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会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爆发了以工人群众为中坚的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运动。淄博煤矿工人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投入到了反帝爱国斗争之中。
1925年10月间爆发了直奉军阀战争。胶济路货车大部分供给军用，致使鲁大公司淄川煤矿各井口及贮煤场积煤如山，运不出去。同时，粮食也运不进来，物价连续上涨，矿工生活贫困到了极点。在这种情况下，鲁大公司的中日资本家为了转嫁危机，竟不顾工人的死活，决定要裁减里工，扩大招收外工，完全实行包工制，加深对矿工的剥削。
1926年2月10日(农历腊月28日)，公司就以运煤困难为理由，宣布停工半月。3月2日，又突然宣布裁减里工670多人。
工人闻讯后异常激愤，纷纷要求组织起来和资本家斗争。山东党组织立即派刘俊才到淄川领导工人进行这一斗争。他和洪山矿区党支部进行了缜密的组织工作，通过工人俱乐部，领导失业工人向资本家展开了坚决斗争。在公司宣布裁人的当天晚上，以卢福坦、黄文、王诚信为首，出面召集工人大会，组织被裁减的工人成立了“失业团”。
3月5日，工人俱乐部印发了《告工友书》，号召工人团结在俱乐部的周围，进行反对裁减工人的斗争。
3月7日工人俱乐部组织“失业团”300多人拥到淄川炭矿事务所，提出反对裁人，要求增加补贴的条件，但遭到资本家的拒绝。9日早晨，“失业团”工人扛着“恢复工作，反对厂主无故裁人，援助失业团民”的大字标语，齐集到炭矿南门处开会，抗议资本家裁减工人，很多留用工人也参加了集会。过往行人也都停下来，人越聚越多，声势越来越大。炭矿资本家一看到工人的队伍便慌了手脚，急忙将矿内的48名矿警调至南门加强警戒。工人们毫不畏惧，会上，俱乐部负责人报告开会宗旨，讲述事件发生经过，号召工人起来反抗。
工人代表黄文、王诚信等人据理向资方陈述失业工人的困境，提出三项条件：抗议公司裁减工人，被裁减的工人要恢复工作；外籍工人回家要发给路途补助费；发给两个月的补贴。对于这些要求，资本家置之不理，日本资本家一方面同工人代表谈判，一方面勾结淄川县知事派警察进行镇压。鲁大公司也直接打电话向济南张宗昌(当时山东省主席)告急。张宗昌闻讯后，急忙从济南军务公署派一姓金的参谋会同淄川县长一齐到淄川炭矿“查看情况”，并授予金某以出兵权限。
工人俱乐部从邮电局我地下工作人员处得到这一消息后，党组织立即发动工人“失业团”的家属和贫困群众300多人，以“欢迎金参谋来炭矿给工人解决困难”为名，在炭矿通往淄川城的路上等候。金参谋和淄川县长一来，就“拦轿喊冤”，并表示炭矿不答复工人要求决不罢休。工人们先发制人，激昂愤慨的斗争情绪弄得他们手足无措。斗争持续了十几天，中日资本家被迫初步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
淄川炭矿工人“失业团”的斗争是“五卅”运动以来，淄博煤矿工人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斗争，在淄博工运史上是一很大事件，当时在全国也有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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