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曾听到那良心的鼓声在响？
——评吕途《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
山河
社会生态有问题，你我都是受害者
回望2017年，我觉得这一年很不寻常。我不知道将来人们会怎样回忆它，但我觉得它值得被记住。一些隐含的休戚与共，在今年得以显现。一些虚假的温柔面纱，在今年被刺破。因为一场大火，流动人口在寒冷的冬天遭到紧急“疏解”。的确，工人们首当其冲，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厂被关停，他们居住的公寓被拆除。可没过几天，住在链家自如公寓里的白领们，也倍感仓惶。干净、整洁、便利的单间，也因为隔断被定义为“违章建筑”，也在被整改之列。从根本处境上说，蓝领和白领都没有获得完整的公民身份。“新穷人”与“新工人”在工作枯燥程度和收入状况上也相差不大。两者只有程度差异，没有本质区别。蓝领和白领是社会结构中的基座，占据社会人口的大多数。但在这个充满噪音的时代，他们的声音很少被听到。没错，我们生活在“小时代”里，咀嚼着一己悲欢，守护着星星点点“小确幸”。我们小资或中产生活剧中稍作喘息，想象一下将来的美好生活，而后继续掏空身体工作、生活。这似乎挑不出任何毛病。然而，未来的所谓美好生活，有多大程度上是真切的?北京一家高端的幼儿园发生了虐童事件，让中产阶层也如坐针毡。他们最在意的孩子教育，居然如此不堪。当整个社会生态都有问题的时候，你我都是受害者。这与雾霾无异，当空气不再干净，无论你是谁，呼吸都不会畅快。这一年，对我个人而言，也值得牢记。我似乎感受到了鲁迅所说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而我的改变正是与阅读“新工人三部曲”有关。
女工不是网红、恶魔，她们到底是谁
如果蓝领、白领是所谓沉默的大多数，那么女工就是沉默中的沉默者。她们从来都处于被讲述、被代言的境地。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分析文章《舆论场中的保姆形象分析》指出：2012年关于“问题保姆”的报道数量从不足百篇，以后几年逐年递增，2017年达到400余篇。负面报道聚焦在偷窃、虐待和纵火等方面。2017年6月22日，杭州家政工莫焕晶蓄意纵火，致雇主家女主人和三个孩子殒命。这让家政工头顶上日益污名化的“帽子”，更加沉重。当然，正面的报道也有。2017年4月26日，《我是范雨素》一文刷爆朋友圈。家政工范雨素开始走入公众视野。从她的自传文章中，我们读到了一种自尊和自信。而范雨素红了，并未让人们更多、更全面地了解女工群体。说到底，女工不是恶魔、也不是网红，他们是谁?我们还是要去倾听她们自己的声音。吕途的《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以下简称“《女工传记》”)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她一直希望写作一本工人们能读懂并且愿意去读的书。因此，她几乎放弃了学术语言，选择用朴素、直白的语言，去叙述女工的一个个故事。她试图为每一位女工立传。
平凡的女工与不凡的女工
《女工传记》的发布会上，三联书店安排了作者吕途、范雨素和张慧瑜三人对谈。范雨素说：“这本书里讲述的人物太优秀了，有很多女工的境况比书中的女工差得多。”她似乎更推崇张彤禾的非虚构作品《打工女孩》。
我仔细梳理了书中的34位主人公的教育情况、工作类型和收入状况。发现她们真算不上优秀。先看她们的工作：14位工厂女工或清洁工、4位老国企工人、3位家庭妇女、10位公益机构从业人员、1位医生、1位速记员、1位机关图书管理员。她们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具备大中专学历的只有5位，其余基本上是中、小学学历。她们的月收入，只有2人超过5000元。为何范雨素会认为她们优秀呢?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女工传记》并不是一部描写苦难的书。即便困难或苦痛作为一种底色难以回避。女工的生活本身是多样的，丰富的。吕途在前言中开宗明义，她写作本书，一是为了记录女工的故事，二是为了探寻希望。她也不回避，采访和写作中的主观挑选。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谁人不是在书写或只能书写自己所能认知、理解或观察到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女工们的优秀与不凡，并不是通过常规意义上的指标表现反馈出来的，而是从她们故事本身让人感知到的。我阅读完34个故事之后，也能感觉到女工身上闪烁着的光芒。菊兰知恩图报，看重信诺，照料死去二嫂的儿子读大学。阿芬有正义感，面对企业分化外地人与本地人的策略，大声责骂签名复工的伙伴们。甘肃平凉出生的彩云，扎根河北正定一家社区服务中心，周一到周五，从早忙到晚。拿着1600元工资，她说：“精明的人都去挣钱了，只有傻子才能为大家做点事”。女工是普通的、平凡的，她们也是优秀的，不凡的。
心中有希望，用脚去踩实
何勇在歌曲《垃圾场》中嘶吼：有人减肥，有人饿死没粮!有没有希望!有没有希望!听起来有一种彻骨的悲观。如果歌曲里指涉的困境是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对于女工而言，还有另一重困境，就是女性的性别处境。吕途试图通过采访和写作去来寻找希望。希望她得偿所愿。作为读者，我从书中只是看到了一些可能性。
书中有三个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是晓灵。她生在一个相对富足的家庭，为了反对家里逼婚，阴差阳错地嫁给了“男友扮演者”。婚后生活难称幸福。她被困在家庭里，依附着丈夫生活。忍受着丈夫在花费上的严苛要求。但她最终并没有选择离婚，随母亲而去。她在一家公益机构开的超市工作，进而慢慢学习并参加机构的其它工作，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感，并使夫妻关系逐渐和睦。从晓灵的故事中，我看到了自主的力量。我认为晓灵没有跟随母亲回家，坚定地外出工作，是因为她看到了依附别人的生活，并不是出路。而只有自己主导的生活，才有可能幸福。另一个是小贝。她是一名大学毕业生。在苏州一家公益机构工作。她对这份工作并非一直都那么专注和用心。在公益组织工作，也是在做一份工作，一样会遇到困难和不顺。她中途辞职去西藏，做了一家客栈的服务员。大量的闲暇时间，悠闲的生活，并没有让小贝觉得幸福。反而有些无聊，让她怀念起了苏州的工作，并最终重新回到那家公益机构。这份工作让小贝得以接触到不少孩子妈妈，她由此发现了女性在家庭、工作中的大量付出和种种无奈之处。加之，观察到身边的同事在成家之后，生活难以自主。就坚定了独身的想法。我觉得小贝很有自知之明。“我了解自己的特点和想要什么，所以我选择了这样一群人，这样一份工作。”还有珠珠的故事，她的那种不懈地寻找，让人似曾相识。我们似乎都有经过这样稀里糊涂地寻找什么的阶段，而珠珠更加执着，并最终修成正果。她创办览表村图书室，自觉地践行自己认同的理念和向往的生活。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自主、自知、自觉。这似乎是漫长的改变征途上的一个个站点。“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女工们先到达一个目力所及的站点，然后再去下一个。或许这就是抵达希望的路径吧。
多余的话，或许也不多余
说起关于女工的著作，我们常常提起潘毅的《中国女工》和张彤禾的《打工女孩》。它们一本是学术著作，一本是非虚构文学作品。但吕途的这本《女工传记》很难被界定。你说它是学术著作吧?书里又有那么多感情色彩。你说它是文学作品吧?它在叙事上又那么朴素，结构上那么整肃。或许这样的体例孕育着一些创新性，但还是很让人忧心。
以我的阅读观感，潘毅和吕途的著作都在呼唤女工的主体意识。这是在清晰地认识到女工处境基础上做出的回应。有一种颠覆现有状况的意涵。而张彤禾的作品更加温和，她似乎更看重对女工工作和生活现状的细粒度、多角度刻画。她相信打工女孩，凭借自己的力量可以跳脱困境。无论有意无意，都默许了一些问题的存在。
《打工女孩》里的伍春明，被张彤禾视为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她的“成功”过程里充满了成功学的色彩。虽然伍春明也表达过赚钱不是她的生命意义的全部。但她却曾经为了钱，陷入传销，不惜欺骗自己的工友。2011年张彤禾重回东莞，发现伍春明再次陷入传销。这让我们很难如张彤禾那般积极乐观。
吕途在对《打工女孩》一书的评论中提到：“社会是一个共同体，当这个社会在积累财富时，绝不是哪个人和哪一个群体的贡献，是参与其中的所有人的共同的努力。社会中人与人本来就是相互合作和相互依存的关系。”
说到底，难道我们只能靠互相伤害，通过坑别人让自己过上好生活么?文章开篇提及的事件，让我们意识到：原本看上去折叠在不同时空里的人们其实是休戚与共的一群人。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彰显出来了。难道我们还要继续遮蔽双眼，让这种零和游戏继续下去?是的，这是一种结构性的问题。但，我们难道不应该吐槽完，哭泣完之后，去尝试做些什么?毕竟只有行动才能带来改变。实践是很难的，但是《女工传记》里好多女工们却已经在勇敢改善自己的生存处境了。而你我也似乎再没有退路可退，没有借口可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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