到中国的整个农村，小到家庭的老人，都在被边缘化和被遗弃。
中国传统农村是一个以伦理为本位的熟人社会，熟人之间的联系构筑了农村独特的社会结构和伦理道德，费孝通称其为差序格局和维系着私人的道德，他们建构了农民在生活当中的行为规范：孝悌忠信。
然而，当前的农村正经历着结构性的变革，家庭关系从伦理型向契约型转变，经济理性成为新的人际关系主导力量，核心家庭的利益最大化成为最终的追求，同时，国家与社会保护在家庭经济活动中不再存在，在这种家庭结构中，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中年男性在家庭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老人则因为不具有经济创收能力成为家庭负担而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抛弃。而中年男人一旦出现问题，带来的则是整个家庭经济上的破产和伦理关系的解体。事实上，在当今农村，传统的道德和伦理关系瓦解是一种普遍状况，只是在双喜村这样的状况下，会显现得更加严重和突出，因为作为家庭核心成员的中年男人的去世，削弱了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联系，而尘肺病的发生又洗劫了家庭的经济所有，使得每个个体在经济上处于无比紧张的状态中，强者生存这一市场法则便更加赤裸裸的主导了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在我们的访谈过程中，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对我们表达了她对乡邻的怨恨，她说在她爸爸去世后出殡时，债主们跑到葬礼上来闹，她永远都会记得这件事。以往的乡村共同体带给孩子们的归属感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代人对亲友、乡邻关系的厌恶和憎恨，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
与家庭关系相比，乡邻关系的破裂更加突出。在我们探访的过程中，频频听到村民们对于部分尘肺病人维权领袖的微词，在外出做风钻工刚刚在导子乡兴起的时候，基本都是包工头携带亲朋好友出去做工，因为风钻工的工资极高，是大家眼红的工种，用村民的话说：“来钱快，没有关系人家还不要你。”然而这样的关系却成为日后大家互相怨恨的源头，当病痛和死亡来袭，村民们开始埋怨当初将他们带出去的包工头们。再者，由于包工头对于各家情况更加熟悉，在一些社会捐助项目的捐助金分配过程中，他们发挥了或多或少的作用，使得获取捐助较少的村民也对他们有很大的怨言。
这个村庄似乎在无可挽回地走向破败，它自身已经失去了自我救赎的能力。双喜村就像一个被深圳发展吸干血而奄奄一息的病人，被遗弃，任其自生自灭。
仅仅三十年时间，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一个不夜城，发达的供电系统让它的夜晚灯火通明，令人炫目，然而对于六百公里外的双喜村来说，因为线路老化造成停电却是家常便饭，在我们离开双喜村的前一个夜晚，整夜都在停电，躺在床上，闷热难耐，脑子里却一直在想听来的那个故事，因为一次停电后氧气机无法使用，尘肺病人周立华再也无法忍受病痛，上吊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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