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广州如意坊。我外公、母亲都是如意坊附近的新风港码头的职工，在那里干到退休。
那些年，我享受过的国企福利
虽然现在百度上搜索不了详细资料，但根据最近广州海关的微信公众号文章，新风港码头是大跃进时期的产物。大跃进前，“只是一片停着许多疍家艇的河滩，是在大跃进时期凭借人力后天造出来的港口。最开始叫“如意坊码头”，后来因着“学雷锋树新风”的缘故，改成了新风港。(——新风，广州商港变迁的见证者 | 阿关正传)”
对于我来说，新风港不单是我外公和我母亲的工作所在地，我从出生开始就跟这个港口有了许多关联。
我出生的时候，是住在一个很小的房子里。那里房子虽小，但却处于一个天井中。同一个天井周围都是在新风港工作的同事。这个区域，就是职工的住宿区。
如意坊鱼栏大街天井，70、80年代特色鸳鸯楼。楼房外貌至今未变，但住房已经从宿舍性质，变成可以买卖的性质。图片出自公众号硬掃膠文章《超广角|属于我的故地如意坊》
巧的是，这个区域里的小孩大多都跟我年纪差不多大。于是，一群熊孩子平日里什么都会玩，譬如看到江里有一个断开的烂车胎以为是大蛇，于是便下珠江抓蛇;中秋玩灯笼的时候偷大叔的白酒来玩火;爬上楼顶在间隔很小的楼栋之间翻来跳去。这些事，后来如果被大人知道了，我们自然免不了一顿打，但孩子之间却始终对这些事情不以为然。
当然，有的时候也会付出一些血的教训。譬如我小时候奔跑速度最快的一次，就是在一次玩石头互扔游戏中，被扔破了头，血一直流，我用闪电般的速度，伴以鬼啸般的凄厉大吼，从江边石头堆狂奔数百米回家。
在这个小天井里，我度过了最愉快的童年。但我的童年除了在家里度过之外，还不得不提新风港当时的托儿所。
在我印象当中，新风港当时所有的职工都认识我。因为当我到了上托儿所的年纪的时候，我母亲就每天骑着单车，载着我穿越整个新风港，送我到了托儿所后，她才去工作岗位。
托儿所是新风港自己办的，老师也是港口职工。在我当时的认知里，我家是在新风港的右边，托儿所在新风港的左边。看着我们这些被每天父母载着上托儿所的小朋友，港口的叔叔阿姨都会和我们热情地打招呼，期望我们给他们一个萌萌哒的笑容。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托儿所很小，只有一层楼几个办公室的大小，大概就是分了大中小班，还有一个厕所，一个厨房。
这个行政楼一楼本来就是托儿所，左边玻璃门就是教室，右边花园是我们的小操场。后来变成了这个看上去有些情调，但其实没啥人会来休息的地方。
虽然我们都是一帮熊孩子，但印象中我还真没有一次被体罚的印象，不过也有可能是当时年龄太小，记不清了。直到如今，我妈还能记得托儿所的老师们，见面了还能打招呼，反而是我自己倒不认得了。
除了托儿所，以及母亲工作的地方之外，我在新风港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小诊所了。
新风港的小诊所同样也很小，比现在的社康中心还要小，也就一个办公室大小的诊所，再加上一个取药的地方。
这个地方原本就是小诊所。右边是看诊的地方，左边是药房，原本两个建筑之间还有一条小缝，药房在小缝里头。小诊所右边进去就是饭堂，这两个东西都已经没有好久了。
现在我已经忘记了到底我经常生病还是我妈经常生病，总之我感觉经常会和母亲来这个充满中药味的小诊所。我也没啥印象这个小诊所到底要不要收费的了，但印象中小病都是在这里解决的。
其实大医院也离新风港不远，以我的奔跑速度，也就是闯一个红灯外加几分钟直线冲刺，就到了当时的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嗯，背书包的话要冲刺几分钟，我初中就在这医院旁边一墙之隔)，我就是在这个医院出生的。但每次去这个医院，或者去更远一点的妇幼医院的话，那肯定就意味着要打针，或者要治疗一些长期性的炎症问题了。
这个图片后方就是新风港码头的一个入口。过了这个红绿灯，全力冲刺就可以到医院了。
回想起来，当时新风港提供的宿舍、托儿所、诊所，真的是很小很小，但却切切实实地解决了我家里很多问题。现在，新风港还在，但托儿所、小诊所在好多年前就没有了。
那些年，我外公告诉我的国企民主故事
实际上，新风港曾经有过的一些东西，可能在我出生之前就消失了。
我外公大概是从新风港建立的时候，就在里面工作了。他曾经多次获得省、国家劳模称号，对于这些东西，他都特别自豪。
我外公的劳模奖章。我外公是新中国第一批劳模，见过毛主席。除了劳模身份让他自豪之外，广州被日本占据时候，黄沙如意坊一带由于是铁路线，是日军把守重地。当时家住与黄沙一河之隔的河南、做搬运苦力（粤语俗称“姑嘞”）的他，和8个朋友结为异姓兄弟，用刀把日军的货运物资绳子、袋子割破，破坏，专做破坏日军生产秩序的事。
以前每次见到外公，他都会跟我重复重复又重复地说几个他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数是他在港口做装卸工作的时候，给领导提出了什么样的改良建议，他自己又是如何请教大学毕业的技术员，来结合实际，更快速地计算出货物的体积、重量，更快速的判断出应该用什么型号的机器来进行装卸。在这些过程中，他又是怎么和各级管理争论、用实际来证明的。
这些故事，以前每次听的时候，连我父母都觉得不耐烦，说：“都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但每次我外公和我见面的时候，都要问“你学会圆周率了吗?”然后就开始讲他怎么计算货物面积体积的故事了。
以前，我也觉得不耐烦。每次听到外公说这些故事，我心里都想：“这些方法又不能用来考试，有啥用呢?”而且我还听说外公曾经被戴过右派的帽子，虽然那时候我不知道戴右派帽子是啥意思，但从大人的口吻里知道这肯定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那时候我觉得，这肯定是外公经常顶撞管理的后果，跟在学校里不听老师的话就会被罚一个道理。
但近几年，我才隐隐觉得，我外公讲的，除了他的故事之外，可能还在讲当年他作为一个一线工人，怎么参与港口工作的技术改革，甚至管理改革的故事。
虽然现在已经找不到资料证明新风港有没有实行鞍钢宪法，运用“两参一改三结合”(“两参”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即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即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原则)。对比我印象中母亲的工作情况，就已经与外公的故事描述已经大大不一样。
我小时候，每次到了学校寒暑假的时候，我都会待在母亲工作的地方。有时候我还会帮母亲做一些分拣资料的工作，被母亲的同事称为童工。印象中，那时候管理和我母亲这样的基层职工之间的关系算是融洽，但也不记得有任何职工参与管理，讨论规章制度的时候。那时候的工会主席，好像就是港口经理。
如今我的外公已经去世了。在他去世之前的那几年，我曾经尝试问过他更多的一些事情譬如三结合、譬如革委会，但他已经忘记好多了。可在这么多年里，我能够感受到外公工作时那份深深的自豪，即使他曾经被打为右派，也无法掩盖他的这份认同。但对比我母亲的话，我母亲觉得新风港就是一件“渡过严寒的保暖烂棉衣”，已经很难发现那种传说中的主人翁精神了。
而至于今日，新风港更是从曾经的广州七大港口，变成每年都有消息说要关闭的地方。现在的新风港，已经鲜有货船停泊，仓库也已经外租给海鲜物流。
当然，这与新风港本身水位低，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有关。但如果看职工、工人的工作状态的话，从我外公勇于革命，以参与改革为豪，到我母亲一直矜矜业业，认真工作，再到如今，在新风港工作的大部分工人，都已经不算是新风港的员工，新风港更多的作为一个仓库所有者，大部分的工人都跟它没啥关系，更别说能够享受什么福利待遇了，即使是港口职工，也有的被被转为了派遣工。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自然也不会有更多什么把自己的工作与新风港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的想法了。
新风港的“新风”二字，出自于“学雷锋树新风”，但这股新风，在新风港关闭之前，可能就早已消逝了。
曾经，国企就是社会主义的象征。只要国企还存活着，只要有着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就似乎不会变色。
但不要忘记了，即使是在国企占比最大的时候，我们国家依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之上。在所有制上，即使是国有制、全民所有制，并不就意味着就是社会主义了。同样，国企的福利待遇与政策，也并不就能完全意味着社会主义。
在所有制上实行国有制与全民所有制，只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建设，而福利待遇，则更只是社会主义建设所表现出来的东西，而不是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
劳动人民怎么样才算是当家做主呢?这个蓝图谁也无法在今天完整地描绘出来，但起码在当年，毛主席推行的鞍钢宪法，打破管理者权威，让工人参与民主管理，就是一种非常进步的尝试。
如果丧失了让工人参与民主管理、让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探索实践，那即使在所有制上还保有一些以前社会主义的影子，在福利制度上还有一些坚持，但最终都只会迷失在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制度之中，把工人看成能用就用，能甩就甩的包袱。
虽然今天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已经很难在国内找到踪影，但鞍钢宪法就真的过时了吗?恐怕未必。在阿富汗最好的大学喀布尔大学，这所曾经是发生过毛派与伊斯兰正统派组织激辩，是阿富汗的共产主义传播地，更培养出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这位以毛泽东思想在70年代抵抗苏联入侵，在90年代抵抗塔利班，在伊斯兰地区推行妇女选举这样传奇人物的大学里，在2004年开始尝试一种教员、学生、其他学校职工共同参与管理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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