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土社会和民众剧场之间蕴藏着一股力量，藉此民众可以获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席卷于商业化浪潮中的无奈、绝望、虚伪和破坏性的愤怒。或许，从中还可以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
一晃留德七年了，这个国度缓慢的精神气质已成为我身份认同的面向之一。九月回到国内，快节奏的生活逼促着我，师长同学们关切地问，为什么要回国呢?
近日读了沙家哥哥的红星小学回忆。作为沿海工业小镇，改革开放八十年代初出生的孩子，是另外一种回忆。记得教我中医诊断的刘老师说，城里人没见识呀。农村好，山川大地，农闲农忙，蓄养禽畜，还有年节月令的古风。七十年代农村的童年回忆，穷苦，却也丰富，快乐。实际上，大城市里的孩子也是有见识的，上海长大的友人常和我叙述少年时城市里的生活记忆和经验。尴尬而贫乏的，是我们。贫乏的少年时代没什么可写，但这是我试图理解我们国家的巨变，理解何谓弱势群体的发轫。这是个人的记忆，也许可以勉强与你们的记忆汇成洪流。在这短短的回忆中，我想讲两个乡土故事。
大院里是一条条的胡同，我家所在胡同的尽头是郝姥姥一家。老人家有三个儿子，我叫他们叔叔。我小时候，他们还是青壮年，没读什么书。八十年代改革的精神气质深入生活每个部分，没有合适稳定的工作，只能靠自己的本事过日子。三位叔叔向大海讨生活，摸些珍馐美味上来卖掉，穿着简陋的潜水服。郝姥姥常来我家院子坐坐，还曾经送给小小的我一座水泥底座，由扇贝壳和生蚝壳制成的小假山，真是漂亮。我上初中后，我们家搬出了胡同，搬进了楼房。出生在崇拜学历死读书的年代，孝顺的孩子都要好好读书，于是读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班，然后又是重点大学。时间像被压缩了，倏忽而过。记得直到出国前，我才忽然想起，童年时那位开朗善良的郝姥姥怎样了呢?打听后才知道，原来她的三个儿子都得了减压病，老人家也生癌症去世了。这癌症，与辛苦、压力，常年吃咸菜的生活可有关系?老人家生癌症时，一定很痛。我却不知，也没人告诉我。为了让孩子安心读书，我们被切断了和社会的联系。为什么读书?为谁读书?说来像童话，我受的教育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根筋的我保留着为祖国而读书理念着直到今天，但从大学起，我心里开始充满种种疑问和愤怒。那种困惑不亚于工友们质问，怎么昨天我们还是国家的主人、先进阶级，今天就变成劳动力市场的奴隶?!回过头想想，邻里间对我那么好的老人生了癌症我都不知情，都没有去看看，这样努力读书往前走，可有意义?
我出生的小镇地处关外，缺乏深厚的文化积淀。清代末年乡绅们踏青登山，将镇外一座小小的山丘命名为“岳”，镇子也因此而得名。我出生时，这镇子有两点特色，一个是镇子东面的温泉，一个是镇子中间，工人俱乐部对面的大果园。都是日本人占领时开发，战败退走后留下来的。果园里的苹果树有些年头，当时大概有五十多年吧。记忆中，要两个小小的我来合抱一棵果树的树干。外公外婆年轻时承包了果园的一部分，妈妈、老姨、舅舅舅妈们工作再忙，在几个重要的时节都是要来帮忙的。我从小身体弱，又要上学，很可惜地错过了农事劳动。只在果树下捉过大蝴蝶，大蜗牛，吃树上酸酸甜甜的樱桃，果树下刚刚成熟的草莓，还有泥土里新鲜拔出来的落花生。其实，这些是建构的回忆，我和果园的接触并不多，仅记得的，仅是些美好的片段。
初中时，改革开放的春风越来越猛烈，镇子的领导准备搞经济，当然，还有无需多言的腐败。那么，是不是可以占了果园开发地产呢?外公外婆是签了五十年的合同的，但合同在那样一个权力说话的镇子有什么用呢?何况，这是日本人留下的果园。果树一棵棵砍伐倒地，劈去枝叉。我不知道照料养育了这些果树多年的外公外婆当时是什么心情，老人家可有在深夜失眠，可有在果园里一遍又一遍地走过，可有亲手一棵一棵抚摸过这些大树的树干?这一切我都不知道，这场景我都没见到过。我甚至不知道占地的事情。因为我在学校里上课。我后来知道的是，外公外婆买了新的房子，带一个大大的院子，院子里堆着满满的树段。宽宽窄窄的年轮刻在干枯的树干上。春天时，有些树干上竟然还冒出一些绿色的枝丫。
我常在想，有土地的人民是幸福的，快乐的，双脚能踩在泥土上，双手能采摘自然的馈赠。有土地的老年是健康的。外公失去土地后，一生勤勉的他不肯停下来，总是踩着小车出门，满城转悠。但这个文化生活贫乏的小城，又没有提倡的老有所学的理念，能提供给他什么可看可学的呢?2000前后，医疗包装下的保健传销席卷中国，尤其是中小城市。退休老人们没有精神寄托的话，不是去看小牌，就是去听这种课程，上疗床。曾经轰轰烈烈的集体活动、群众文艺当然不见踪影，似乎所有人都遗忘了。外公后来脑溢血，病了三年后去世了。我没见到外公最后一眼，当时我在德国读书，苦苦挣扎在哲学理论中。想起很久以前的那位贤人，我们都应该大哭。远在异乡，这种漂泊，与亲人离别，子欲养而亲不在的痛苦，许多游子都感受过。如果有更适合老年人的社会活动、 文艺生活、体育锻炼，如果我们国家的各级政府能为中小城市退休老人的文化艺术生活多投入一些基础建设，外公这样的老人们会不会更快乐，更长寿些呢?而不是让市场占领老人本就空虚的大脑。
书写记忆是奢侈的，却也是必须的。前段时间，友人向我讲述了她母亲的故事。阿姨在童年，少年时经历了许多政治原因和家庭原因的人生苦难，勉强挣扎着活下来，长大，工作，结婚，生子，又每天努力生活，赚钱，一直在向前奔，努力奔。但如今老年了，她空闲下来，忽然开始恍惚，苦恼，巨大的伤痛时常在独处时浮现出来，折磨自己，也折磨家人。原来，没有治愈的伤痛，我们不曾忘记。近日来常在想，我们百姓是真的温柔而强大，忍耐着伤痛坚强地活在这世间。
但书写，又是极为个人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这份奢侈。那么，有没有比书写更集体性，更有力量的方法?读《梁庄在中国》时，我曾掩面而泣，泪水顺着指缝流出来。梁鸿的无力感一直环绕在我心头，一种声音在对梁庄的乡亲们呐喊，跳出来呀，跳出来呀!但在这样的“炸裂志”的大环境下，如何跳得出来?!13年起，我开始和新工人文化运动的友人们密切接触，开始思考戏剧赋权，探索民众剧场对于我们国家的大型城市，中小城镇，和广大乡村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
南韩的进步文化工作者文昊瑾曾说，“独占资本藉民族分裂，垄断加倍的利润。南韩进步的文化工作者，正是在投身民众困顿、贫穷的生活现场中，寻找民族文化的出路。”民众剧场先行者钟乔曾从团体动力的角度解读民众剧场的巨大能动力量，他说“如此一来，民众便会从某种集体的观点去看待属于民众的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同时又不忽略个人在团体中的主体性位置。”钟乔在民众剧场的社会意涵一书中阐发说，艺术性的民众剧场和商业化剧场大不相同，民众剧场的美学基于传统民间文化，激发社区民众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培养参与者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旨在让民众在剧场活动的组织性功能中不断成长。新工人文化运动，乡村建设，各种民间组织公益活动，无论是注重实践，还是偏向独立的学术型自由探索，广义来讲都是政治性的，是在寻求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的创建。当今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如何让政治觉醒与剧场美学相辅相成，让民众在参与、学习、成长的过程中不断获得更多的力量，获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席卷于商业化浪潮中的无奈、绝望、虚伪和破坏性的愤怒，民众剧场可以有所为。“民众剧场关切的是人生活的意义，及社会中个体与群体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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