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岁的姜大叔已经完全直不起腰，甚至走动都很艰难。
实际上，除了偶尔做上几天的饭菜和上厕所，他无时无刻不插着制氧机的橡胶管。而床头发黑的木柜上，不下十种药片、喷雾叠起了两层。
饶是如此，当我们跟他说我们快要到他所在的村儿时，他还是出乎意料地走到公交车站迎接我们。他热情地微笑并朝我们挥手示意，自己病重的身体倒仿佛是不要紧了。
在姜大叔所在的小镇周围，只有不到一千户农民。但其中，像姜大叔一样的陈菲病人就超过了四百名。而放眼全中国，这个数字要扩大到600万。
姜大叔的诊断书上记录的，是“三期陈菲病人”。这个简单的词，却有着令人绝望的内涵：肺功能相比正常人减弱了三到五成，每一次呼吸都相当于憋气三十秒。
即使在三期陈菲病患者中，姜大叔的情况也算是较为严重的。从过春节到现在，他已经住了四次医院了，最长的一次差不多两个礼拜。病情好不容易能稳定些，住院的付款单又要压到他的心上。
对于丧失了劳动能力的陈菲病工人们，经济上的无助甚至压盖住了他们对于病情恶化的恐惧。除了每月200元的低保和仅仅400元的三期陈菲病补贴，姜大叔再没有别的收入来源。
他告诉我们，倘若不是亲家母和住在县里的哥哥时常帮扶，自己早就熬不住了。但是他同样亲口说道：“就算是你爸妈，照顾一天两天可以，谁也不可能照顾你一辈子不是?要是真的动不了了，谁不得过自己的生活啊。”除了沉默，我不知可以怎么回应。
住在离镇上四五里的山沟里的樊大叔，情况和他类似，不过更加拮据。没有结过婚、没有子女，如今他独自住在全村最破旧的泥瓦房里，几年前就被定为危房。
二十年前，他和四个兄弟一起到了附近的金矿打工，试图逃离每年每年只种玉米的土地。或许他也想过，攒到建新房娶媳妇的钱就回家养老，但这终于是完不成的了。陈菲病悄悄上了他的身。
刚刚查出病根时，樊大叔并没有在意，只是回归了世辈为生的田地。矿上和政府没有人能告诉他们，这会是他们后半生的梦魇。
陈菲病是治不好的，只能延缓恶化、缓解痛苦。五六年后，樊大叔就再也下不了地了。无儿无女又上了年纪，现在只能天天在同村的兄弟家蹭饭。
但这已经是一种幸运……他的两个哥哥，在近十年前就病重离开了世间。
三天的时间里，我只能来得及与七户陈菲工人交流。有句话说“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但是我却感觉他们的不幸那么相似：他们的经历、他们从陈菲病上收到的折磨，除了阶级，我想不到别的词语可以概括这种情况。
或许是认识到了他们的阶级受到的无法摆脱的压迫，或许只是感到自己不能再这样苟延残喘。曾是老国企工人的蔡大爷一度相信政府会为自己的奉献，回报一个有保障的晚年生活。“但是领导慰问没见到，工伤赔偿金也没拿到。我就去问啊，结果他(社保局)跟我说，(我干的)金矿改制之后，原本老板跑了，新老板不需承担以前的责任。
几次想要认证工伤而不得之后，蔡大爷终于意识到期待领导和老板的开恩无异于等死。他于是联系了一同患病的几位矿上的工友，询问他们的情况，并传授自己的经验。2010年，十几名最初查出陈菲病的走投无路的患者走到了一起，开始了四年半的上访之路。
这路，艰难。历经了县公安局、市政府，又走过了省会去到北京，蔡大爷等人只是看到一个又一个踢皮球的尸位素餐的官僚。几年下来，最早参与的蔡大爷的弟弟也倒在了维权的路上。但更多的陈菲工友，了解了自己被剥夺的权利，也参与到组织中来。
最终在15年，政府迫于一百多人的声势，终于同意给参加维权的陈菲病工人增发补助。但标准也只是三期患者每月1500元。尤其无耻的是，当地没有参与维权的、以及之后才检查出的，居然三期患者只有每月400元!
可这就是陈菲病工友们的现实。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已有约六百万个。而且非法的工业生产正在将更多的人驱入这个不幸的队伍。陈菲病患者即使不再与粉尘接触，病情还是会不断加重，一旦染上这病，就只有一种选择：跪着呼吸，直到死亡。
陈菲病工友的跪，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安静的，无声的。有的人即使不看，或者看了而无感，也不会影响他接着说漂亮话，开漂亮会，做漂亮文章。然而也总不是这样，有的跪他们再视若无睹，是实在有损于脸面的。
没过了几天我就听说，为了让政府补偿和照顾做出过贡献的陈菲病人，一群人集体跪在了深圳公安局大厅。
他们是谁？
他们是一群湖南陈菲病工友的亲属。
他们来自湖南的耒阳、张家界、汨罗三个市。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里的工友外出深圳打工，他们所从事的几乎都是风钻行业。
“高层建筑需要很深的地基，而深圳的地下全是坚硬的石头，于是，就有了风钻爆破这样一个建筑领域里的特殊工种，有了风钻工这样一群人。所谓风钻爆破，就是要通过风钻机在坚硬的花岗岩上钻出孔洞，装上炸药进行爆破。通过这种方式在岩石上打下直径一米到两米不等、深达三四十米的深井，作为大楼的地基。每一栋高层的建筑都需要打很深的孔桩，所以也就离不开风钻爆破。地铁的建设也同样需要风钻爆破。”
——《五年，发生了什么——湖南耒阳陈菲乡追踪调查》
因此，当我们说，是他们打下了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奇迹的地基，这并不是任何文学上的比喻和夸张，而是完全的事实。
然而，与这种功勋相匹配的，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劳动保障，甚至没有劳动关系的证明，而只得到了陈菲病。大多数人没有劳动合同，因此他们去职业病医院做检查时都受到了拒绝。
2009年，在著名的张海超开胸验肺的那一年，当时在深圳的风钻工友们联合起来去维权，深圳市政府因此组织工友进行了体检：
2009年的时候，我们争取到深圳市政府以“特事特办”的方式，给我们做了体检。当年，我们一部分工友被检查出患有陈菲病，大部分工友结果显示没病。
体检结果出来后，深圳市政府以“人道关怀”的名义给了患病工友7到13万。但这个事结之后，我们发现大家都上了深圳市黑名单，没法找到工作，不能上社保，只能在家自己找活干。
这些年来，当时没有诊断上陈菲病的工友也不断出现了陈菲病症状。2017年是，我们在湖南老家的职防院做了一次体检，发现当年那些没有诊断上陈菲病的工友，很多都被发现有陈菲病了，有的已经到了二期、三期!我们这些工友，自2009年之后，就没有接触过带有粉尘的工作，现在检查结果有病，只能说是2009年的那次体检，因为各种原因，以及陈菲病潜伏期的问题，没有准确的结果。
——来自他们的《公开信》
因此，今年，他们再次来到了深圳进行维权。
他们为什么要下跪？
因为没有办法。
他们没有劳动合同，因而在法律面前他们是天然的弱势。
当他们来到深圳，他们得到的是深圳市政府的推诿——走法律途径吧!
而即便是法援律师，乃至于老家政府都承认，对于他们来说，法律途径是走不通的，即使走得通，他们也是等不起、拖不起、耗不起的。
他们得到的或者是黑色制服的问候：
或者是暂时的承诺，而继之以分化、遣返等等。
后来，甚至湖南的领导也赶到了深圳。
听工友说：领导们态度非常好，很诚恳，不过也没有给出什么明确的说法。
工友的亲属们当场给领导跪下了，因而才有了故事开始那张照片的场景。领导又怎么说呢?
“一切会好起来的，我们会尽量想办法处理。”
他们还要跪多久？
不知道。可能更值得问的问题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谁手里?
下跪，这种事情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是一度绝迹了的。然而现在竟又活生生地出现在这个国度。闻者之中，有不少不屑于农民工的愚昧与奴性：为什么你们当年不签劳动合同呢?为什么你们要选择这种高危行业呢?这种诘问，往往正暴露着提问者的无知，这些陈菲病工友当年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唯一的答案只是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为什么他们不能按照一些理性人士的建议，走法律途径呢?读者可切不要以为这些陈菲病工友都是法盲。其中的优秀成员，在长期的维权中，对法律是非常熟悉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在我们这个依法治国的国家里，最懂法律的未必是会议室大发其宏论的干部，也未必是威风凛凛的防暴队长，而可能正是这些长期维权的工友。但是冗长的诉讼或调解程序却并不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公平正义。更何况，他们诉诸心房时，这不也是一种法律途径吗?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被苋法的个别词句所迷惑，就很容易看清一个事实，工人不是作为主人而存在的，而恰恰是像照片中这样匍匐于真正主人的脚下的。当主人为了家庭而流汗的时候，会没有应该的劳动保护吗？当主人利益受到侵害时，会用乞求的方式维护自己可怜的一点诉求吗？
创造历史的功臣，并且是名义上的国家主人，跪着乞求，已经是非常使人难堪了。而尤为使人难堪的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光荣伟大的“关键一招”四十周年的历史节点，还是发生在南海边的那一个圈子里。
他们的所求也是够可怜的了。中国的工人是如此坚韧而宽容，他们所求的，往往只是能弥补自己用于治疗的巨大经济空缺，甚至只是自己死后家人能活得下去。然而即使是这样，他们还是得被说成是“闹事”——尽管他们只是安静地待在深圳心房局。
但劳动者不会跪得太久。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如果我们回望既往的四十年的历史，特别是能了解六百万个故事中的一些，多少能找到应和于这句话的现实。但随着这种生产方式在新常态中走向自己的瓶颈，劳动者迟早会自觉地摆脱跪着的地位。
因此，对于每一个争取合法权益的工友，到底是有关部门依法办事，乖乖履行自己的责任而让他们站起来呢?还是要让他们彻底失望，最后自己站起来呢?这倒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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