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我们感叹珠三角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这里作为“世界工厂”向世界各地输送各种产品：家具、灯饰、衣服、运动鞋、手机……繁荣时候，外资争相涌入珠三角，做不完的订单，工人们埋头苦干，工伤不断发生;衰落时候，企业关停并转迁之势无法阻挡，订单减少，工人们埋头苦干，工伤仍然不断。在“繁荣”与“衰落”的背后，始终不变的是流水线上的工人们，似乎无论经济形势好还是不好，工伤“照常”发生。
马克思用“活劳动”和“死劳动”来区分机器设备和劳动这两种生产要素，没有“活劳动”的参与，投入再多“死劳动”都无法创造出价值。当然，在生产车间里，“死劳动”和“活劳动”的相处有时并不融洽：任性的机器设备往往会因为没有定期“体检”而闹一些小情绪，受伤害的却往往是与它们朝夕相处的工人。本文聚焦工伤问题，尝试从三个角度探讨：为什么会有工伤?工伤为什么可怕?预防工伤，我们能做什么?
工伤之起：亡羊补牢，饮鸠止血
为什么会有工伤?从工伤预防的角度来思考，工厂安全防护措施的完善是滞后的。
现实中，似乎只有在工伤情形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工厂和工人才真正意识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非常严重的工伤情形包括工厂里发生了相对严重的工伤事故，或是工伤比例很高等，这都会在在岗工人群体中造成了相对严重的恐慌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从工人的角度来说，他们开始害怕，也真正意识到了安全防护措施对自己的重要性。因为危险的机器和操作都会直接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和健康，其结果可能是丧失部分、甚至丧失全部的劳动能力。
从工厂的角度来说，他们完善安全防护措施，进行安全生产，或是为了安抚在岗工人的恐慌情绪，或是真正意识到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或是比较工伤赔付成本和完善安全防护措施成本后，做出的理性选择。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工厂在严重的工伤情况已然发生后再去完善安全防护措施，本身已凸显对于保护工人生命和健康的意识是滞后与不足的。更何况，从资本的本质来说，追求利润是资本的天性，在工厂看来，要做到安全生产必然会牺牲效率，而损失的效率只会由工人延长工作时间来补回。旧的安全隐患排除了，新的安全隐患却随之出现。安全生产倘若无法真正落实到意识层面，安全隐患就会不断更替，而不是得以根治。
客观上说，造成生产过程中安全防护措施滞后的原因来自于工人和工厂两个方面。
工厂方面的原因主要分为以下几种：一是以牺牲安全防护装置来提高效率。为了保证每天的生产量，工厂会尽可能地采取一些措施来提高生产效率，最常见的就是让机器设备操作简便，以节约所谓“不必要”的操作时间和操作动作，比如双开关控制改装为单开关控制，为方便操作将开关按钮改装使其裸露在外，危险的冲床设备关闭红外线防护装置等。
汕头贵屿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工人正在厂房工作。工厂老板所提供的防护措施只有一台电风扇，给工人降温，同时将有害气体吹散。图片来源：网易看客
工厂本身就有配备的安全防护措施反而却成了要提高生产效率的障碍。在安全防护装置处于关闭的状态下，一旦发生工伤事故，后果往往是不可逆转的。
二是机器设备落后。珠三角地区很多加工企业为节约生产成本，其机器设备多是二手的，其中不乏从香港、台湾等地随企业转移过来的淘汰机器，这些在“乔迁”大陆之后继续运转的机器年龄少说都十年以上了。老式的机器设备一方面是没有足够的安全防护措施，另一方面由于年限较长，机器失灵或发生其他故障的可能性也比较高。机器故障或失灵的情况下，工伤发生的几率是很高的。机器故障或失灵导致设备停止运转，生产原材料通常会卡在机器里，工人往往会关掉开关，然后徒手去抽取卡住的材料、模具等，工伤事故就常在这样毫无防备的状况下发生。
三是工厂提供的安全防护不到位。例如，家具行业从事喷漆工作的工人长期接触油漆，如工作场所通风不佳，眼睛、口鼻腔、皮肤等防护不到位，极容易让工人慢性苯中毒。工厂所提供的防护措施有时仅仅是一次性医用口罩，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保护作用。一旦造成工伤，甚至是慢性职业病，对工人身体的损害是极大的。
图片来源/“家具行业的苯中毒与预防”天一网
工人没有足够的安全生产、保护自己的意识，一是因为他们对于工伤事故的发生，往往存有侥幸心理。即便听说工厂有发生严重工伤事故的先例，或是亲眼所见身边工友发生了工伤事故，也会认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二是因为工人自身的生产效率也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工资收入，尤其是对以计件方式核算工资的工人来说，产出越高，工资越高。他们同样也追求高效率。因此，对于工厂单方面关闭已有的安全防护装置，工人可能会采取默认的态度。
工伤之困：无处不在的牢笼
工伤对主体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旦发生工伤，工人的心理、生活、家庭等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工伤伤残情况越是严重，影响越是复杂。
工伤对工人心理状况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工伤导致工人短期内丧失部分劳动能力，无法从事一定工作，如果企业不按照法定标准向工人足额支付工伤医疗期的停工留薪工资，会给工人造成心理上与实际上的压力，尤其是对于原本承担家庭经济重担的工人。二是工伤工友面临着社会再融入的困难。发生工伤后，即便已经康复，工伤者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在公共场合，即使其他人没有觉得工伤者异于常人，工伤者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三是工伤者在告知家人受伤情况时，往往出于不让家人担心的目的，或是把受伤情况作简单描述，或是暂时不告知家人受伤情况。甚至情况较为严重的，近两年都没有告知子女和父母，为了不让远在家乡的亲人知道后难以接受，甚至很长时间都不回家。一方面害怕家人担心，一方面又缺乏家人的支持，工伤者心理往往承受着来自两方面的精神折磨。
工伤带来的生活不便，不仅体现在受伤治疗期间，也体现在工伤康复后对工人生活持续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会不同程度地扩散至其家庭。工伤对于家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方面，工伤导致工人劳动能力受到一定影响，进而会影响到家庭的经济收入状况。外出打工的工人往往承担赡养老人、抚养孩子、补贴家用的经济重担，而工伤康复之后，由于劳动能力受到影响，他们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二是工伤索赔对于家庭的影响。一旦工伤索赔变得复杂，会给家庭成员带来更大的精神压力。
马才想是一名上有老下有小的工伤工友，拿到赔偿后因为没有工厂再愿意聘他，他回到家乡。家里有三代六口人，他不知道依靠赔偿能维持多久的生活。图片来源《手足：珠三角工伤工人故事》
预防工伤：扶正倾斜的天平
预防工伤的发生并不是依靠一方的力量就能实现的，需要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才能真正地实现零工伤。这些主体包括工人、工厂、地方政府、媒体、社会公益组织等。
如果我们问一个工人，你觉得你自己能做一些什么来预防工伤的发生，得到的答案基本是一样的：自己就多注意安全啦，细心操作，尽可能地不让工作出现差错。再接着问下去，那对于预防工伤发生的最重要的另一个主体——工厂应该做到一些什么，他会说工厂是可以做出一些改进，尤其是对一些比较危险的机器设备，但是我们工人个人是没有力量去要求工厂做到这些。那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会来进行安全生产检查吧?工人会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发言权，他们知道地方政府会不定时来各工业区进行检查，但是检查的重点是在企业能否保质保量完成订单，而不是安全生产是否做到位了。那媒体呢?工人很希望能够得到媒体的关注，认为有了媒体的关注，就会有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事情，工伤的事就能更快地得到解决。而公益组织也是他们坚定的盟友。很多专注工伤的公益组织在整个工伤索赔期间给工人提供咨询、陪伴和支持，在工伤主体社会再融入、重塑自信心上给他们很多的帮助。
真正实现零工伤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如何减少引发工伤的人为因素成分确实是需要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多方参与并不意味着工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平分，更重要的是企业在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下进行完善安全生产防护措施的工作，至少给工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当然，工伤的问题不只是做好预防工作就能解决，对于既已发生的工伤情形，从治疗、康复、索赔、再就业等方面都需要各方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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