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湖南桑植，位于世界自然遗产张家界武陵源山脚下，既是革命老区、开国将领贺龙的故乡，也是国家级贫困县。这里还聚居着与云南大理白族同源的另一支白族同胞，可以说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90年代，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距桑植1000公里外的南部渔村深圳，这里的农民也开始到那里打工——因为生活的贫困艰辛，来自这里的农民工特别能吃苦，特别想挣钱，做的都是最累最脏的活：风钻工。
风钻工是建筑工工种里最基础、最辛苦的一种，工人要在工地上直径一米二甚至四五米的洞里，往地下的花岗岩层钻炮眼，然后，装上炸药爆破，形成数十米深的桩孔。最后，灌注钢筋水泥，成为一栋大楼的支柱。由于深圳地质以坚硬的轻度风化花岗岩为主，风钻工在深圳的建筑行业就显得尤为重要。
但这一工种却伴随着非常严重的职业病：尘肺病。风钻产生的大量粉尘直接被工人吸入肺部，造成肺部碳化——一个鲜活的肺，变成了蜂窝、小孔状的黑块。这种病一旦得上，便不可复原，只能愈发严重：患者的呼吸越来越沉重，越来越困难，直至某一天，他们会因呼吸不得，或是因为其他的并发症而去世。尘肺病一旦确诊为三期，意味着患者已走在死亡边缘。
在桑植，因做风钻得了尘肺病的工人，据不完全统计有数百人。通常是一整个村子一起去打工，一起得尘肺。一家兄弟一个接一个因尘肺死亡，留下一个个孤儿寡母，不知生活该走向何方。为此，尘肺工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到深圳维权，想要争取自己的基本生活权利。直到今天，大规模的维权仍在发生。这篇文章介绍的，就是一个去世尘肺工人家庭的故事。
未亡人，指寡妇，同遗孀，意指丈夫已故的女子。钱钟书《围城》里，“未亡人”又引申为“亡国奴”。苏青又讲，“未亡人，只欠一死耳!”缠绵悱恻的道出其中的绝望。谁已亡而人未亡?何已亡而人未亡?
玉英的眼泪
这位未亡人叫做周玉英，是湖南张家界桑植县的一位村民。若丈夫王祥辉还活着，他们认识该有十年了。2007年，通过表妹介绍，21岁的玉英与那个留着长头发，会弹吉他会唱歌的“长毛老二”相识，2008年相知结婚，却未能一直相守。2009年夏，深圳爆发了数百名湖南籍风钻工职业病维权的“尘肺门”事件，王祥辉便是参与的工人之一，当年深圳职业病医院给他的鉴定结果是：无尘肺。但即便被鉴定为无尘肺，王祥辉也再没有接触过风钻这一行业。2011年，王祥辉感到胸口憋气，就再没从事过劳动。2013年病情恶化，开始四处求医;三年后，在2017年初，被病痛折磨三年的祥辉最终告别了这个世界。
左图是初到深圳的王祥辉，右图是去世前瘦骨如柴的王祥辉
从九二年邓爷爷在中国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深圳就开始了它的飞速发展。“神话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正如歌里所唱，一栋栋摩天大楼在深圳拔地而起。然而由于深圳的多岩石的地质结构，要建高楼必须打碎坚硬的花岗岩才能打好地基，于是一种特殊的工种出现了——风钻工。为了节省防护设备的投入，建造商们要求工人抬着八十斤的机器，毫无防御措施地下到三四十米的洞里，混到昏暗汹涌的尘埃里，一天接着一天，一年接着一年地建设。后来，地王大厦建起来了，会展中心建起来了，国贸大厦建起来了，工人们却一个个倒下了。 最开始做风钻的湖南耒阳几乎没有什么年轻人了，死亡的接力棒又传到了更穷的桑植。
风钻工的工作状态
1981年出生的王祥辉，初中毕业后出外打工，2002年开始在深圳打风钻。2009年，因一起打工的不少工人被确诊为尘肺，并要求集体维权拿到了赔偿，祥辉也借这个机会在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做了体检，但他和十几名工友未被诊断为尘肺病。当时的检查结果是：两次检查均见两肺纹理增多，双肺叶均未见典型尘肺样影像学改变。深圳市职业病鉴定委员会由此认定：无尘肺。确诊为尘肺的工友们都拿到了二十多万的赔偿，祥辉也为自己逃过一劫而庆幸，回到了家乡。谁知随后迅速恶化的病情甚至没能让他赶上八年之后的第二次维权。
玉英的第一次啜泣，是在讲起他丈夫得病情状的时候。“第一年的时候他还能走，第二年就不能走多远了，只能走得慢一点，后来就不能走了。”“最后的时候他天天发病，有时候一天发几次的病，他发病的时候就是掐着嗓子喘不上气。他也知道家里借的钱都花完了。去世前一个星期，他只吃了七个饺子，还是分两次才吃完。他原本有一百三十斤，走的时候只有七十五斤了。”她表情非常痛苦，断断续续的说下这些话。一旁的婆婆也在抽泣，扣着手指比划着“我儿子走的时候，手腕腕只有这么细啊。”
左：健康人的手臂，右：尘肺工人的小腿
可再到后来已经太迟。2017年中共中央十九大前后，张家界市为所有在深圳从事过风钻爆破行业的风钻工进行了职业病检查，结果显示所有的风钻工都已罹患尘肺病。
今天，这一百多名工友到了深圳，回到这个自己奉献出青春热血，还献出了鲜活的肺、健康的身体的城市，他们想问问，这个神话般的城市能不能给他们个交代，给他们的后半生一个依靠，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这个正义的拷问不出意外地异常艰辛。但王祥辉却连承受这个艰辛的机会都没有：他没有被确诊为尘肺，却最终患尘肺而亡。
玉英的第二次抽泣，是在讲起为丈夫治病付出的努力上。“我们都是在按医生说的最好的治疗方法治，但他一直没有好转”“第一年花了四五万，第二年花了十几万，第三年去长沙看病花了二十几万 。在长沙时，他住ICU住了十八天，一天八千块。一下又发现他的心跳得好快，血压又降下来了，医生又给他打抢救的针，一针好几千。一会又发病了，一会又发病了。”玉英的眼睛早就红肿，抽泣让她每讲一个数字都要花很大力气。家里几代人攒的钱，包括祥辉先前打风钻攒的钱，大概有二十几万。好心人帮忙轻松筹筹到了四万，可这一治病花了四十多万，现在这个入不敷出的家庭还欠有二十万的债务。家里没有社保，社会能够帮上这个家庭的，真的不多。
玉英和祥辉有两个孩子，一个九岁三年级，一个八岁二年级，如今在镇上上学，玉英就在镇上一年花1200元租房子带孩子。孩子去上学时，她就在家打棉鞋，一周一双，一双一百，卖出去。孩子一周的吃喝就得两百，那一百就靠七十二岁的爷爷和六十四岁的奶奶在山里种地，种不够时，孩子姑姑一个月也会接济两三百。
周玉英流下了眼泪
玉英的第三次抽泣，是在谈起爸爸妈妈的辛苦的时候。“我爸妈命苦，人家爸妈六十岁就享福了，我爸妈七十几岁还没享福，还要养孙子。”玉英颤抖地说。爷爷身体也不好，腿脚麻木没有知觉。他之前在外面做工做的太多，扛东西压出了脑病。家里种的稻谷、红薯成熟了，又没有车可以搭时，奶奶就扛着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给买家送去。奶奶也腿疼，她在讲起她手脚越来越不麻利的时候露出惊恐绝望的眼神。
爷爷奶奶本身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祥鸿二十一岁就因为工伤去世了，二儿子又因职业尘肺病而去世。奶奶的眼圈似乎永远是红的，挂在嘴边的总是“我的儿子都不在了，老房子梁歪了墙塌了没人管啊”“我的儿子都不在了，地只能我种了”“我的儿子都不在了，村里的人就不来家里了”“我的儿子都不在了，媳妇走了我也没办法啊。”白发人送黑发人，那是一种怎样的人生中的孤独与绝望。
村里有的男人的了尘肺病，女人就跑了或者改嫁了。这样的生活压力太大，世上没有恶人，只有被逼无奈。玉英只有三十岁，婆婆也会担心她离开，婆婆说，如果媳妇走了，俩孩子跟着一块儿走，这个家就彻底完了。但当我们问起玉英将来的打算，她讲到：“没想那么多，先把孩子养大。”接着是她的第四次抽泣，“我和婆婆的关系很好，不吵不闹。但是我心里压力大。外面借了那么多钱要还，孩子现在又小也要花钱，你说我要是现在出去打工，要打多少年才还得完!”她越讲越难过，流下绝望的泪水， 为自己抽泣。“过完年我就出去找点活干，但不认识字的话也只能做苦力。”
玉英只上到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帮她堂哥带孩子了，一个月给她一百块钱，她全部交给她妈，送她弟上学。玉英心上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经济上再困难也不希望他们过早去打工。“ 要是他们读书好的话，我希望他们上大学。要是实在读不下去了，读个职高也可以。那么早去打工别人写的什么你也不认识，连写个请假条都不会，在工厂上也被人家笑话 。 我现在一个人的话都不敢出去，去哪里也找不到地方，路也找不到。” “但是我过完年就出去，把他们安顿好了我就出去，出去挣点钱，可以还债，可以个他们搞一点生活费。”讲这句话时，玉英仍在抽泣着，好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做一个撑起家庭的女人，好像有些抑制不住的委屈，因为过去，或因为未来。
周玉英在老房子里劳作
唯有提到两个孩子时，玉英灰暗的眼神才映射出些许光亮。但当被问及孩子会不会想念父亲时，她的眼泪又来了。“儿子想爸爸了就自己去下面爸爸的那个坟上去看。我不知道他在那干什么，每次都是他一个人去的。我问他干什么去了，他就说到爸爸那里去了。”从前祥辉在时，两个儿子淘气，祥辉本来就心情烦躁，被吵得更烦，就总说他们。但爸爸去世后，两个儿子却不说话了。“他们以前是很活泼的，之后好像就不说话了，见了人也不叫。”玉英说。
两个儿子虽然都不到十岁，但都有着令人心疼的懂事的性格。我们进门时，他们俩和妹妹家的小孩正坐在炉火旁边看电视，一见我们进屋，他俩飞也似地站起来跑了，坐在门槛上，其实是在给我们让座。妹妹家的孩子依旧坐在炉火旁，被电视节目逗得大笑，而他们只是看着电视，一句话也不说。我抱着小儿子问他去找爸爸都和爸爸说什么，他什么也不讲，只是嘴巴一张一合，叫着爸爸。
临走的时候爷爷拉着我们，说感谢我们来看望，还说希望共产党能照顾一下他们家的情况。我望着爷爷佝偻的脊背，摸着他干枯的手，不知何言。
王祥辉的父母、妻子和两个孩子，一个因尘肺重创的家庭
祥辉的家庭既可以说是意外，又可以说是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贫苦人民抵御风险能力差的必然。同时，这也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桑植县已有二十多位工友病逝于尘肺。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王祥辉走后留下的孤儿寡母，没有太美好的生活需要，只要最基本的生活条件、还有一个基本的公道。同时，还有那一百多位患病工友，现在正在深圳为他们永远被伤害的肺讨要一个说法。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奉献了生命建设起华丽的现代都市，与他们病患交加、贫困艰难的生活之间的不平衡，就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最大的矛盾。中国600万尘肺工人的身后，是数百万像玉英这样的女人，和数百万个贫困的家庭。
风钻行业本应该被机器取代，但资本总是倾向去选择更为廉价的人工劳动力。如今的风钻行业，又在向更加贫穷的地方转移。
谁已亡而谁未亡?何已亡而何未亡?痛定思痛，长歌当哭，只希望大众热心能温暖悲剧冰凉，法律裁决能带来希望之光。
注：
2009年湖南数百名建筑工地的风钻工人因患尘肺集体维权，如今，耒阳风钻工人已有超过2/3的人离世。而张家界桑植县籍风钻工人，在2009年继耒阳工人之后，要求深圳职业病防治院对其身体进行检查。但不知是检查结果有误还是另有其他原因，深圳职业病防治院并未给绝大部分桑植工人检查出尘肺病。如今，8年时间过去了，自2009年离开风钻行业的桑植工人陆续尘肺发病，当年未检查出尘肺病的工人也陆续因尘肺病而离世。2017年10月，桑植县疾控中心为桑植县工人进行了身体检查，结果显示，2009年未检查出尘肺病的百余名工人全部罹患尘肺病。最近工人准备赴深圳再次维权，一是要求深圳市正视桑植县疾控中心的检查结果，组织工人重新进行身体检查;二是在检查的基础上，根据职业病防治法和工伤保险条例进行工伤认定与赔偿。此外，参与过2009年尘肺维权的工人此后在深圳乃至整个广东，个别维权代表在临近的福建等省份都没有办法获得正常就业的机会，他们上了就业黑名单，只得打零工为生，工人也要求深圳市政府对此作出解释。
更多故事：
王祥辉和工友在深圳的留影。
王翠兰老人的五个儿子已经有四个死于尘肺病，其中最小儿子病故的时候才25岁。如今，唯一健在的老四也被查出尘肺病。2014年2月，王翠兰老人离开了这个悲苦的世界。
尘肺三期的徐作斌，肺部穿孔的伤口一直未愈合，医院说治不了，就在家里等着吧，坐在床上的他呼吸困难得说不了一句完整的话，肺部的穿孔不时发出刺耳的气流声音。他儿子13岁，女儿8岁。2013年农历大年初一，徐作斌呼吸衰竭，离开了这个世界。(照片拍摄于2012年夏)
徐作清，徐作斌的哥哥，于弟弟去世半年后呼吸衰竭死亡，终年44岁。92年去深圳做风钻工人，08年开始发病，到现在寸步难行，每天趴在床边使用制氧机(甚至趴着睡觉，因为躺着气难上来)。医生形容，他的肺像是煮熟了，全是硬的，和他一起的工友都走得差不多了。他现在特别舍不得68岁的母亲和上学的孩子(拍摄于2012年夏)
徐作清和徐作斌的母亲，70岁，一个人种了3亩地的花生，芝麻，黄豆，油菜，每逢赶集就走路过去卖掉得来几十块钱，全给两个儿子买吃的，每天想到他们的病她以泪洗面，吃不下饭。如今两个儿子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还得照顾年幼的孙辈。(拍摄于2012年夏)
曹金，曹家三兄弟的老大，三兄弟都得了尘肺病。三弟曹满云2012年初(2011年农历腊月)从耒阳中医院七楼病房跳楼自杀。女儿曹小璇寄居在姑姑家。曹金于2013年喝烈性农药自杀。如今，曹家老二曹斌也已经病入膏肓，很难撑过这一年。(拍摄于2012年夏)
等待死亡的曹斌，他已经无法流利地说出一句完整的话，他的肺已经慢慢衰竭。2014年初冬，曹斌死于尘肺病。(拍摄于2014年夏)
2011年8月，见到曹满云时，他已经虚弱得不能连续说话。曹满云一家弟兄三个，曹金、曹斌也都身患尘肺病，而他们的孩子都还很小。2011年9月，当年参与尘肺调研的北大清华师生正式启动了“尘肺无情，社会有爱”公益助学计划。他们兄弟三人的孩子成为第一批受益者。
作者：辛迪
编辑：默默然
美编：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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