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最近，肯定有不少土土的粉丝感到奇怪，为什么土土和楼部长干上了？每天网站和微信都是关于楼部长、劳动合同法的文章。想必已经看过前几篇相关文章的筒子们已经知道了缘由，还不知道的，土土就再重复一遍：近日，楼部长及一些资本家代表提出现行《劳动合同法》过度保护工人，增加了企业的用工程度，工人工资提高导致了经济增速放缓。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楼部长的这一观点不但违背基本事实，而且违背了基本的政治经济学常识。实在忍不住吐槽一句：楼大人，你的政治经济学知识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财政部楼继伟部长，三番五次地在公开场合高调批评当前的劳动用工制度不够灵活，批评《劳动合同法》过度保护了工人，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导致“中国制造”的成本上升，失去国际竞争力，而企业利润下滑，开工不足，最终工人也会失去被剥削的机会。
楼部长把当前经济增速放缓归结为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把工人名义工资的上涨归结为《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不但违背基本事实(《劳动合同法》从来没有得到认真贯彻执行，劳动用工从来就灵活到不能再灵活)，而且违背基本的政治经济学常识。对于楼部长极不靠谱的言论，很多人已经批评过了，但楼部长仍然执迷不悟，铁了心要为资本站台。若不是屁股决定脑袋，那就是楼部长中新自由主义的毒害太深了。去年底，习大大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指出，要学习一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我们有必要再跟楼部长商榷商榷，普及一下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解解新自由主义的毒。
经济危机ABC
大量产品堆积如山卖不出去，企业开工不足甚至大量破产，经济增速不可避免地持续下滑，从各种指标来看，今天的中国经济的确病的不轻。主流经济学家们脑洞大开，做出各种诊断，开出各种药方，白白耗死无数脑细胞，却无力回天。然而，问题真的有这么复杂吗?中国经济所遭遇的真的是前所未有世所罕见的疑难杂症吗?
私有制加市场经济所导致的经济危机，一直周而复始地出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是家常便饭。在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也经历了经济的大起大落。只不过，我们一直说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而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有经济危机。因此，包括楼部长在内的主流经济学家们，面对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一直厚着脸皮死不承认，发明出各种稀奇古怪的说法来搪塞，为资本的贪婪开脱，把工人当做替罪羊。这种自欺欺人，讳疾忌医，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做法，不敢直面问题，自然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事实上，经济危机的道理非常浅显。请楼部长打开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思想政治》教材，里面对经济危机的解释，看看是不是比楼部长的那些故弄玄虚的理论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中常常出现如下现象：牧场主将牛奶倒入大海，将奶牛大批杀掉;农场主将土豆翻入地下当做肥料，拿玉米棒子当做燃料;织布厂将成匹的布烧掉。企业纷纷倒闭，工人因失业而失去收入来源，生活异常窘迫。”
这个现象，同样发生在今天的中国。去年年初开始，中国全国范围内出现奶农杀牛倒奶的事件，一直延续到现在。工厂倒闭和工人失业的现象，也在珠三角等地区频频发生。对于经济危机的发生，马克思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没有复杂的数学计算，没有深奥的理论，其中的道理简单明了，相信楼部长的智商应该可以理解。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但这种过剩不是生产的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即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过剩。”“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今天的中国虽然仍然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但已经深深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资本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已经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这已经成为绝多数人的共识。因此，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同样会在中国上演。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一点，对于楼部长等主流经济学家来说怎么就这么难?
工人只是替罪羊
楼部长的板子实实在在打在工人身上，并且不断鼓吹要修改《劳动合同法》。楼部长看不到，工人只是替罪羊。我们就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一下当前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首先，从实体经济来看，当前的经济危机是典型的产能相对过剩的危机，根源在于工人收入过低，而不是过高。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生活水平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偏远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还很落后，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基本生活需求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无论是城乡基础设施，还是13亿人口的衣食住行，都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足以消化现有的产能。但是，由于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悬殊，社会整体的消费能力受到限制。资本家虽然消费能力很强，但毕竟人数很少，并且，资本家的利润绝大部分是要用来扩大再生产，以赚取更多的利润，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决定的。工人规模庞大，有巨大的消费需求，却不构成经济学意义上的有效需求，“人们当然需要‘消费’，但他们买不起，因为他们没有钱，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他们生产的太多了”。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是为了利润。资本家的利润来源于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对于资本家来说，理想的状态是，工人个个都是活雷锋，埋头苦干，无私奉献，只肯干活不拿工资。只可惜，这样的理想状态，一刻也不能存在。假如没有工人的消费，生产出来的产品无法销售出去，生产也就失去了动力。因此，中国的产能过剩，并不是绝对过剩，而是相对于工人消费能力显得过剩了。说到底不是因为工人的工资太高了，而是太低了。正因为工人的工资低，消费能力太有限，因此所谓的内需市场迟迟无法启动。2008年，这种危机已经开始爆发，然而，为了推迟危机所采取的4万亿投资政策，进一步刺激了生产的扩张，以至于生产相对过剩情况更为严重，危机来的更加猛烈。
其次，当前中小企业大量倒闭，是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背景下，大资本疯狂挤压中小资本的结果。
上世纪90年代，由于农村的衰败，大量劳动力涌向城市，城市劳动力市场近乎无限供给，致使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被压得很低，劳动条件很差，劳动权益毫无保障。资本用最原始最野蛮的方式剥削劳动力。在这个自由竞争的时代，大大小小的企业主都在闷声发大财，进行着血腥的原始积累。
资本的竞争遵循的是丛林法则，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种竞争发展到最后，一定会走向垄断。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一次重新洗牌。经济危机对小资本是“危”，对大资本是“机”，大资本可以趁机兼并小资本。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经济危机之后，生存下来的往往是巨无霸的资本集团。
香港的状况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香港号称资本的天堂，这个全世界最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最后能够生产下来的，是少数几个巨无霸的垄断资本集团。香港民众的衣食住行所有环节，都被几个财团牢牢控制，普通香港人戏称终生都在为李嘉诚打工。香港的年轻人找不到好工作，过不上有尊严的生活，生活质量每况日下，看不到任何出路。这也是为什么年轻人感到愤懑的原因。
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也从自由竞争阶段走向垄断阶段。一将功成万骨枯，少数大资本崛起的背后，无数中小资本成了炮灰。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地产业、金融业，行业集中程度和资本化程度越来越高，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面对大资本的挤压，中小资本选择更加野蛮残酷地压榨劳动者。为了利润，资本可以毫无底线，突破任何自然的和社会的界限。而劳动者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为了生存，最好乖乖地接受资本的剥削，小心翼翼地捧着自己的饭碗，对资本感恩戴德，少有反抗，不但会被取消“被剥削”的资格，还会被贴上好吃懒做的标签。
第三，工人名义工资的上涨，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提升，主要是金融资本和地产资本掠夺超额剩余价值的结果。
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中国工人的名义工资有了一定程度的上涨，加上大学扩招，导致白领工人工资下降，部分蓝领工人的工资开始和白领阶层持平。这样白领阶层很是羞愧汗颜，因此，基于眼红心理，白领阶层中的一些人也开始认为工人的工资过高了。大大小小的企业主不停地哀嚎，工资太高了，利润太薄了。他们把问题归结为新生代农民工好吃懒做，不好管了，归结为《劳动合同法》过分保护工人。在这一点上，楼部长是资本家的代言人。但是，正如李大君分析的，“《劳动合同法》是否需要修改”是个伪问题，因为自始至终，《劳动合同法》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工人的权益仍然得不到保障。相对于企业主，工人的弱势地位始终未曾改变过。
楼部长只看到工人的工资在上涨，殊不知过去十年，大中城市房子的价格上涨了多少倍？房租又上涨了多少倍？综合下来，工人的生活成本又上涨了多少倍?假如工人的工资不上涨，让工人怎么活，资本又怎么可以可持续地剥削工人?当然，楼部长可以说，工人工资增长幅度大于物价指数的上涨速度，工人实际的工资仍然在上涨。殊不知，这完全是因为在现有的物价指数统计中，住房消费所占权重很低，而实际生活中住房消费支出在整个农民工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很高，通过膨胀的指数低估了生活成本的上涨。富士康的工人抱怨说，每一次加工资，房东也同时提高房租，上涨的那点工资都交给房东了。楼部长长时间位居庙堂之高，已经不知人间冷暖，若是不信，不妨到富士康体验一下生活。
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不但推高了工人的生活成本，从而提高了名义上的工资水平，而且直接推高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事实上，正如民间学者老田说的，地产商、银行和地方政府三头同盟，获得了巨额的垄断利润，推高了各行各业的成本。金融资本和地产资本才是罪魁祸首，工人工资的那一点点波动，只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管楼部长怎么夸大，它只是一根稻草而已。楼部长如果真的同情中小企业，为他们仗义执言，应该去抨击地产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垄断，而不是捏软柿子，把工人作为替罪羊。
第四，当前的经济危机不但发生在城市，也扩展至农村，结局更加难以收拾。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农民工这种特殊的商品，物美价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以往，农村是劳动力的蓄水池，是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农民工因为有一小块儿土地，就被当成是农民，就可以把他们的工资压到更低水平。人们常常乐观地认为，当经济出现危机时，农民工还可以退回到农村去，至少家里还有一块儿土地，能够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在过去，这还是一个幻想，而现在，在国家政策的默许甚至支持下，严重过剩的城市资本走向农村，开始大肆圈地，掠夺农民最后一点生产资料，农民工已经回不到农村，这点幻想的余地都没有了。
农村的市场化改革，使农民的生活从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状态走向彻底的商品化，直接推高了农村的生活成本。教育、医疗的市场化，成了压在农民头上的大山。当农村不再成为蓄水池，不再成为廉价劳动力的供给者，农民工从半无产化走向彻底的无产化，生产成本必然上升。
走向社会主义还是堕落到野蛮状态？
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只要这种制度继续维持，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周而复始，越来越猛烈。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楼部长们愿不愿意接受。
过去的两百年，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试图应对经济危机，却从未成功消除危机。以私有化、市场化、金融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只会让贫富分化更加严重，让经济危机来的更加猛烈。放任资本的掠夺，社会必将回到丛林时代，堕落到野蛮状态。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穷人没有饭吃，富人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凯恩斯主义的需求侧管理，通过刺激消费来维持经济增长，势必会导致政府背负沉重的财政负担，给目前已经非常严重的地方财政危机雪上加霜。而主流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供给侧改革，强制淘汰落后产能，促使企业破产，将导致大量工人失业。
解决危机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走向社会主义还是堕落到野蛮状态?这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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