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孩子、故乡，这些都不得不抛在身后，前往异乡讨生活。菲律宾人就这样一代代走出国门，踏出了百年离家路。
从省城Tuguegarao到马尼拉，400多公里，Tolya走了整整10小时。七月的菲律宾正值台风季，整日的暴雨让长途大巴内不至过分闷热。然而，这并不能缓解她心头的焦虑 ——巴士刚驶入马尼拉市区，便瞬间淹没在艰难移动的车流中;因大雨近乎瘫痪的首都交通，让她比预约的面试时间，已经晚了一小时。
终点站，下车，换乘吉普尼(Jeepney，菲律宾国最流行的公共交通工具)，Tolya马不停蹄地赶往Malate区。三天前，“牛头”通知她到那里的一家中介碰头。和大多准备赴海外谋生的菲劳一样，这个全马尼拉中介最为集中的区域，将是她走出国门的第一站。
马尼拉湾在城市西侧划出一条长长的弧形海岸线，与其平行的几条主干道，外交部、财政部、总统府、美日使馆等机构沿线散落，在西北角勾勒出政治中心“小马尼拉市”的轮廓。Malate 便坐落其中。
这是Tolya第一次来Malate。她蜷在吉普尼一角，将手机塞进背包，紧搂胸前，不时将余光谨慎地瞟向窗外。对于当地人而言，Malate几乎是高犯罪率、治安差的代名词。并不宽敞的街道上空，外露的黑色电线经年失修，纵横交错成浓密的网。一辆辆吉普尼肆意横亘在路中央上下客，然后扯着喇叭冒着黑烟呼啸离去，重重的柴油味混合着海腥味弥漫在空气中。四处可见的流浪者，在街边搭起简陋的灶火;便利店门口，守候着饥肠辘辘的儿童，随时准备伸手乞讨;小贩们拿着来路不明的金表和手机，尾随路人招揽着生意。
就整体基建而言，这里还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水准;受财政能力和土地政策的制约，政府很难实施大规模改造。然而这并不妨碍Malate成为外国游客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从各种老旧建筑夹缝中挤出来的新楼盘，夹杂中、英、日、韩多国语言的各色招牌，熙熙攘攘的外国面孔，从另一侧面，展示着这片老区的高人气。
中东穆斯林经营的“Money Changer ”遍布各个角落，是这里国际化最为鲜明的注脚。星级酒店内的赌场，终日喧嚣;24小时的韩国杂货店，从泡菜到化妆品，一应俱全;满街林立的日式SPA、泰式按摩店，提供10美元每小时的廉价体验;挂着“苏州点心”、“悦来火锅”、“釜山料理”招牌的食肆酒馆，远远超过本地菜的规模。
直到夜幕降临，光怪陆离的KTV招牌亮起，Malate才开启最负盛名的一面——这里是马尼拉最悠久的“红灯区”，以荷尔蒙经济著称的烟花柳巷繁华地。
从外貌到成因，这里依稀可以看到香港骆克道的影子。由小渔村起步，这里曾陆续是西班牙人、美国人、本地精英的住宅区。上世纪50年代，一海之隔的越南战争打响，随后十多年间，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军卷入战争，成千上万的美国大兵到菲律宾消遣;这使得原本就因美国驻军而日渐兴盛的菲律宾色情业，达至鼎盛。
70年代，时任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在全国军事独裁的背景下，解除了这里对娱乐场所的经营限制。这样一个类似于“特区”政策的实施，使得Malate一跃成为当时整个亚洲最为热闹的“红灯区”之一。
最知名的Mabini街，霓虹闪烁数公里。这里的KTV女郎，和骆克道上的菲律宾女子并无二样。她们衣着香艳，站在各家门前，当行人经过，依次用韩语、日语、中文热情地打招呼——随着90年代美国驻军撤离，韩国、日本、台湾人取代美国人，成为Malate的消费主体。
色情业在菲律宾并不合法。然而，它们拿到政府颁发的经营许可并不难。在解决生计和道德正义的两难之间，这是政府无奈的“暧昧”之举。和Tolya一样，这些女孩受过一定程度教育，多数会说一口流利英文。正因这语言优势，如今使得菲律宾女性成为世界各地色情业当中一个庞大的群体;而性工作者，也成为海外谋生的菲律宾女性，仅次于家政的第二大“职业”。
同样是为了生计，Toyla志不在此。
进城去，那里有出国赚钱的门路
受训人员正在参与食品服务工作坊。摄: Dondi Tawatao/端传媒
在Mabini 落车，已是下午四点。KTV尚门庭稀落，持枪的保安慵懒地打着哈欠，夜生活还未开始。Tolya要找的中介，便集中在这条街上。那些写着“Manpower”的广告牌，掩映在其他花花绿绿的招牌中，略显低调;但稍加留意，便发现它们规模庞大。被加粗强调的“香港”、“韩国”、“中东”等字眼，配上简单的招工需求，贴满了路边的电线杆。在Malate，人力资源中介是这里仅次于色情服务业的第二大产业，然而这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
在一栋灰色的四层建筑中，Tolya 终于找到了名为“EQ”的中介，这是一家主打“台湾线”的机构。相邻几家，分别定位香港、马来西亚、中东市场;标志性的维港夜景、带着头巾的中东领导人头像，挂在门口在显眼的位置。在菲劳步出国门之前，这些中介是产业链的最顶端;他们的众多下线——行话中的“牛头”，长期与地方劳工署合作，通过直接搜寻或者推荐的方式，为马尼拉的中介定期输送着资源。
虽是雨季，前来咨询者仍络绎不绝。Tolya站在门口快速地补了妆，捋了捋头发，因熬夜赶路而略显暗沉的脸上，刚涂过的艳红嘴唇显得有些突兀。隔着窗看了几秒，她才小心翼翼地敲开门，填了表格，量体重，测视力。整个面试不到半个小时，但对于她来说，繁复而漫长的出国路，才刚刚开始。
出了大门，她长舒一口气，我这才有机会搭上话，提议到对面不远的“苏州点心”一起吃东西。她没理会，径直走到停车场角落的一处大排档坐下。点了一份40比索(约7港币)的米饭，一双菲律宾人典型的大眼睛望向我，问吧。眼神中，这才卸下一直保持的防备。
她肤色棕黑，长发，身材瘦削。亮黄色的紧身短袖背心，让她微微隆起的小腹，略微明显;对很多菲律宾女孩子来说，这是曾经有过生育的特征。我试探性地问，她倒十分坦率：“有一个儿子，不过我和他爸爸分开了。” 她没有使用“离婚”这个字眼，我并不感到诧异。我意识到，28岁的她，和我接触过的很多菲律宾女孩一样，是一位单身母亲。
“没什么不好，自己养儿子挺好，省得还要养他爸。”她略带不屑地说，有种赌气般的倔强。
菲律宾是全亚洲最大的天主教国家。全国1亿人口，85%信仰天主教。“离婚”在教义中，并不被允许。同行协助采访的司机告诉我，在马尼拉办一场婚礼大约需要4万比索(7千港币)，对于普通的打工族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
于是，在信仰和经济负担的双重压力下，越过“结婚”这道合法手续，组合在一起生活，成为菲律宾底层社会众多青年男女的无奈选择。
然而，这种没有一纸证书保障的家庭生活，情感的维系在现实压力下，显得相当脆弱。对方离开，更换伴侣的情况相当随意。Tolya便是这种现象下典型的单身母亲。
“给儿子挣生活费，把他养大”，Tolya选择海外务工的原因非常朴素。在这个母系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社会分工中，女性常常要肩负起养家糊口的使命。
“菲律宾女性承担着养育子女、老人，维系整个家庭的多重责任”，当地作家Niklas Reese在《菲律宾手册》一书中写道：“当男人失业时，她们需要站出来寻找额外的经济来源;然而却要忍受比男性更为低廉的薪水，更为苛刻的工作环境;管家、保洁这种男性羞于从事的工作，成为她们的选择。”
从“美国梦”到“世界劳工”
受训人员在制衣工作坊中缝制衣服。摄: Dondi Tawatao/端传媒
“我是ILOCANO。”初见陌生人，Toyla常这样介绍自己。和中国人习惯介绍自己是东北人、南方人类似，这个词汇是对菲律宾北方人群的一个统称。她的家乡Tuguegarao在菲律宾最北端、面积最大的吕宋岛。当地有句谚语戏说，站在海边，能听到对面台湾岛的鸡叫。
卡加延河从吕宋岛蜿蜒而过，滋养了肥沃的热带土壤。充足的阳光雨水下，随便一颗种子，都能肆意而自由地生长。绵延的群山下，大片农田盛产着菠萝、雪茄烟叶、水稻。这里与另一个菠萝产地——夏威夷，有着相似的纬度和地理环境。也正因如此，15名富有种植经验的男性“ILOCANO”，在1906年的某天，顺着太平洋季风，前往夏威夷菠萝园，在他乡开始了“甜蜜的事业”。
百年菲劳海外务工潮，从此迈出第一步。
当时，美国刚刚从西班牙殖民者手中接管菲律宾。某种意义上，菲律宾像是美国的一个“准州”，菲律宾人移民美国不受限制。加上之前，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限制外来移民法案——“排华法案”实施范围扩展至夏威夷，那里存在了几十年的廉价中国劳工，被迫中断工作，这给菲律宾劳工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提供了空间。
“特殊时期的政策给菲劳打开了海外务工的第一扇门。”菲律宾移工权益提倡中心(CMA)负责人 Ellen Sana介绍说，以务农为主的菲律宾劳工，此后的务工目的地开始从夏威夷扩展到加利福尼亚等地;时至今日，走在夏威夷街头，菲律宾面孔仍是出现率最高的亚裔群体，而他们大多都是“ILOCANO”。
如果说15个先驱的出发，还带些偶然，那么美国此后四十余年的殖民统治，则为庞大菲劳群体的形成，种下了复杂的种子。
“相比西班牙殖民者实施了四百年的愚民政策，美国人似乎更为高明。他们普及英语，完全采用美国教育体系，塑造菲律宾人的美式思维，努力塑造自己是施助者而不是殖民者的形象。”Ellen Sana笑着，一口流利的美音。
美国的策略造就了菲劳天生的语言优势，也在那之后培养不少“职业化”精英。
“我才是第一代菲劳。”曾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菲律宾总统的拉莫斯，坐在位于Makati的办公室，幽默地开着玩笑。
80多岁的他指着墙上的一幅世界地图，饶有兴趣地讲述他当年取道夏威夷，再到美国大陆求学的经历，“你要问我菲劳的故事，我可以说上两个月。”
拉莫斯1950年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对于菲律宾来说，那是二战结束后的黄金年代。当周边国家还在独立与内乱的泥潭中挣扎时，相对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给菲律宾营造了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20年间，菲律宾一跃成为亚洲仅次于日本的经济强国。
从美国殖民到黄金年代，大批具有强烈美国认同感的菲律宾人，怀揣着“美国梦”，和拉莫斯一样，前往美国接受教育和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菲律宾前往美国并不需要签证，买张票就能出发。
受训人员在工作坊进行食品处理。摄: Dondi Tawatao/端传媒
Ellen Sana说，这个时期外出的菲律宾人，不单是为了谋生，更多的是一种职业追求;在美国、欧洲的医生、护士、厨师等行业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菲律宾身影。
至今仍与“菲佣”齐名的菲律宾海员，也在那个时期出现。从美国新奥尔良港口开始，蔓延到遍布世界的航线，出色的语言优势使得菲律宾到现在，仍是全球最大的海员输出国。
同样开始走向世界的，还有菲律宾艺人。“我叔叔可比他们出道早太多了。”Malate的一个酒吧里，《马尼拉时报》资深记者Roy指着一班乐队，神情夸张地讲述他叔叔赴越南赚“快钱”的经历。
越战期间，大批美军在越南扎营，除了定期到菲律宾红灯区消遣外，也有中介不定期地带领菲律宾艺人前往越南的战场，在营地提供歌舞表演。Roy的叔叔那时才16岁，薪酬月计，数量丰厚。“那钱放现在看，都是笔巨款，但要是你，敢去吗?”Roy喝了口酒，一张不羁的脸，写满兴奋。
至今，菲律宾人能歌善舞的传统仍在世界各地;延续在香港，不管是星级酒店，还是街头酒吧， 菲律宾驻唱乐队的身影，仍能经常看到。
黄金时代，菲律宾GDP曾达到过7%的连续增长;美元兑比索最高达到1：2的汇率，时常成为菲律宾人津津乐道的直观例证。然而好景不长，随着第六任总统马科斯上台，军事独裁开始了菲律宾的噩梦。腐败横行，政局动荡，混乱的经济政策，使得菲律宾开始一次次错过世界产业转移的浪潮。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菲律宾经济加速衰退，民怨沸腾，大批民众失业，整个社会陷入迷茫。就在这时，中东一批“土豪”国家的崛起，像是一跟救命稻草，开始吸引菲劳的目光。
当时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在全球油价高涨的背景下，各成员国经济繁荣发展。似乎一夜暴富的中东“土豪”国，资金充沛，但国内基础建设并未跟上。广阔的沙漠中，一栋栋高楼等待崛起，大规模基建蓄势待发;正在缺乏人力资源之时，英文好、人工相对廉价的菲律宾工人进入视野。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到伊拉克，从建筑工人、酒店服务生到家政人员，短短的几年内，菲律宾劳工就迅速攻占了中东市场。
“菲律宾劳工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海外务工潮，由此开始。” Ellen Sana口中的“Petro Money ”给这些劳力的付出，带来丰厚额回馈。20世纪70年代中期，马科斯时代的劳工部通过法案，将海外务工正式合法化，“民怨沸腾的社会，像是突然打开了一个缺口，大批劳工在政府鼓励下开始涌向海外”。
据CMA统计，尽管女性权益在穆斯林世界时常得不到保障，虐待菲劳案件时有发生，但因为收入丰厚，直到今日，中东国家仍然是50%以上菲律宾劳工的首选。
随着经济的腾飞，对劳工权益给予相对完善法律保护的香港、台湾，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陆续开始向外国劳工打开大门。它们和新加坡一起，因为距离近，收入高，同样为菲劳所钟爱。
将近半个世纪，菲律宾国内停滞不前的经济，和周边国家的崛起，交织成一批批菲劳走向海外的宏大背景。如今，整个国家1亿人口，海外工作的菲劳占据1/10。对于菲律宾政府来说，居高不下的高失业率，是历届政府始终难解的命题。
“从亚洲第一梯队，掉至第三世界，菲律宾经济近三十年间几乎没有大的进展。”资深媒体人Oliver Fan和愤怒的Roy一样，说起这个难题，滔滔不绝。
菲律宾人一度以“亚洲民主的橱窗”自居。然而，美国人当年种下的这颗种子，在经济、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土壤中，今日已长成畸形的模样。
家族政治、贪污腐败、寡头经济的大背景下，菲律宾整体经济一路下滑。国内薪资水平本来就低，而孱弱的工业又无法吸纳日益增长的劳动人口，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最差之时，美元兑换比索，一度跌至1：56”。Oliver Fan举例说，上世纪90年代，官商勾结之下，电力企业不断加价，一度引发电力危机，一大批外国投资无奈离去。采访中，这样的例子，菲律宾人会苦笑着说出一大堆。
自现任总统阿基诺三世上台以来，在前任总统阿罗约经济改革奠定的基础下，菲律宾经济有所回升，近两年一度达到7%的连续增长。但依旧令人头疼的是，看似稳健的经济增长，根本无法惠及到普通民众——在一个积重难返、并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下，当局所期待的“涓滴效应”，何时能出现，谁也说不准。
菲律宾劳工部在7月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失业率达到6.4%，意味着有400多万人没有工作。而对于即便有工作的底层人士来说，每日10美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很难维持一家数口的生计。
对于政府来说，这是场旷日持久的战役。
正是这样的现实，让Tolya决定离开家乡。
在决定去台湾前，Tolya曾在距离马尼拉两小时车程的Laguna一家电子厂打工。在生产手机配件的流水线上，她每天要工作12小时，但每月薪水只有200多美元，养活一家四口十分勉强。
一家主打台湾市场的中介老板介绍说，部分国家和地区，外劳的最低工资标准和当地挂钩;如果菲劳足够幸运去到那里，收入将会比在菲律宾国内务工高出许多，台湾便是其中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台湾制造业的兴起，吸引了大批外劳。目前台湾对菲律宾、印尼、越南、泰国、蒙古开放了劳工市场。而菲劳因为英文好，在电子行业更受欢迎。目前全台湾约有6万左右菲劳，4万人集中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
Tolya之前在电子厂的经验，使得她稍加培训便可快速上手;加上距离台湾近，方便回来探望儿子，当“牛头”找到她时便毫不犹豫做出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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