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工人应该如何看待媒体及其发挥的作用?工人应该如何利用媒体服务本阶级的利益?
相信因为劳资矛盾而引发的各种纠纷，对于大家来讲已经并不陌生了。随着媒体对工人话题，尤其是对劳资纠纷的关注、报导增多，工人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也越来越多地主动求助媒体。如何看待这种求助现象?工人应该如何看待媒体及其发挥的作用?工人应该如何利用媒体服务本阶级的利益?
媒体与工人
劳资纠纷中，工人通常处于被动地位。在没有阶级力量支撑的前提下，单个工人权益受到侵害后，自己又无力解决，于是只好寻求其他力量给老板施加压力，迫使后者尽快解决。其中被认为比较快捷、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寻求媒体的帮助。工人的经验是，单个劳资矛盾被报导后，往往给老板造成压力，从而获得较快较好的解决。
然而，媒体为了炮制、引导符合有产利益的大众口味，热衷于追求猎奇、刺激效果，当同类事件增多之后，便失了去报导的兴趣。前些年，有些工人在讨薪时，采取跳楼、爬吊塔、自杀、自焚等激烈的方式表示抗议，媒体部分地给予了报导，看到事情解决有望，其他工人开始效仿，因此便有了“跳楼秀”之类的词。新闻界有句话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当同类事件越来越多地发生时，便越来越失去其“新闻价值”。为了得到媒体的关注和报导，工人的应对方式也越来越多花样，例如“裸奔讨薪”、“开胸验肺”。维权无路的工人，无奈之下被迫选择以令人震惊的方式伤害自己的尊严和身体，以此发出抗议。这些事件在得到持续的跟进报导后，似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然而，大部份“冤案”事实上是得不到媒体披露的，而媒体对普通维权事件的继续追踪更是少见。因此，曝光一次之后，老板如果能够拖延、应付过去，或者发现压力并没有原来以为的那么大，那么工人的维权同样难有进展。
工人为什么找媒体?
工人寻求媒体帮助，主要原因是工人的力量跟老板相比实在太弱。老板有一大帮 “智囊”为他出谋划策，让工人干更多的活，拿更少的工资，并忠心耿耿、任劳任怨接受老板的剥削。在发生劳资冲突后，还有国家给老板善后。大多数工人则经常享受不到法律规定的最基本的权利。被侵权后，可以选择的维权途径并不多。
请律师通常收费高，耗时长，且未必有成功的把握。据了解，04年惠州超霸工人诉工厂一案，某律师为244名工人代理官司，收取律师费用二十四万，耗时将近两年，最后败诉，给镉中毒工人造成很大的打击和伤害。律师给工人办案不用心，甚至勾结老板、两头通吃的案例也不少。至于政府部门，许多工人只要有过一定的维权经历，就会很快失去幻想。现实中很多工厂明目张胆地违法和侵害工人的利益，可是劳动局、法院等相关部门，经常扮演的却是赤裸裸地袒护老板的角色，连法律的遮羞布都不要了。
记者虽然很少直接干预纠纷，但报导本身能造成影响;同时记者如果介入事件，通常表现主动，而且给工人的印象是“义务帮忙”，而不像律师那样要“提成”，也不像职能部门那样惯于推诿。媒体看起来无论跟涉事的单个老板还是政府，都没有什么利益关系，所以常常被认为是“中立、客观”的。加之一些有“正义感”的记者为“探寻真相”，还会深入各种虎穴搞调查(如记者卧底富士康、与“新生代农民工”一起打工等)，因此很多人得出前述的印象。权衡之下，无组织的工人更倾向于寻求媒体的帮助。
当然，工人在寻求媒体帮助的时候，并非纯粹出于对媒体“中立、客观”的幻想，更多的是把媒体当作就事论事、更快解决麻烦的“实用工具”。笔者在08年陷入一场劳资纠纷，与另外几名本厂工人一起去当地政府部门投诉时，同行的几位男工友提议去拦路，同时拨打本地一个时事新闻热线报料，希望以此给当地政府和厂方压力，尽快解决我们的问题。笔者接触的另一次集体劳动争议中，因为某工厂倒闭，几千人堵路示威，要求政府解决工厂欠薪和补偿金的问题。他们打了很多媒体的电话，虽然去的记者很多，但内地媒体都不敢报导，最后凤凰卫视曝光此事。结果，在跟政府谈判的时候，工人要求凤凰卫视必须在场，这样厂方多少要假装出一点客气来。这是工人主动寻求与媒体合作的案例。
如何看待媒体?
媒体在这个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他们为什么越来越多地以貌似同情工人、帮助工人的口吻来报导劳资纠纷?
我们先来看看媒体是如何“同情”和“帮助”工人的。首先，媒体对工人个体维权事件的报导，往往强调工人的苦痛、无奈，有时还会谴责无良资本家;同时，自己则扮演“打抱不平，呼吁劳资良性互动”的公道角色。这类调子背后的逻辑是，只要这个社会给予工人更多关爱(换句话说，多一些慈善家)，就好了。当然，也需要谴责无良老板，呼唤富人遵守“企业社会责任”。实质上，明目张胆违反劳动法律的企业，往往都是那些规模小、利润低的企业，就算他们全部倒闭了，也基本不会影响媒体的主要赞助者——各种大财团。既不影响收入，又能迎合大众的需要，提高发行量(或增加点击量)，岂不名利双收?
其次，对于工人罢工等影响老板生产的行为，近年来媒体日益摆出工人之友的姿态，而不再一味指责工人“不识大体”——他们批评“无良老板”，并提出罢工权立法、完善法制、加强基层工会等主张。然而，媒体的友善面目十分廉价。前几年，珠三角某工厂发生重大劳资纠纷，《今日说法》进行了报导，后来事情并没有解决，工人在老板和当地政府的严厉打压下，无奈进京上访。他们想到去找该节目当时采访他们的一位记者，但是节目组声称该记者到外地去了。接待的女职员听着工人们的倾诉，难过地跟着抹泪，最后表示：“媒体也有难处，你们回去，我向上面反映。”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即便是这样廉价的友善，对于工人来讲也是奢侈的。媒体在国家和老板的压力下一击即倒，往往不惜牺牲工人对媒体的信任。笔者了解到，2010年，深圳某工厂发生罢工，老板找来黑社会助阵，许多工人向媒体“报料”，出于盲目信任，告诉了对方自己的真实信息。最后，当厂方把爆料工人名字、爆料媒体名称一一点出来时，工人傻眼了。
媒体频繁报导劳资纠纷，并看似很为工人着想和打抱不平的背后，是自发工人运动的持续与扩散，统治阶级不得不有所变通，包括主动承认工人的苦况：生存状况差，维权艰难;同时提出一些无伤资本大局的改良措施，以疏导矛盾和稳固统治。私人资本以及自由派舆论阵地，则期望借此在工人中树立权威，获得群众基础，作为向上层要价的筹码。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造成了官僚迟钝冷漠，而自由派媒体成天嚷嚷着“维稳必先维权”的表象，但在核心利益上，私人资本及喉舌(从记者到律师)与国家是一致的——不稳定，如何保证资本的利益?也就是说，他们总是努力掩盖而非揭示工人跟老板阶级的根本对立，他们总是诱导工人等待再等待，而非直接打击有产秩序。归根到底，在私人资本及传媒帮手的眼中，不管是单个的工人，还是有组织的工人，只是他们用以实现民间老板与执政集团之间权力再分配的工具。
工人斗争如何运用媒体?
既然主流媒体并非客观、中立;记者的“正义感”也不过是在给统治秩序打补丁。那工人应该怎么办?身在尚无广泛言论、结社、出版自由的中国，并非只能沉默或一味指望记者申冤作主。只要把“依靠工人集体的力量”作为主要手段，对传媒采取利用而不迷信的态度，就能避免被记者牵着鼻子走。更重要的是，只要有机会，工人应尽力用集体的力量争取言论、出版等公民自由。所谓言论自由，并非自由派媒体所宣称的那种，抽象且空泛的“公民言论自由”。从工人角度来看，应该首先、并主要是传递工人维权信息、发表工人意见的自由，例如在罢工期间出版斗争通讯，利用各种形式(手机、QQ、微博、论坛等)传播最新信息;又如保护因上网发帖被国家打压的工友。一句话，工人要争取的自由，只能是有助于最大限度维护本阶级利益的自由。
另一方面，应积极使用新通讯手段(手机、互联网)，不拘形式创造工人自己的媒体，发出本阶级的声音。工人媒体(无论电子或纸版)的本质，是帮助工人了解自己的处境并寻求改善生存的共同出路。它应反映自身生存状况以及普遍思想行为的变化，同时关注管理和老板的动态，做到知己知彼。对具体斗争(不管是个体还是集体)，工人媒体应设法记录事件过程并总结经验教训。自发的工人运动已持续许多年，但总是难以摆脱被动应付的状态。工人媒体，是变被动为主动的一个重要手段。
2011年8月8日
(本文原载于天涯，原标题为“媒体与工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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