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农民工占了春运队伍中的绝大部分。如今老年农民工的比重逐年增大，他们养老怎么办？“我们想都不敢想。”作者在访谈建筑工人时，他们这么说——空心化的农村已经没有地了，在城市他们只能打工到死。是什么样的状况让他们只能这么想、这么做？他们自己要发声。
2015年4月2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50岁以上的农民工比重上升至 17.1%，绝对数量高达4685万人，接近4700万。面对“老去的农民工”以及“农民工养老的困境”，各大媒体包括央视，腾讯，网易等都专辑讨论了高龄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面临的问题。今年5月份“破土网”也连发两篇文章 “农民工群体年龄结构老化”以及“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分析了这一问题。
笔者自2014年5月开始，在上海一个工地上给建筑工人做“亲子关系”的培训，其中2014年11月和2015年5月的两次培训主要是关于建筑工人的养老议题的讨论。这个工地每次参与培训的工人人数30-40人，其中超过80%是45-60岁左右的“高龄农民工”，男工在其中占到90%以上，只有少数几个女工。从工人们的分享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个体在面对着“养老问题”的茫然和无措。
养老，我们想都不敢想
相对于各大媒体讨论“农民工养老困境”的激烈，很多建筑工人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开始的表现却是“平淡”和“无话可说”。“养老，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养老，说想吗，也是想过，但是想了也想不出一个结果来。”“你说不想，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真是不敢想?”对于养老，本应该是这些年过50岁的人群早该去规划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些“高龄农民工”却无力直面这个问题的讨论。
一位来自洛阳的赵大哥，今年刚过50岁，他坦言，自己从没好好想过养老。他是一名电焊工，现在每天收入大概是280-300元，在建筑工人中算是工资比较高的。但是在工地上，很多时候要靠天吃饭，如果天气不好，就会影响他们的工作和收入。他说自己家里有一个快80岁的老母亲，尽管女儿已经成家，儿子却还在读书，妻子在老家照顾家里人。作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出来打工这么多年，他的想法就只有一个“多挣一点钱”，也因此他从未考虑过养老的问题，也从来没有花钱去买任何的保险。今年，他女儿生了小孩，自己做了外公，夜里一个人的时候也会想到以后“自己老了干不动了，不知道怎么办”，想着这个问题，会非常伤心和难过，因为实在想不出一个解决办法。
工人担心以后老了的各种问题，生病了怎么办?担心以后没有经济收入的生活，也担心通货膨胀后钱不值钱;担心老了没有人陪伴，甚至担心没有人送终。
工地上两位将近50岁的大姐直言，“我们现在哪里有谈养老的资格?”她们两位是来自山东和江苏农村，之前一直在老家照顾家人，直到子女出来打工或求学后才离开家乡也跟随丈夫外出挣钱。在她们看来，“养老”本身就意味着可以享福，但是她们现在这个年龄，上有老，下有小，就需要多挣钱，现在更需要的是“养家”，根本没有去计划自己的“养老”的资格。
作为儿女，说到家里的老人，工人们更觉得愧疚，常年外出打工的漂泊生活让他们无法对父母尽孝。一位来自四川的工友提到他母亲最近刚刚去世，而他父亲早在他十多岁时就去世了，母亲辛辛苦苦把他们兄弟姐妹拉扯大，他作为家中的长兄，本该尽义务让老人家更好地安享晚年。但是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在外面打工，连陪伴母亲的时间都没有，母亲生病了也没能在病榻前照顾，甚至连母亲的最后一面也没能见到。这名工人跟我们在叙述自己故事的时候，都忍不住哽咽。
但是作为父母，他们又觉得儿女还没有成家立业，更需要他们努力工作挣钱来支持。有些工人也非常成功地将子女送上大学，甚至供他们读到研究生，但就算这样他们也并不认为自己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位来自安徽的大姐说，她唯一的儿子今年27岁，在北京读大学后留在北京工作，但是还没有成家。她体谅儿子在大城市工作的艰辛，希望作为父母不要增加儿子负担，尽可能地贴补儿子买房。教育的高学费和城市的高房价让这些本应该“扬眉吐气”的父母压力更加大。
我们怎么来养老？
在中国，“家庭养老”还是一种普遍的模式，好多工人描绘的将来养老的美好图景便是：子女成家立业后，他们回去跟子女一起生活，帮小辈料理家务和照看孩子，全家人其乐融融。但是，这样美好的图景能够实现吗?
首要的问题是“回去，回哪里去呢?回到家乡吗?”现在家乡早已有了太多的变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休闲的生活方式难以寻得，原来熟悉的亲戚邻里和乡土社区也或许早已不再。现在回去反倒有种“儿童不识异乡客，笑问客从何处来”的失落感，亲切紧密的社区关系不在，而子女或许又要出外打工，这时候的回乡养老并没有成为家庭团聚反而似乎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家人别离。留守在村中，孤单冷清。也有些工人说，将来自己儿子到哪里自己也跟到哪里，自己干得动的时候也打打工，干不动了帮他们干干活、带带孩子。但现实是，即使现在跟子女同在上海打工，却很难有机会聚在一起。一样辗转在异乡，停不下劳作的脚步。即使子女孝顺，他们又会心疼小辈工作和培育下一代的各种压力。要是遇上子女不孝，不愿担起这养老责任，他们的晚年又将在何处安放呢?
两次培训中都有工人提到了“国家养老”。尽管他们的说法被其他工人质疑，但是他们还是怀着这样的想法。他们中的一些人是“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实行的践行者，当时地方政府在农村宣传“计划生育”的时候，给予了他们“国家养老”的承诺。他们中的另外一些人实际上是说出了他们对国家和政府的美好愿望，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老人应该“老有所养”。当然，他们这样的说法会遭到其他工人的驳斥甚至是嘲笑。有一次一名工人提出“国家养老”之后，他站起来回应别人的质疑说，“我们现在国家经济发展了，国力强大了，我们国家和政府肯定会对自己的老百姓负责，不可能不管老来没保障的人。”但是谈及到他自己的计划，他就说，“自己现在虽然五十多岁，但是身体还好，也可以干活，尽量不给政府不给国家添负担。”一方面他们观念中还留存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他们渴望得到的“社会主义福利”却有可能成为美丽的肥皂泡。因为到目前为止，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依旧没有具体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来有效安放将近半亿高龄农民工的晚年。
当然，一些工人们也提出“养老院”也是一个选择。而且从他们的讨论中，也看到现在一些农村地区也开始实行“集体养老的模式”。有一名江苏如皋的工人提到他们村里盖了养老院。如果去养老院生活，村里出一部分钱，到时候子女也出一部分钱，也可以在养老院跟老人们一起生活，如果住不习惯就回家跟自己子女生活。在他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个很不错的选择。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农村养老院的管理和安全问题(比如，2015年5月25日河南鲁山养老院火灾事故，导致了39名老人丧生)，在现场工人讨论中，他们基本上认为去养老院是不得已的选择，甚至只有无儿无女或者是子女不孝才能这样做的。有一次，一名安徽53岁的未成家的男工人，开始跟大家描绘老家养老院非常好，但是问他去不去的时候，他坚决说不去，甚至说死也不去那里。他认为到养老院最大的问题是不自由，自己在家里哪怕是小破房子，自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爱吃什么就吃什么。
我们拿什么来养老？
拿什么来养老?工人回答最直接就是“钱”。但是老了做不动了，“钱”从何而来?这个“钱”就是个人的储蓄和养老金。虽然储蓄会因人而异，但是他们在生存压力下很多无暇规划自己的养老，连何时存养老钱都是一个疑问，更不要说讨论可以存多少。当然，对于高龄农民工群体跟其他人群最大的“养老”困难是他们几乎没有可以保证的“养老金”。农民工购买养老保险比例低，而建筑工人购买养老保险的工人更是寥寥无几。
但是工人对“农保”购买的比例却非常高，有些是因为老家地方政府强制购买的，甚至父子俩都购买的。他们缴费的情况基本上是一年100元，至于将来能够领到多少钱，各个地方不同。有的工人说满十五年后，一年领400元，大部分是600元，还有极少数提到800元。但是他们对于“农保”养老基本上不抱任何期望，因为这笔钱对以后生活来说仅仅是杯水车薪。
当然，少数工人也谈到了“商业保险”。购买这些保险的工人不少是因为自己只有一个小孩，希望将来不要给小孩增加负担。但是他们对商业保险具体细则都不清楚。有一个工人提到他和他妻子是购买某保险公司的人寿险的保险，当时是到农村推销，但是到现在已经一共缴纳了14万多了，不知道何时兑现，也不知道兑现之后每个人每个月可以领到多少钱?他甚至还提到一点，保险公司不让提前缴纳保费，但是如果晚交一天就需要支付利息。他提出了疑问，然而也不太明白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解释。另外工人也购买了商业养老保险，当时听销售说得很好，但是现在也担心自己六十岁后(他现在将近五十岁)能够领到多少，是不是够自己的生活。各种商业养老理财投资等金融产品似乎给好多农民工带来“老来保障”的新途径。但是对于他们好多人来说，由于缺乏对相关信息和知识的了解，也有可能有更大的风险，尤其是各种理财投资产品。实际上，我们在培训的时候，也体会到这些缴纳商业保险工人们的疑虑，但是我们也不能给他们具体的建议，只能建议他们去重新翻看保险合同，仔细查看相关的细则，也建议他们在银行存钱的时候，要对各种理财产品的风险要有一个判断和评估，最好是拿回家让家人朋友仔细看一下，不要随意轻信推销人员的说法。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千千万万的农民工离开土地，离开家乡，为“中国制造”、“中国奇迹”付出了汗水和青春，但是现在却面临着“无处安放的晚年”。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他们集体支付了青春、家庭团圆、甚至是健康和生命，但他们的晚年生活却没有赢得应有的保障，获得应该有的“老有所养”，反而需要个体独自去面对和承受“老无所依”焦虑、孤独、贫穷、疾病。这不仅仅是这些农民工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群体的问题，更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时代发展的“创伤”和“困苦”，所有的中国社会的群体也会为此付出代价。而应该承担起责任的，也不仅仅有央视叫板的深圳等改革前沿的大城市，更需要我们的国家对五千万农民工养老问题承担起一个“强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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