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家乡之间徘徊，在家庭的情感羁绊和外出寻求经济独立中纠结，似乎是女性农民工逃不开的命运。她们在父权和资本的挤压中遭遇痛苦却一直追寻自由。文中的夏大姐就是其中的代表，她生命中的心酸与骄傲：被左右的婚姻与生育，勇于外出寻求改变却要忍受日日辛劳，到成为家庭的支柱和在生活中获得更多能动性，是许多女工人生历程的缩影，这样的生命故事，值得被倾听和思考。
(图片来源：网络)
成长
1969年，夏云霞(化名)出生在龙虎山的夏家村(化名)。作为五兄弟姐妹中最小的孩子，云霞虽然没有四哥得宠，却比三个姐姐受到父母的喜爱。
1983年，云霞小学毕业，成绩优秀。可惜家里除了有保证哥哥上学的钱，没有多余的钱能花在教育上。眼看要开学，母亲下决心，出外给女儿借15块学费。云霞知道了，觉得很丢人，于是放话：“借学费，就不读”。母亲说：“三个姐姐都没读初中，现在给你借钱让你读，你不读，以后别怪我”。云霞道：“不是我赌气。要读书我就想读到头(中专)。但现在家里就得借钱，能读几年也不知道。如果一直借钱给我读书，以后岂不要借一屁股债!我不要做家里的罪人”。老师来劝，云霞只好说，是因为自己不想读。哭了三个早上，云霞知道自己的这个决定意味着永远和学校再见了。
彼时，打工潮虽已兴起，但在自然环境优越的赣东北，依然是一幅农耕田园的景象。云霞一面帮家里种田、做家务，一面自学哥哥的初中语文教材。她说：“我语文比数学好，数学自学不了。而且我当时想，语文好，应该就会与别人打交道，对以后的工作比较有用”。收音机里的《三国演义》和被翻传的七零八落的琼瑶小说，是她青春时期重要的精神伴侣。
3年之后，出落得亭亭玉立的云霞，被介绍到上清宾馆(归公家管)当服务员。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一个月30块钱，对于刚参加工作的村里人来说，这个收入不算低。
恋爱与婚姻
鹰潭，虽然不是政治经济中心，但是中国东南的军事枢纽之一，承担着军备后勤任务。88年，夏云霞被调到军工厂擦炮，39块一个月。她说，那是人生最开心的时光。在那里，她认识了一位来自南京军区的士官。士官当时25岁，个子并不高，长相也并不出众，但是很幽默，两人有说不完的话，而且他很会照顾人。后来士官邀请云霞一起去南京玩。云霞那时完全没往心里去，拒绝了邀请。夏大姐认为，自己当时情窦未开。
士官回安徽老家后写信给云霞。云霞的爸爸见信后让哥哥拆开，明白了他的意图，要求云霞跟他断绝联系。夏大姐说，那时她才了解士官的心意，自己也有了朦胧的感觉。于是，云霞一面按照父亲的要求给对方写了回绝信，一面又给对方偷偷写了另一封信。士官兴奋地连夜坐车来到云霞家，以买板栗为由跟家里人套近乎。但是一顿饭的工夫，父亲已经对士官的家境了解得七七八八，被酒灌得半醉半醒的士官则被哥哥送上了车，就这样离开了。父亲认为士官家境并不比自家好，又远在安徽，命令云霞与他断绝一切来往。对于年轻的云霞，朦胧的小种子本就还没生根发芽，便渐渐接受了父亲的告诫，没有再与士官联系。但是，夏大姐承认，这一段朦胧的感情对于她后来的婚姻选择影响很大。
1989年，上清镇的乡镇企业红红火火。云霞被介绍到一家食用菌厂，种植香菇，厂里有100来号人。进厂一个星期，她便因为反应快、沟通能力强，被指定做组长，管30号人。厂里的大姐热情地为她介绍对象——一位是厂里的会计，一位是白水村白家的儿子。白家儿子当时在杭州当兵。尽管会计家的条件比白家好些，但是云霞还没见到庐山真面目，就回绝了会计，选择跟当兵的小白交往。因为白家是云霞母亲娘家村的，两家间知根知底，父母便也未反对云霞的选择。
短暂的书信来往后，白家即给夏家下了聘礼，订了亲。结婚前小白邀请云霞去杭州的部队玩，云霞也觉得见面才能真正了解对方的脾气性格。到了杭州后，男方对云霞的感觉很好，提出同居，云霞拒绝。但夏大姐说，她当时并没对小白的要求觉得反感。倒是后来一起坐火车回家的经历让云霞心里打起退堂鼓：在杭州游玩几乎花光了他们身上的钱，剩下的钱只能买一张火车票——有一个人得逃票。火车检票时，云霞见小白丝毫没有蒙混过关的办法，只好自己假装肚子疼，检票员糊里糊涂地放了他们进站。快回到鹰潭时，云霞提议小白提前在小站下车，因为小站不会验票。但小白不愿意，坚持要在终点站下车。出站时果然被逮到，扣押了军官证。最后云霞跑到市里找亲戚借钱，还搭上一条烟，才把小白救出来。
夏大姐说，她当时感觉小白完全没有保护女孩的能力和意识，做事不灵活，脾气犟，于是起了退婚之心。她向母亲提出自己的想法，母亲说白家价值将近4000块的聘金和聘礼，已经花掉了一部分，不同意退婚。她又去跟男方妈妈说彼此不合适。未来婆婆认为已订婚，不能反悔。夏大姐说，她当时威胁道：“如果非要我结婚，今后有什么事你负责!”
之后，气愤又无助的云霞再一次跟妈妈提出退婚，妈妈最后放话：“死都要死在婆家!”这让云霞彻底断了对娘家的指望。夏大姐认为，因为老公的村是妈妈的娘家，妈妈怕退婚传出去会让自己在娘家村丢面子罢。
生育与引产
1990年，云霞和小白结婚，婚后不久便怀上了孩子。小白在镇联防队工作，一个月85块钱。为了避免和婆婆“结恶”，他们每月交60块给婆婆。当时同住在公婆家的，还有老公的三弟和弟媳。婆婆十分偏爱三弟，也不让他出生活费。夏大姐说，她对此选择了忍让。
1991年，云霞生下了一个女儿，自然是没有顺遂大家的意愿，还得加紧生孩子。
女儿一断奶，云霞便又怀孕了。肚里的胎儿已经7个月大时，镇里开始推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没到生第二胎年限而怀孕生子的情况要重罚。一家人盘算着：如果生下来是个男孩，还算值，如果是个女儿，那就太亏了。而且姐姐和姐夫在镇政府工作，大家的眼睛都盯着他们家。作为妹妹的云霞，只好将7个月大的孩子引产了。
“引产后，我每天哭，觉得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后来老公不小心说漏了嘴——那是个男孩，我更是崩溃了。身体恢复一些后，我就决定出去打工”，夏大姐回忆到。
外出打工与计划生育的乌云笼罩
1992年，为了走出引产之痛，云霞第一次外出打工——在温州的一家生产下水管道的工厂做产线工人，工资计件，一个月可拿到500块钱。几个月后，她便与老板一起干起了销售。
可没多久，镇里计生部门传来消息要求在外打工的妇女都要回乡妇检——检查是否偷偷在外怀孕。就这样，夏大姐说，那两年，每三个月都要回家妇检一次。有一次在甘肃销货时与家里通电话，政府又要她回去妇检，云霞说什么也不回去了。老公被迫无奈坐车到甘肃来接，云霞也不回，认为政府有意刁难。最后政府威胁要拆娘家房子，家里发电报说父母双亡，云霞才赶回。
“回来后，我就在镇政府门口大骂，骂他们无能，就知道要女人流产，没别的本事。要他们出去看看，好好学学管理……当时赚的一点钱都花在路费上了”。夏大姐说，那是她唯一一次公然冲撞政府部门。
北海的奇遇
1994年春节后，云霞跟老公、哥哥一起出去打工，女儿则交给婆婆带着。他们去了广西北海。“他们在修船厂，我要自己找事做。他们有宿舍，所以我要找个能解决吃住的工作。后来找到在一家小餐馆待下，包吃包住，一个月260块钱。”
亲眼目睹的一个女孩的经历让云霞不得不感叹社会的不堪，至今都无法释怀。
“她是我们店新来的服务员，当时才19岁，算是我妹妹。与我合租在一起，所以慢慢熟悉。她告诉我，刚跟男朋友订婚不久。有一天两人因结婚的事吵架，她离家出走。被男朋友的老板撞见，就请她吃饭喝酒、‘心理安慰’。老板把她灌醉后，把她带到宾馆……那之后，她觉得没脸再回去找男朋友，就四处游荡找工作。几天后工作没找到，钱就花光了，于是她第一次接了客。事后自己觉得很懊悔，所以到小餐馆来打工。但是，没几天工夫，她又觉得餐馆工作辛苦，工资少，就到隔壁发廊工作了，那家发廊是明目张胆做那种生意的。但她还跟我住在一起。后来，她跟一个拐子特别好。拐子每天来找她，之后会给她些钱。但是没多久，那个拐子就隔三差五地去赌博，之后不但不给她钱，还从她那里要钱。有一次，女孩不给他钱，他就一个下午带了六个男的‘生意’给女孩，事后还把六个人付的钱全部拿走了。你说他是不是畜生!”
“几天后的一次扫黄活动，女孩被抓到派出所，拐子倒是没事。但是，有一天晚上，拐子来敲我宿舍的门，我觉得奇怪。他说女孩有个东西落在我那里了。我打开门，他拿凳子够到天花板的地方，从天花板缝隙里取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沓子钱。我才明白，那一定是女孩攒下来的‘辛苦钱’，一定是他们原来关系好的时候女孩告诉他的。当时我真后悔，怎么给他开了门。就这样眼看着拐子把女孩的钱拿走了。后来也不知那个女孩怎么样了……我自己在餐馆门口招揽生意时也被嫖客调戏过，不过我把那些人骂跑了。但是我在小餐馆再也忍受不下去，就离开了”。
女孩的经历让当时的云霞深深地感到了女性的悲惨。她也时刻提醒自己：“千万要自重自强，不能被人欺负，一步走错，可能就再也没有回头路”。接下来，夏大姐叙述的自己的经历更加让人惊愕。
离开小餐馆之后，云霞又在一个娱乐城找到工作，一个月500块钱。夏大姐说，那是个大型正规的娱乐城，自己并没感觉到安全问题，而且老板是女人，广东人。8个月的工作期间，有30多个服务员先后被炒鱿鱼，云霞却始终被女老板青睐，而且渐渐地与老板的关系越来越近。老板的生意很大，另外还有一家席梦思厂。
有一天，老板把她叫到办公室，问她，是否愿意做自己老公的二奶。云霞错愕。老板解释：“我生不了孩子，如果你能跟我老公帮我们家生个孩子，将来我会给你钱，让你在江西开个席梦思的代理店。而且现在生意场上哪个男的没有二奶，与其让他自己在外面找些乱七八糟的，我不如把你介绍给他”。
云霞吃惊于世上竟有这样的老婆，同时也觉得自己受辱。但她承认，老板提出的条件对于她来说很有吸引力。她下面的这段话，让我印象尤其深刻：“其实她老公长得很帅。要我跟他生孩子，我挺愿意。我甚至幻想过生完孩子后，我们俩能远走高飞。反正我结婚之前就已经不喜欢我老公了。但是，后来想想，那个男的其实是给老板打工的，没有自己的事业。万一以后老板利用完我要害我，他应该做不了我的靠山。所以，后来我就对老板娘说，这太难为我了。然后辞职离开了。”
云霞说她从未把这些经历告诉过老公，也没跟哥哥提起过。她怕老公吃醋，挑起事端，也怕哥哥责骂自己去乱七八糟的地方打工。
在北海的日子，云霞跟老公的感情仍然是冷淡的，相聚时间很少。老公并不喜欢在外打工，更怀念乡村里的生活。云霞倒是与哥哥常见面，那时哥哥利用工余时间在读函授的会计。
第一次返乡和接二连三的引产风波
1995年回家过完春节，云霞不愿再去北海，便没跟老公和哥哥同行，而是前往了深圳。她进了宝安的一家箱包厂，做车工，踩电频缝纫车。工资计件，一个月700多块钱，但每天工作14小时，很辛苦。那时没有劳动合同，身份证押在老板那里，每月月底才发上一个月的工资，但夏大姐用“很规律”来形容工厂打工生活，似乎并无太强的不满。做了将近一年的时候，父亲突然去世，云霞连夜赶回家，身份证和最后一个月的工资都押在厂里没取出来。
回家期间，云霞又怀上了孩子。所以1996年，她留在家里，没出去打工。也是从这一年起，老公小白一直留在村里，种田、做村委委员，没再外出打过工。村委的工作不忙，所以小白也间中干些别的活计。
肚子里的孩子快要7个月时，很多人劝云霞去刚引进B超的医院去检查胎儿性别。经不住家人的劝说，云霞去做了B超，检验结果是女性。于是夫家顺理成章地又一次让云霞引产了。两次的引产经历，云霞身心俱伤，心中点燃了对于堕胎和夫权的愤恨。
这之后，云霞跟老公与表姐夫妇一起在上饶开了家面包店。生意做得不错，就是起早贪黑很辛苦。可好景不长，平静又被打破了——有天深夜，当地的黑势力团伙打劫他们店铺，向他们“借钱”并要他们交出老板。几人只好谎称老板不在，在场都是打杂的，但是表姐夫还是给认出被狠揍了一顿。最后，他们把当月的收入全部相送才算了事。第二天，几人就把店铺关了，打道回府。夏大姐说，从那以后，只要她向老公提议开小店做生意，老公就以此事作为理由表示反对。云霞便只好自己在镇上做些小生意小买卖——卖甘蔗、炒瓜子、在学校帮厨、卖包子。
1999年，云霞再一次怀孕。家人又一次逼迫她去做B超——如果是女儿，还要她引产。这一次，云霞说什么都不答应，每天跟老公和婆婆吵得不可开交，甚至提出离婚。夏大姐说：“当时我就跟老公说，你们完全把我当生育的机器!我以前认了，现在再也不忍下去了。这次生完孩子就离婚!如果是男孩，你们留着;如果是女孩，我自己带走。绝不去做B超!”
儿子的降生与夫妻矛盾激化
这一次，云霞终于生下来的是男孩。婆婆老公欢天喜地，云霞心里也对儿子也偏爱的很。离婚念头便随之慢慢褪去。
儿子两岁之前，云霞一直在家照顾;小白做村委委员之余，则帮舅舅收生猪，1毛钱1斤。这个差事也不忙，小白没事的时候就爱打麻将。云霞对老公不满，经常责备他不求上进、懒惰混日子。而每次云霞向老公要家用的钱，老公便抓住机会讽刺她——在家做饭洗衣服，需要什么钱。
有一日，云霞赌气没做饭。老公打麻将回家发现没饭可吃，再看到云霞满脸不屑的表情，顿时怒气冲天，大打出手。云霞也不示弱，和老公从屋子厮打到院子。最令夏大姐气愤的是：“当时村子里来劝架的人，竟然完全不阻拦他，只拉着我的手脚，让他一个劲打我。我当时也像发了疯一样地乱踢乱扭，对他们破口大骂”。
逃离与漂泊
打完架当天，云霞带着一身的伤和130块钱，离家出走了。她没回娘家，知道结婚后，那里便不再是避风的港湾。她在车站随意上了辆中巴，来到了浙江温州的平阳县，给当老师的一家人做保姆，一个月500块，吃住都在人家家里。夏大姐说：“当时那两个老师问我身上的伤，我只好骗他们说是自己骑自行车摔的。两个月后，我才给娘家打电话，告诉他们我被打的事。事实上，他们早已知道，周围的村都传遍了。我哥哥姐姐还是去我婆家大闹了一场，要打我老公，不过没打着，他躲起来了。我跟我妈在电话里说，我一定要离婚。这次他们终于同意了”。
一开始当保姆的日子，让云霞觉得很满足，精神上像是放下了千斤重担——终于从家里逃出来了。每天的工作也被她安排的有条不紊，一家人都十分喜爱她。尽管当保姆似乎低人一等，但云霞觉得比起在家里受气受欺负要好上百倍。
“我每天的事情很多，要做早点、接送小孩上下学、买菜、洗衣、做饭、打扫。加上寄宿在他们家的8个学生，一共要照顾好12口人。唯一让我牵挂的就是儿子，我就把自己的感情全部放在两个老师的孩子身上。后来，那个孩子每天要跟我睡，要我讲故事”。
但是4个月之后，男老师经常责备女主人懒，夫妻之间开始吵架，这让云霞心里七上八下。她发现女老师也暗暗地对自己起了疑心——有时会突然回家，看看自己有没有跟男主人在一起。她感觉此地不宜再留，于是借过年的缘由，离开了这家人。但言语之间，她并没有对女老师的怨恨，有的只是理解和苦笑。
离开这家人，云霞仍然不愿回家过年。2002年的大年初一，云霞坐火车从温州到汕头，投奔在汕头打工多年的三姐。春节后，便在三姐打工的箱包厂找到工作，重新操起踩电频车的老本行。工资的多少，夏大姐说她当时已经并不那么在乎，自由自主的空间对于她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她说，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正好可以麻痹她心里的难以散去的悲伤与愤恨。
云霞在汕头的工厂不足一礼拜，就有工友主动愿意借钱给她，让她自信自豪，也让三姐羡慕不已。她说，要不是儿子，她一辈子都不会想再回那个家，自己在外面一定能活得不错。我相信如此，但心里也暗暗好奇，为何她与女儿的感情那样疏远呢。在汕头工作8个月后，因为不愿常跟娘家人讨论离婚的事，云霞又一次选择了离开。
2002年底，她又回到浙江做保姆。新的人家中，女老板是做卫生用品批发生意的，代理着9个厂家。老板的老公在税务所开车，所以家里的生意很好做。云霞每月工钱有600块。在这家人的隔壁，她认识了另一个保姆——来自上饶的大姐，也是婚姻不幸，离家出走的。云霞跟上饶大姐同病相怜，相见恨晚。2003年春节，两人都没有回家，彼此为伴，一起在浙江过的年。
一年之后的04年，云霞觉得自己对婚姻纠结的心情彻底平复了，终于决定回家过春节。离开浙江人家时，老板额外塞给了她200块钱，并欢迎她随时回去。
第二次返乡
回家后，老公向云霞保证：“全天下的人都可以不相信，也一定会相信老婆”。老公的话和两个骨肉相连的孩子，让对幸福婚姻已不抱任何希望的云霞，又一次得到了情感的滋润。夏大姐自己也说不太清楚，但她当时决定不去想离婚的事了，安心过日子。她还下了一个决定——不再出去打工了。因为女儿由婆婆带大，始终跟自己不亲，希望儿子不要重蹈覆辙。不过，夏大姐说：“那之后，我再与娘家人说起婚姻不幸，他们都会讽刺我——当初他们赞成我离我不离，现在‘狗屎都要自己吃掉’。所以我现在里外不是人，有苦没处说”。
05-06年期间，凭着娴熟的缝纫技术，经朋友的介绍，云霞曾独自在家做过三个月的手套加工。她的上游老板是市里的一家外单手套加工厂。后来加工商与原材料商矛盾，对簿公堂，双方都请云霞作证，她只好放弃不做了，还积压了一批没发货的成品手套。这件事情之后，还有其他加工商找过她，甚至有的提议她自己开办来料加工小作坊。但是灵活能干的她一直拒绝“揽下瓷器活”，宁愿去大厂做“螺丝钉”，因为“担心上线不及时付工钱，下线的工资发不了，风险太大”。
返乡却难以真正“回家”
手套加工终止之后，夏大姐与老公商量用打工的积蓄开个小店。老公以砸店经历表示反对，却在第二天向她提出，要买个麻将桌。夏大姐说，她当时气得直接拿出两万块钱积蓄，跑到市里，在市二中附近租个店面，开了个日用品店，也顺便把积压的手套卖掉。她自己也搬到店里住，只是不时回去看孩子。小店的经营并不特别顺利，中间也遇到过黑社会骚扰，但她幸运躲过。几年的经营结果是没亏也没赚。
09年，女儿在市一中读高三。为了保证女儿备考顺利，也补偿自己未尽足的母亲的责任，夏大姐在一中附近租了套房陪读。白天则在附近的商场做售货员，卖土特产，一个月800块钱，提成少得可怜。
2010年，女儿考上井冈山的一所三本学校。虽说考得不太好，夏大姐觉得也算完成人生一件大事。现在(2012年)女儿已经大三，还有一年就可以毕业自立了。夏大姐的主要牵挂，就是儿子。今年14岁的儿子正在读初二，成绩不理想。但据她说，非常懂事：“好菜都是夹到他碗里他才会吃，也会叮嘱我和他爸吃好菜”。直到今年，儿子才没有和云霞同一张床睡，可见母子间的亲密。
2011年7月钻石科技厂(化名，从事手机或相机镜头加工)招工，云霞42岁的年龄已经超过招聘要求的上限。报名时，她借了张身份证蒙混过关。进厂时，又主动写了封检讨书说明情况，建议企业先试用再考虑她的去留。急需招人的工厂自然是接纳了做事灵活麻利的她。到浙江台州的总部培训3个余月后，即到年底。春节后，夏大姐进入本地的工厂正式上班。
从培训算起，5个多月的工作，夏大姐一共赚到不足7000块钱。但是她对“钻石科技”很适应，甚至欣赏，觉得“正规、干净”。她的工种是精选，每天要夹千余枚镜片，很累很伤眼睛。但是，想到回家后与老公无休止循环的吵架与冷战，夏大姐说自己宁愿留在工厂，宁愿上夜班。这次她已经有两周没回家，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儿子。
访谈手记
我和夏大姐的相识便是在“钻石科技”的工人食堂。2012年2月-7月，我在鹰潭进行关于“返乡女工”的研究。“钻石科技”是我探访以及寻找访谈对象的一处“宝藏”。2012年4月12日午餐时段随机的相遇和短暂的聊天，夏大姐和我给彼此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当时便答应接受我的深度访谈，给我讲讲她“跟电视剧一样传奇的大半辈子”。
接下来的周日(4月15日)早晨不到8点，刚上完12小时夜班的夏大姐给我打来“邀约”电话。我有些惊诧，当然更多是惊喜。电话里她声音疲惫，我询问她是否需要先睡一觉再进行访谈，但她见面的心情很急切，渴望跟人聊聊。就这样，我们从早上8点半在厂门口公交站见面，坐车去市区，一路开聊，一起吃早餐，然后买了斤瓜子带到公园，不知不觉即到午饭时间，中饭边吃边聊过后，又边聊边逛街，一直到下午5点把她送回工厂。以上的生命故事，便是她用将近一整个白天的时间向我诉说的。那是一段非常奇妙激荡的倾听和交流，也是我们之后这几年友谊的开端。
在夏大姐讲述的过程中，我插话不多，偶尔把她长时间跑远的叙述往回拉一拉，有时追问具体细节，以及如今的她对当时某些经历的看法，还有的时候是两人四目相对、一起流泪。
我的感动，既有对于农村女性角色给她带来的多舛的命途的同情悲愤，更有对她几乎每次磨难之后都如野草一般的生命力、学习和改变生活的能力、还有一丝天不怕地不怕的匪气的欣赏与好奇。
那天访谈的最后，我请夏大姐概括一下对最亲近的人，包括她自己，以及工作的看法。她做了以下的总结性的感慨。
对老公的绝望：
“男人就应该出去赚钱，女人才有依靠。可是他当官不会拍马屁，做生意不会搞关系，学手艺脸皮薄经不起别人打击，种田种的到处长荒草。6年的部队教育，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对女儿的失望：
“女儿向着奶奶，记恨我，认为我经常无理取闹……去年每个月会通一次电话，今年过完年以来，还没跟我通过电话。我对她也死心了。她现在上大学每年1万5，高中是每年1万，都是我的钱，我也算对得住她”。
对儿子的偏爱：
“儿子懂事，每次给他买衣服，他都说衣服够穿，不要乱花钱……每次回去我都会给100块给他让他中午在学校吃好一点……现在是很听话，不知将来是不是也跟他姐姐一样”。
对哥嫂的羡慕：
“聪明灵光的哥哥，从广西打工回来，就被朋友介绍去天师府做‘学徒’，从道观杂役做起，现在是天师府的法师，全国只有5个认证的法师，现在交往的都是达官贵人。我很羡慕嫂嫂，可以在家里享福，打麻将，而且她与婆婆，也就是我妈的关系极好……哥哥懂得怎么做人，会疼老婆、哄老婆，也会促进婆媳关系。我经常跟老公说，你要能学到哥哥十分之一就好了”。
对婆婆的无奈：
“我再怎么做都感化不了她。所有事都是她跟老公拍板，不跟我商量，不管是我怀孕生孩，还是我们家盖房子……我也没办法平心静气地对她，她也是女人，怎么就那么重男轻女，怎么让我引产，就那么理直气壮!……话说回头，她自己的身世也挺可怜——2岁就没了妈，父亲再娶后，下面有7个弟妹，她都要照顾，继母对她不好，所以她很想逃离那个家。嫁到我公公家后，因为我公公长得很丑，身体也不好，所以我公公的母亲，即是她的婆婆很看重她，对她极好。可能她从不知媳妇有多难当”。
对工作(而不是“打工”)的重视：
“我之所以这么重视工作，任何工作都认真干好，包括做保姆也希望是模范保姆，或许就是希望在工作中得到别人的尊重与温暖，得到别人的肯定与挂念，因为在家里、在老公那里得不到疼惜”。
对自己的评价：
“村里不少打老婆的情况，但像我这样勇敢逃出去的不多。我在浙江时每天写日记，反省自己，鼓励自己”。
“如果我是男人，可能不会走正道。作为男人，吃喝嫖赌是天性。只要不做缺德的事，不被抓起来，什么都不怕”。
“人生就是舞台。希望自己能演好每个角色，也希望尽可能尝试不同的角色和工作。我知道，作为妻子、儿媳、母亲，我是失败的”。
整理夏大姐的故事，我很能理解为何她会对我这个只见过一次的“外来博士妹”敞开心扉：她太孤独，她渴望被倾听与关爱。无论在夫家、娘家，还是儿女面前，她都无法找到相互之间的疼惜和尊重。她强调感谢有工厂的这份工作，而几乎不提打工生活的难处，除了工作带来的经济收入和家庭话语权之外，也是因为忙碌重复工作带来的身体劳累，能让她短暂逃离无所适从的家庭生活。但与此同时，亲密家庭生活的常年缺失，又加深了她与家人之间的心里裂痕，甚至给她带来自我怀疑。
她的孤独不光来自于亲情的疏离，更是因为在她生活所处、以及她自己深信的价值体系里，找不到支撑自己行为想法的社会准则依据。一方面，成长于毛时代的她坚定认为女人应该自食其力，并为之自豪：“我从17岁起就是自己养活自己，感觉用别人的钱不习惯”。另一方面，她对丈夫最大的不满便是老公“不会赚钱、没本事”。一方面，她很在乎婚姻家庭的稳固，甚至认为自己总想离婚，很大程度是因为她常年在外打工，而老公留在村里，自己见世面多，赚的钱多，在家比较强势，夫妻有“性别颠倒”的感觉——她甚至感叹：“如果当初是他一直在外打工，我在家，或许我们的关系不会这么糟”。另一方面，她又坦诚提及曾经幻想过跟老板娘的丈夫远走高飞，因为自己并不爱丈夫;而最终没有“接受邀请”的原因是：那个男人只是给他老婆打工的，不会是靠山。她一方面控诉把女性当作生育工具的夫权和将生育权剥夺去的国家政策，并以离婚作为反抗的工具;另一方面，她自己对两个孩子的态度又多多少少复制着“重男轻女”的观念。当然，也可从另一角度理解她对儿子的偏爱——儿子是她拒绝堕胎、维护自己生育权的“胜利果实”，她自然更加珍视。封建时代的“男尊女卑、母凭子贵”，毛时代的“妇女走出家庭、经济独立自由”，资本时代的“万物皆为资本，资本才是王道”，在她身上交织着，塑造着她生活中的幸与不幸，思想上的优越与纠结，更多的是无所适从。
像夏大姐这样有着常年在外打工经历、如今返乡却不能真正“回家”的女人，太需要有人倾听、理解、记录。她们是“中国制造”的缔造者，是城乡社会以及价值观变迁的承载者，是时代的缩影。批判性的理论和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分析她们的生活选择、生命历程。但与此同时，她们的悲喜沉浮、反叛与迎合，又远非这个时代的逻辑所能完全参透。
2014年我重访田野地，和夏大姐相聚。两年后再次相见，她脸上的皱纹斑点以及眼睛里的疲惫和困顿多了很多。她仍然在“钻石科技”工作，但明显感觉体力不如以前，觉得工作非常辛苦。她开始考虑离厂“退休”后生活——打算在镇上开个小餐馆。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在上海一家商贸公司做翻译。儿子(也参与了我们的聚会)考进了市二中，希望能考上大学，不过对名牌球鞋更感兴趣。与老公的关系还是老样子，用她的话是“对离婚和关系好转都彻底死心了”。临别时，夏大姐含着泪对我说：“希望你能找个好人家”。我想，这是她用她的话语给我的最善意的祝福。
(此次访谈之后的田野调查期间，笔者曾多次与夏大姐及其丈夫、儿子、婆婆、弟媳、工友、朋友、老雇主相聚交谈，也曾前往夏大姐的家、工厂宿舍进行探访。离开田野至今，笔者与夏大姐一直保持着联系，并于2014年重访。此文初稿写于2012年，修订于2015年。)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