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到一篇文章，《中央党校教授：农村改革如果地主复活，就是改旗易帜！》。作者徐祥临是一位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民合作社等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他在这篇肯定“塘约道路”的访谈文章里特别强调了现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一句话：“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
为什么?按作者的理解，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彻底消灭地主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如果打垮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村改革自然会改到地主复活;而地主复活，自然就是改旗易帜了。
——我对作者的这个观点深以为然。尤其是“地主复活”几个字更是直击人心!因为不久前我刚刚遇到的一件事，恰好就印证了这几个字。
河南省方城县一个叫彭彦芳的普通农村妇女要来北京上访。我并不认识她，但她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我的电话，希望我能帮助她。
彭彦芳要进京上访的原因听起来让人匪夷所思。
为了不至于转述偏差，我直接把她的上访信原文照录如下，相信有耐心看完的读者都会跟我一样既愤懑又不能理解：
我叫彭彦芳，家住方城县小史店镇北园村五组，身份证号41292219700415534X。我的丈夫刘青堂是个老实巴交的人，从不惹事生非。他会汽车修理的技术，我们家住在省道高兰线公路的路边，刘青堂就用家里的房子开了一个汽车修理部。我们有两个孩子，都在上学，一家人日子过的虽不算富裕，本来也十分和睦。但现在我们却被村霸刘红召给逼得流落在外，有家不能回，眼看就要家破人亡。万般无奈之下，只有求助上级领导。恳请您们伸出援手，救救我们这一家人。
刘红召是我们同村邻居，跟刘青堂还是本族亲戚。他原来是跑汽车运输的，还经常让刘青堂帮他修车，但自从三年前他也在我家旁边租了一块耕地圈了一个院子，开了一个汽车修理部以后，就不断找我们的麻烦，不止一次找事打过刘青堂和我。一开始我们忍气吞声，想着他是年轻人，是刘青堂的晚辈，他挣他的大钱，我们做我们的小生意，只要日子过得去就行了。但没想到刘红召仗着镇里有亲戚、县里有关系，变本加厉，非要把我们逼到死地。
去年九月，并不是村组干部的刘红召公开召集我们组里的一部分群众开会，说他要买下高兰公路路边，紧挨着我们组的一道沟。这道沟有三米多宽，二百多米长，是属于高兰公路两侧的流水沟，没修路前是我们村组的集体土地，后来国家征地修省道时，其实已经征收过了，但一直没有维护利用。刘红召给参加会议的村民一口人一百块钱，威逼诱使大家签字(其中有很多还是他强行代签)，算是把这道沟“买”走了。我家没有人参加这个会，也没有领刘红召的钱，更没有按刘红召的要求签字。因为村组干部都没有参加这个会，这只是刘红召的个人行为。
一张自拟的“合同”就能强“租”集体土地30年
但是从此以后，刘红召就以他已经买下了这道沟为名，说这是他个人的地，不允许我们再从门前原有出路走。
刘红召此后又多次找我们，要求我家签字承认这道沟是他的。因为我家门前的出路也在刘红召所说的这道沟上，签了字我们就没有出路了，按刘红召的一贯作风，一旦签了字，他完全敢把我们的路断了，让我们住不成，所以我们没有签字。但我们想着不惹他，也答应他说，啥时候国家再扩路补偿了，我们门前这一段的补偿款我们不要，都是他的。但在国家征地之前，这房子我们还得住，门前出路还得走，所以没法签字。
2017年5月19日一大早，刘红召用他家自己的钩机把我家门前挖了一道深沟。还是他一贯的说法，说我家门前的路他早都买下了，他想咋挖就咋挖。
当时我们还正在给人修车，一看这种情况刘青堂赶紧起来阻拦，但被刘红召等人打倒在地按住不能动。我挣脱跑到小史店镇政府找镇领导，但领导不管，让回村里解决。等我再跑回家里，门前的路已经被刘红召给挖成了沟，刘青堂的左手中指也被刘红召撇断。经法医鉴定，属于轻微伤。但我们找小史店派出所控告，派出所一直推拖到现在也没有处理。
被打伤后刘青堂打电话报警
后来我们想，只要刘红召不再逼我们，挨顿打就算了，也不再跟他生气了。刘青堂就把门口平了平，想着只要能走路做生意，我们就忍气吞声过日子算了。谁知道刚一平整，刘红召就出来将刘青堂大骂一通。扬言要把我们全家都毁了。
6月26日，胆小怕事的刘青堂拉着我去城里离婚，生怕刘红召对我和两个孩子使坏。我拗不过他，在城里哭着和他办了离婚手续。但是等我晚上回到家里拿孩子的东西，走到门口才发现，门前被刘红召又用钩机重新挖了一遍，而且挖的更深更宽更长，我们根本连家都回不去了!
尊敬的上级领导，我们一家人在村里从来与人无争，只想着自己安安生生过日子。但却被刘红召逼得走投无路。27日上午，我去方城县信访局找县领导反映，接待的领导听了我的哭诉，也十分气愤，说现在是法治社会，绝不能出现这种欺负人的事。当时就给小史店镇人大主席户东升打电话，让我回去找户东升，说他会帮我们。但是等我下午回到小史店找到户东升，他却说你有本事为啥不去北京?!
我们现在有家回不去，不敢回，都寄住亲戚家里，孩子连学也上不成，一家人眼看要零散。刘青堂和我都是没本事人，面对刘红召一直都是逆来顺受，想着只要忍让，他总会念及同村同族的情分给我们留一条活路。但现在看来再忍让也没用，刘红召从一开始就是想灭门霸户，我们就是给他签了字他也让我们过不成，非要把我们赶走。我现在只有上访告这个恶霸，反正家也没有了，小史店镇的领导也指望不上了。如果上级领导再不管，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上访人：彭彦芳
电话：15037729258
2017年6月28日
看到这里，您是不是跟我一样，满腔怒火又觉得不可理喻？
满腔怒火，是因为在今天这个共产党的天下、法治社会里，怎么还有这样明目张胆欺负人的事？！不可理喻，是因为在今天这个共产党的天下、法治社会里，这样明目张胆欺负人的事为什么竟然没人管？！
说实话，我几乎要怀疑彭彦芳说的不是事实，甚至揣测她是不是那种小题大做、恶意“碰瓷”的“刁民”?因为欺负她的，不是政府，不是公检法，不是城管，仅仅是一个“恶霸”。甚至连“恶霸”也算不上，充其量就是一个不论亲戚情分、不讲人伦道德的地痞流氓!怎么就能把她一家人逼到这种田地?但她发给我的有照片有录音，又让人不得不相信——这种“生活在新闻联播里的人”打死都会认为不可能的事，确实就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之中”!
气愤之后，我还是劝告彭彦芳冷静下来，不必来北京。
因为第一，再怎么说你这个事也不算很大的事，欺负你的人顶多就是一个村霸。像这种事在基层，顶多一个镇党委书记或镇长就能解决，真是大可不必跑到北京，既增加你自己的成本、又给相关部门加重不必要的工作量。你去县信访局找县领导反映时，那位接待的领导听了你的哭诉，不就很气愤当时就给镇里打了电话吗?那位镇人大主席没给你解决问题说话也不好听，很可能是本乡本土的、有他个人的种种利益纠葛在起作用，但并不见得别的领导也都会像他那样。你完全可以继续去县里反映，只要你说的是事实，县领导应该不会不管的。
第二，即便县里真的没人管，你就是来了北京，我除了同情之外，也毫无能力对你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也只能建议你按程序去相关部门反映问题。
……
十几天后，我再接到彭彦芳的电话，她已经人在北京了。
彭彦芳在国家信访局接待室门前
据她所说，她听了我的话，不但又去了县里，而且还去了市里，领导们确实都很同情都说会为她作主，但一回到镇里还是被那个人大主席挡着，说她只要不给人家刘红召签字，告到哪里都没用!她现在真的已经走投无路了，只能来北京找“包青天”。她带了药，再找不到为民做主的“包青天”，她就死在这里不回去了。——说实话，听闻此言，我当时就想到了那个被黄世仁强逼着卖掉喜儿、喝下卤水的杨白劳！
彭彦芳似乎已经濒临崩溃了。所幸，家乡有关部门的驻京工作人员避免了一场真有可能发生的悲剧。
我一直认为各地政府派人驻京接访是一种劳民伤财之举，但从这次看来，对化解矛盾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作用。后来彭彦芳在电话里告诉我，家乡政府驻京人员了解到她的情况后，当时就与相关领导联系，小史店镇党委书记李清坡明确表态让彭彦芳回去找他，他一定会解决此事一管到底。公安机关也承诺依法办理刘红召涉嫌伤害刘青堂一案。由于彭彦芳连日奔波身心俱悴，在国家信访局门前曾一度晕倒，所以家乡政府驻京人员不放心她的安全、还要护送她返乡。
就在彭彦芳回到家里的第二天，她发来了镇政府出面，已将她家门前的沟填平的照片。并说派出所也开始找她们询问笔录要调查刘红召。
彭彦芳庆幸自己还是碰到了“包青天”。
为什么我会将这件事与中央党校徐祥临教授所说的“地主复活”联系起来?刘红召是复活的“地主”吗?
是的，刘红召确实不是我们通常一说起“地主”，就会想起的刘文彩、黄世仁那种拥有万顷土地，养着武装家丁，上结交官府、私设公堂，下欺压乡邻、为非作歹，动不动就逼死人命、横行一方的土豪劣绅。似乎在今天的农村，即便一部分人再怎么“富起来”，也不可能成为“地主”这种封建社会最黑恶、无耻的东西。但说心里话，从彭彦芳所述这个把她一家人逼得有家难回的刘红召身上，确实让我看到了旧社会“地主”的身影。
他虽然还没有像刘文彩、黄世仁那样有钱有势，也没有像刘文彩、黄世仁那样罪恶累累。但是，他想要谁家的地就能要谁家的地，自己开个“会”就能逼着乡邻把集体土地“租”给他，并且一“租”三十年!你不答应?他就打你!打得你不敢回家!把你家门前挖成沟，让你做不成生意、过不成日子无处存身!有家有小的平常夫妻竟然被逼得想到用离婚这种“办法”避祸!从这点来说，刘红召私拟的那张“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跟黄世仁要抢走喜儿、强逼杨白劳按指印的“卖身契”有何区别?!刘青堂还是刘红召的族叔尚遭如此厄运，那些无亲无故的乡邻平日里更不知要被他欺负到何种地步!刘红召仅仅是比乡邻们“光棍”一点、手里多了几个钱，如果照此下去他钱多了势大了，岂不就是一个称霸一方的土豪劣绅?
更让人想想可怕的是，刘红召在村里如此巧取豪夺一手遮天，竟然无人管?——这个村的党支部去哪儿了?村委会去哪儿了?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果真在这里瘫痪了吗?如果放在有大队有公社的那个时代会容许这种事出现吗?打伤了刘青堂，派出所不管;告到镇政府，镇领导不管。幸亏刘红召现在的能量才只是结交村镇两级“官府”，假如结交到了县里、市里，甚至像刘文彩那样直接有一个当“省主席”的亲兄弟，那彭彦芳一家还上什么访告什么状，要想不死在“水牢”里、或者不想像杨白劳那样喝卤水自尽，恐怕背井离乡跑得远远的才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彭彦芳庆幸她碰上了“包青天”。作为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她在今天这个民主法治时代还有这种认识，多少也可以理解。其实我替她庆幸的是——不管怎么说，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还在，共产党这个名字还在！所以社会主义的道理还得讲，“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各级政府官员还得念。无非需要彭彦芳们付出点代价罢了。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共产党当年领导亿万农民，通过土改、通过革命的手段建立起来的。正是有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才为彻底消灭地主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也正是至今还存在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才能保卫着彭彦芳这些农民的最后一点利益。
而在不久前，武汉那位女作家方方还用一本名叫《软埋》的小说来否定土改，否定上一代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请参阅《张全景：方方连蒋介石都不如》)。如果方方能跟同为女人的彭彦芳们感同身受，不知道她是否还会认为土改理当“软埋”?
其实，仅靠方方这种人是软埋不了土改的，更软埋不了中国革命。真正能软埋土改和中国革命的，只会是那些打垮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假农村改革之名让“地主复活”的人。
但我想彭彦芳们应该是不会答应的，因为现实终究会让她们懂得——
她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包青天”，而是一场土改！
2017年7月29日
【作者后记：刚看到中纪委今日发文，《来了！中央纪委派人巡访31个省区市，就为了扶贫这件大事》。其实文中说到“发现问题不去抓、不去处理，或者抓了一下追责也不到位”的现象何止仅存在于扶贫工作上?真心希望有关方面在花钱费力大搞“精准扶贫”的同时，也要考虑考虑农村的精神扶贫、政治扶贫，只有在精神上、政治上也能脱贫的彭彦芳们，才不至于因为一个刘红召这样的人，就会被逼得跑去北京找“包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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