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研究”公众号编者按：
2015年是中国提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20周年，也是“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活动的十周年。如今转眼已是2017年。十余年来，我们不断地推动知识分子与基层妇女的互动及相互支持，致力于促成有力的社会行动与新的知识生产。近年来，我们还联合更多伙伴机构及志愿团体发起了“百万和平妇女计划”，通过分享会、工作坊等活动，发动公众参与搜集、分享和书写自己与身边妇女们的生命故事。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不管我们今天身处何方，我们职业、身份、年龄有何不同，“多彩的和平”仍然是我们共同追求和坚持的信念。让我们在不断地生命对话、行动反思与社会实践中开启新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从5月6日起，乡村建设研究公号将以“和平妇女”为主题推送专题系列文章。文章选自“和平妇女”十周年纪念文集《践行和平 歌吟生命》(主编为香港岭南大学刘健芝教授)。敬请关注!
1993年的致丽大火，曾经震惊了全世界、震动了中国政府高层。这场大火伤亡之惨重，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劳工权益问题的关注;由于致丽是一家出口加工企业，在追究责任过程中，一个全球化生产的利益链条也被清晰地展现出来。当时国内外的反映可分两条线路，一是国内政府和官方组织，追究相关者的法律责任，开展大规模的消防安全检查;另一是国外包括香港的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关注和帮助受害者，并将矛头直指跨国公司的责任。
我本人正是在同年开始做农民工研究的。1995年有机会随学者常凯到致丽旧址，并访谈了保外就医的致丽原中方厂长黄国光，而后得到常凯在火灾现场收集的各种文件、信件，写成《打工妹的内部话题》;事件6周年前夕，组织了北大、人大的学生分四次在重庆和河南寻访致丽受害女工和死难者的家庭，其中我本人与AMRC的调查员一起在重庆做了调查。这几次寻访的名单交给持续帮助致丽受害者向上游的跨国公司索赔的香港民间组织，并将寻访经历写成报告《泣血追踪》。对致丽的调查是我十余项农民工调查和项目中震动最大的一项。十几年来，我无数次打算再去重庆，重访那些受苦受难的致丽姐妹兄弟，可是终未如愿。
如今致丽劫难已经过去了20年，死者已已矣，伤者也回归日常生活。这20年，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80后、90后农民工的新生代成长起来，他们面对的问题与当年致丽女工一代有很大的区别。与致丽女工同样作为第一代的农村外出打工者，相当数量已经返乡，成为“后劳工一代”。然而回乡，并不意味着打工生涯影响的结束。特别是那些因伤残而返乡的打工者，他们的伤痛跟随他们伸延到家乡，给他们自己的生活和他们的亲人带来持续的影响。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伤残返乡打工者的数字也在不断增加，他们已经构成农村一个最弱势的群体。
以我的调查为例。2004年我在四川一个外出大县组织了一项伤残返乡打工者的调查，包括外出期间受到各种伤害致病、致残、致死的情况，共登录了346人，其中死亡113人。而该县一个外出比例最高的镇，当时常年在外者1万多人，调查到的受害者就有242人。再如2000年底和2002年底我们在不同范围曾做过有关调查，显示受过工伤的比例分别是11.9%和25.3%，曾有过职业病的情况分别是1.7%和9.8%，均远高于四川调查的比例。以后我在设计和参与的各种调查中，都加入了询问在外期间有无受到身体伤害的问题。结果是只要询问到的村，无一例外都有外出伤亡的事情，工厂的情况也是同样。目前还没有见到官方的全国性数据，但仅就以上零星的调查已经令人不安，一些媒体报道的典型案例更是触目惊心。官方认可：农民工、外来工成为伤亡事故的主体，约占伤亡事故总数的80%以上。
外出打工却遇到伤亡事件，今后个人的治疗和家庭生活将面临沉重压力，保险或赔偿至关重要。这方面，致丽受害女工还算幸运的。一则这场事故震动高层，被当地各级政府作为专项处理，尽管补偿数额不高且不公开，但基本到位;二则作为全球生产模式下亚洲地区的第二场大火，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香港市民的捐助。特别是香港劳工组织AMRC和基督教工业委员会持续的关注和帮助，为受害女工和他们的家庭争取到CHICCO的赔偿，成为向跨国公司索赔的成功案例。
但对于更多的伤残打工者来说，索赔是一件极为艰难的过程。在21世纪初国家职业病、工伤保险等法规及高层一些安全生产的文件出台之前，农民工工伤的索赔基本以私了为主。从前述四川的调查得知，因矿难死亡者多得到赔偿，但2001年以前赔偿数额低且差异大，最低仅2千元，最高3万元和5万元各一例，其余呈正态分布。2002年至2004年，赔偿数额增加，都在2万以上，但最高也止步于5万。工伤者索赔更为复杂，有近十分之一完全没有得到赔偿，其余从千元以下到15万元不等。由于没有保险，私了的数额往往是资方说了算，如果有争执，伤残者就会被赶出厂，生活无着。1999年在周立太律师帮助下调查伤残打工者时，亲眼见到他们的绝望和无奈。进入21世纪以后，一个看似完备的针对农民工的劳动法律保护和政策体系建立起来，但是实践过程中维权之路依然举步维艰。从工伤的发生到获得赔偿，即使完全按照制度走，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何况每一步，工人都处于弱势地位，因此索赔不能到位是经常的事情。
而伤残打工者一旦回到家乡，就基本上遁出人们关注的视野，成为沉默的群体。但是他们的苦难并未停止。对于那些落下严重残疾的打工者，身体的痛苦往往要煎熬他(她)们的一生。《苹果日报》报道，致丽四位伤最重的女工，“烧伤的皮肤、筋骨，破了又合，合了又破。不时仍要想法子支付无尽的手术、治疗及更新义肢的费用。”作为家庭收入的主要供给者，一旦丧失了劳动能力，或者劳动能力下降，给家庭带来的第一个冲击就是经济情况的逆转。四川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伤残者(没有包括死亡者)家庭，经济状况在本地为“上”的凤毛麟角，为“下”的占到一半，还有六分之一成为特困户。而对于伤残者来说，心理的压力一点也不亚于身体的病痛和经济的困境。从健康人沦为残疾人，从支撑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变成需要照顾的对象，每一件对于伤残者来说都是非常残酷的，他们的挫折感、困顿感要比欠薪、超时加班更为严重。四川调查发现，有1/3或强的伤残返乡者精神状态属于比较好一类，1/3不太好，1/4精神状态非常不好，还有少量精神不正常;在外的人的精神状态与返乡者差不多，良好的比例占1/3，其余都属于“不太好”和“很不好”。值得注意的还有大龄未婚和离婚的伤残者。这些年无论在何处调查，都遇到这样的人和事。伤残无奈返乡而又没有婚姻的支持，这些可能是一些从身体到精神都非常痛苦的人群。伤残的大龄未(离)婚女性比男性少，但是我们调查中也屡屡遇到这样的案例，她们比男性处境更为窘迫。因为按照中国传统性别分工，照料家人本来就是女性的责任，如果家中的男性有了健康问题，女性理所当然要承担日常的照料。而女性特别是已婚女性一旦丧失劳动力，她不仅不能承担原本属于她的家务责任，还要他人照料，这就需要家庭角色的转换。问题不是每个家庭都能作到这样的转换。女性的身体对于她履行性别角色所赋予的责任，比男性有更重要的意义，而这是金钱所无法补偿的。
伤残返乡者能得到哪些支持?按照现有的制度，可能包括：民政部门的低保和困难救济，工伤的康复制度，残疾人在就业、工商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减免农业税方面的政策，等。但是上述政策在设计时，主要还是针对农业劳动者和本地企业的工业劳动者，没有将大量外出劳动力可能的风险考虑在内，逻辑上认为外出者的工伤风险应当由输入地解决。四川调查中发现，伤残返乡者中有几人得到民政部门的救济，但是据说当时一个乡镇一个月的救济金数额，仅几十元而已。再如残疾人就业基金，是通过向本地企业收缴的，但是本地企业能力有限，所缴纳的基金连县城里的残疾人就业也不能都解决，对于这样一个更大数量的农村残疾人无能为力。
2011年，农工党中央进行了“全国十省市伤残返乡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伤残农民工基本都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农村合作养老保险，但几乎所有人都没有获得社会救济、廉租房、低保、托养、五保等社会保障。同年，国务院批转了《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根据这个纲要，“十二五”期间将残疾人普遍纳入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予以重点保障和特殊扶助。除了政府在社会保障、康复、教育、就业等方面的职能外，政府还将通过各种扶持措施鼓励各类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参与发展残疾人服务业。将志愿助残工作纳入国家志愿服务总体规划，鼓励和帮助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充分发挥残疾人在残疾人事业中的作用。说明一个残疾人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正在逐步建立。
而致丽女工小英创办的“自强残疾人服务站”就是这样的一个先行组织。10年来，通过这个草根公益组织，原致丽伤残的工友们之间保持着联系，相互鼓励和安慰;2003年——大火后的10年，她/他们还有过一次聚会和回顾;服务站还把视野投向由于各种原因残疾的朋友，开办了倾诉热线、接待来访，联系各种社会资源，给予困难者以可能的支持。小英和服务站的经历，说明一个普通的打工妹，完全可以成为助人的社会工作者。相对于学者批评的“残疾人组织行政色彩浓厚、组织发展动力不足、组织功能薄弱”的现状，这样的草根组织更具真诚、更有活力，应当得到更多的肯定和支持。
致丽20年，在农民工数不尽的生命逝去和艰辛的维权过程中，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成长为了强大的经济体。如何善待那些为经济增长付出血汗、做出牺牲的伤残农民工，考验着社会的良知与正义。他们不应被遗忘，他们的权利再不能被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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