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这些知名代工企业的突袭式解散势恐怕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将要引起制造业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坍塌，势必严重危害成千上万工人利益和社会安全。
西铁城突袭式关厂
中秋国庆长假后最近一周，珠三角工业区开始越发不安：10月6日东莞龙头企业、台湾代工巨头金仁宝集团旗下金宝电子上万工人在享受多年来最长的9天假期后，突然发现生产线都搬迁到泰国，上万工人突然被失业了;10月8日深圳手机代工业中上水平的明星企业、华为中兴一级供应商福昌科技公司的3800名工人节后第一天上班才看到公司的倒闭公告，连同数十家供应商一起愤而走上街头，聚集到龙岗区政府门口讨说法，引起很大社会反响。前前后后，深圳鸿楷兴塑胶、东莞京弛塑胶等工厂也先后突然破产，也牵扯了成千的工人和数百供应商。
在这乱局中，在工人、供货商、律师、媒体、政府、法院等各方力量紧急施压之下，有的厂在倒闭后对工人工资和供应商货款的清偿、谈判有所进展。例如深圳有关部门已介入福昌事件，法院冻结了法人陈金色持有福昌电子66%的股权，员工工资已发放，经济补偿方案已谈成但尚未落实，华为、中兴已向政府表示愿意拿5千万安抚员工。这些紧急补救当然需要更多，但在日渐清晰的整个“制造业寒冬”格局来看，这些做法远不足以克服危机。
现在迫切的危险是，这些知名代工企业的突袭式解散势恐怕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将要引起制造业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坍塌，势必严重危害成千上万工人利益和社会安全。当务之急，应当设法制止或至少大大减少这种突袭式关厂——把企业突袭式倒闭列入一种危害社会公众安全的刑事犯罪行为，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类似、但社会危害性更严重，抓捕并严惩这些极坏的跑路老板，向社会公示，震慑企图效仿的老板，保护工人利益和社会安全。
企业倒闭难以避免，但突袭式关厂却严重危害社会安全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企业的解散、关闭、搬迁转移、重组都是难以避免的。按照法律，企业在解散之前要与劳动者协商，依法支付劳动报酬和经济赔偿金，安置好工人，然后才是解除劳动合同。企业如果能依法做到协商和妥善安置，工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也就意味着社会安全得到保障，工人也就不需诉诸于群体抗议行动。
反之，企业隐瞒搬迁、解散的信息，欺骗工人，忽悠供应商，偷偷转移资产，突袭式的关厂，例如福昌的倒闭，等于突然断掉三千多工人的生计来源、大笔经济补偿金和拖欠工资。在福昌的案例中，3800名工人被拖欠7、8月份工资两三千万元(见10月12日第一财经日报)，取中值以2500万元计算，平均每人就被拖欠工资6500多元，相比拖欠供应商货款不算多，但每个工人被拖欠两三个月工资，对于许多积蓄很少的工人来说可能已经严重负债，又突然被夺去饭碗，工人要重新找一份工作又不可能马上领到工资、至少再需要一笔生活费才能做下去。拖欠大量工人长时间工资情况下又突袭式关厂，等于迅速把几千工人抛到街头变成生活无着落的乞丐，所以这种企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非常大。
在福昌的倒闭事件中，数十名供应商被拖欠2.7亿货款，这也意味着供应商老板后面还有着一大堆工人和职员等着从拖欠货款中拿到他们的工资，这部分员工也有数千人，那么拖欠工资的影响面就是上万工人和职员了。那些中小工厂的命运与福昌这样的大型代工厂命运相连，至于工人的境况则可能更加恶劣，珠三角无数的中小工厂都是一直靠着连轴转的订单和大量的加班才支撑起来，因为加班够多工人才肯承受工资拖欠的烦恼，却不想拖欠成了大老板跑路的前奏。
由于跑路老板突然袭击的关厂，工人的生活突然间陷入了危机，企业和政府又没有任何人主动告诉工人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怎么解决，工人就必定要被激怒、要走向政府去讨说法。这样就成了带着强烈愤怒情绪的突发群体抗议行动。这种突袭关厂激发的突发群体抗议行动，往往不具有工厂内部酝酿的集体行动那样较有组织性，更呈现自发无序的特点，它不仅可能堵塞城市交通、影响社会秩序，而且因为地方政府经常简单粗暴激化社会矛盾的暴力维稳方式，还可能激发其他围观工人和民众的不安、同情、共鸣、声援、共同谴责强权等社会心理，从而更加加剧社会矛盾。
既然突袭式解散企业会激发出这么一连串的社会危害，为什么这类情况越来越多发生?首要的原因在于，关厂跑路的老板只顾自己利益最大化，哪管身后洪水滔天。
突袭式关厂：跑路老板的利益最大化选择
近日有媒体分析：“鉴于被微软收购的诺基亚东莞和北京工厂提前告知员工撤离计划后引发持续大规模员工示威和抗议活动，以及中国越来越激昂的社会情绪，突袭式撤离将是外资企业的首要选择。济南松下、广州西铁城、北京松下、慈溪日精电子及最近的金宝电子都采用突袭式关厂撤离方式。”
这个分析看起来很有道理，却没有说到位。事实上，突袭式关厂比提前告知更激怒工人和社会情绪，更会把工人逼上街头、到政府门前聚集抗议，更会导致自发无序的群体抗议，哪个冲击社会的规模和力度更大还不明显吗?提前告知撤离，工人往往会自觉克制在厂区内进行抗争，也更理性和有组织。真正关键在于，如果工人早就知道工厂将要关闭，于是早就组织起来要求资方谈判，乃至以中断生产的集体行动向资方施压，那么工人就有筹码为自己争取到较多的经济补偿金(这一块虽有法定标准但存在很大的弹性)，而惯于寻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即使有财力支付这样的补偿金也不愿付出，于是他们就倾向突然袭击式的关厂了。
今年春节前造成过很大社会影响的广州花都日资企业西铁城工厂的突然解散，正是这样。2月5日，1100余名员工突然被告知公司结业，全体工人前一天和当天上午都还正常上班，下午就突然失业了。西铁城方面的说法是“事先通知会影响工人情绪和生产”，如果联想到四年前西铁城深圳代工厂的罢工和集体谈判，就能明白西铁城的“良苦用心”了。原来，2011年10-11月西铁城在中国最大的表链代工厂深圳冠星精密表链厂发生过长达一个多月的自发罢工和消极怠工，全厂1200名工人争取被克扣了五年的一项加班费，最终是委托了劳维律师谈到这项拖欠加班费的七成。根据劳维律师的计算，2011深圳西铁城代工厂罢工给资方造成的直接间接损失有2千万，支付的加班费补偿金大概是600到800万，为安抚工人资方还在谈妥复工后宴请全厂工人吃饭，除正常支付工资之外，资方因罢工合计付出了近3千万人民币的代价。可想而知，正是有工人罢工和谈判争取利益的“前车之鉴”，西铁城才想要搞个让工人猝不及防的突袭式关厂，以便把单方面的方案强加给工人，不留协商余地。
面对突袭式关厂：地方政府无视、短视、纵容跑路老板的恶果
突袭式关厂的根源在于跑路的老板，但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短视乃至纵容，也不至于如今这样愈演愈烈。10月8、9日数千福昌工人在龙岗区政府门前聚集，防暴警察全副武装震慑群众并抓捕工人，网传工人、供货商代表、乃至记者都被警方抓走(媒体的报道是在官府赶走了工人之后才释放出来的，媒体大量报道是在10月10日以后了)，这样的警民冲突、官民对立又激发了更多怨恨和不满。在福昌也与众多其他案例同样，地方政府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哪里起了火并且火烧眉毛了才想到去哪里灭火，在火烧眉毛之前，根本看不到甚至根本懒得关心起火的根源。
从中国的历届政府尤其是本届政府来看，对于“公共安全”“国家安全”是异常重视的，从中央的国家安全法制定，到各级政府扩充公安防暴警察特警的人力装备，再到罢工抗议各类群体事件中全副武装的强力队伍，都可以说明政府对一切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敏感和堤防。
然而实际上，政府的安全观念更多意味着他们政府自身的安全和统治利益，尤其地方政府就是这样。比如只有在危及他们的权威和控制力时，只有出现了与他们作对的力量时，或者奉上级部门的命令，他们才愿意动用他们的强力工具。不过笔者不是要说这个，因为一切政府都会这样，只是程度不同。问题在于，地方政府几乎完全只管他们那一级政府自己的安全和统治利益，几乎完全无视社会公众的安全和利益，甚至收受企业好处而不顾可能造成社会动荡的后果(这也类似于很多地方政府对待地方债的态度，反正大不了做五年换届走人)。这种思维下，社会上只有“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的概念(其实都只是政府的安全)，却没有社会安全的概念，往往想不到整个社会大众的基本生活(即社会安全)受到威胁会导致他们自己也不安全，或者只有火烧眉毛时才被迫想到。
只有当社会公众的利益受到侵害后，公众发起集体行动向政府施压时，政府才意识到这又是一个社会不稳定因素，然后才紧急调派大量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和特警前来应付，甚至抓捕抗议的工人。无数次被迫向政府求助的工人群体，无数次遭遇这种情况，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前不久龙岗区政府门前的福昌电子厂工人抗议中。虽然政府可以很快调动警察，并且紧急联系到倒闭企业和关联企业共商解决方案，但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都是火灾发生后的事后补救，真正导致火灾的企业突袭式关厂却再次被放过了。更糟糕的是，这种不追究责任、事后再补救的做法，等于鼓励更多企业起而效仿，因为他们可以不用承担突击关厂的责任，只要事后补救就万事大吉了。
突袭式关厂破坏社会安全 比逃废债破坏金融和市场稳定更危急更致命
如果说地方政府完全纵容跑路企业，也不尽然。2008年以后，广东及东南沿海都出现了很多倒闭潮和跑路老板，政府也抓了一批老板，有些被法院判刑、惩罚。然而，政府及其智囊更关心更重视的是倒闭企业逃废债导致银行积压了大量呆帐死帐，影响“金融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重点严打的情形也侧重于侵害了众多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金融集资和债务方面。
不是说这些中小投资者利益或金融资本市场不重要，而是说涉及成千上万工人的劳动密集型工厂突然关闭导致的破坏性影响也很重要。而且，在当前实体经济显著下行、劳动者利益广泛受害的大环境下，更多的大规模关厂如果频繁的突袭工人群体，对社会安全的破坏，比上述情况更危急更致命。甚至可以说在近三十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还从未出现过与实体经济下行同时发生的工厂倒闭潮。
我们不必刻意渲染，只需实事求是地看，就最近二十年来说，工厂的大量关闭和转移其实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例如199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最初几年的国有企业大规模破产改制，2007年珠三角也出现过工厂破产浪潮，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冲击下的珠三角工厂倒闭潮，随之而来经常有上千上万工人聚集在龙岗、宝安区政府门口更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2011到13年东南沿海和广东都出现过大量的工厂倒闭潮。这些关厂的发生，很大部分原因其实并非只是工厂真的破产，而是搬迁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内地甚至只是转移到邻近更低工资的工业区，或者是根据政府环保的安排而迁出市区或关停并转，还有很多是重组和转换法人，当然也有一些是真的经营不下去而破产，但并不足以冲击行业。
更重要的是，过去二十年发生过的种种关厂，都发生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哪怕08年金融危机冲击了沿海局部地区依靠出口拉动的代工制造业，仍然有国家巨额投资和整体经济的拉动，哪怕1990年代末大规模国企破产导致内地“去工业化”与局部地区严重的经济萧条和社会危机，也有房地产市场的启动、亿万农民工与中国加入世贸等因素共同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大大扩张就业，从而大大缓解内地的社会危机，以消费经济的增长填补失业缺口和社会不满，于是劳资之间尚且可以媾和成暂时的动态平衡。然而在2014年秋冬以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明显疲软，实体经济也陆续出现了很大问题，今年前三季度，降薪、裁员、破产的信息更是越来越多弥漫于几乎所有实体经济领域，这已经空前的不利于劳动大众，严重冲击了越来越多劳动者的利益，这种背景下，突袭式关厂作为更合乎资本利益最大化逻辑的选择，空前加剧了劳资之间的失衡，千千万万工人的最起码生活安稳都受到了严重威胁，社会安全的问题已经变为近二三十年来空前突出的社会问题。
严惩突袭式关厂的犯罪行为
当代的新生代中国工人仍然普遍缺乏明确的阶级意识，他们很少想到或懒得去想本厂工友的遭遇其实也是很多工厂工人同样遭遇。在福昌厂或任何一个老板跑路倒闭厂之前或之后都会有其他厂同样遭遇，他们是相同处境、相同地位、同样的劳动、同样的可怜工资，同一个阶级有共同的命运。工厂之间，往往经验隔绝，缺乏持久组织，甚至部分工人还顾虑、排斥同其他厂的工友交流，往往只有一时的奋起和坚决争取，没有留下来的今后打算，更没有总结和后续，更谈不上追究。
当代中国的资本家却完全不同，在各大工业区，无论外资内资港资台资，大多数资本家都有着强烈的阶级意识。他们有商会有行业协会，还有上蹿下跳于资本家阶级的企业法律顾问和律师为其支招、排忧解难，他们共享历史经验，还有政府公检法媒体等为其庇护。例如深圳鸿楷兴、福昌两个突袭式关厂案例，媒体就报道说广东粤和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闫维禄在幕后运筹帷幄，闫律师代表破产企业与供应商谈判，用所谓的债转股做烟幕弹忽悠供应商，掩护破产企业暗度陈仓、瞒天过海。
但是，这种不利的对比仍然可以改变，而且迫切需要改变，因为越来越多工厂工人还将重蹈广州西铁城、深圳鸿楷兴、福昌、东莞金宝电子工人的覆辙，就像有网友所说的，员工维护不了自己应有的权益不了了之今后还会有更多老板这样恶意倒闭，说不定下一个倒闭工厂受害的又是你。那么工人的应有权益只是追偿经济补偿和劳动报酬吗?前面已说过这种不追究责任、事后补救好像也可以的做法，其实是鼓励更多老板效仿。因此，必须追究突袭关厂行为的责任，严厉惩办，向社会公示。
有些激进人士可能会有些低级的质疑，例如觉得社会危机越糟越好、工人不应想去改良体制烂摊子，例如要求政府对资本家某种行为论罪处置就是把命运交给政府或立法机关。要反驳这些看法其实简单：工人要求治罪、严惩跑路老板可以看做只是一种自卫反击，工人打击这些老板不是要去改良什么，也根本不必麻烦到制定繁琐的法律，而是要保护自己利益、打击整个资本家群体越发肆意妄为的嚣张气焰。更重要的是人们可能忽视了严惩跑路老板这种诉求，更是工人鼓舞自信、要自己做主的表现。在21世纪初的部分国企工人抗争中，以及2011-13年埃及社会变革的大规模有组织工人运动中，要求严惩、罢免、撤换厂长和企业负责人的诉求频繁出现，其中已经包含了一点“我们工人要自己做主”的愿望，这是工人积极进取的显著表现，也是工人阶级争取最大利益的示威。这在今天中国确实已经很少见，但在越来越多展现工人积极力量(而不只是悲情的请求)的斗争浪潮中，将有可能出现，当然，如果有先进分子的积极推动可能更好些。
试想，严惩突袭式关厂的犯罪行为，如果是作为成千上万不同工厂工人的行动要求喊出，其实际效力是专业人士和立法机关制定几条孤零零的法律条文这些花拳绣腿完全不能比的。更重要的是，让千千万万工人都认识到突袭式关厂不只是本厂老板的无良行为，更是危害整个社会安全的犯罪行为，让工人跳出本厂自行解决的思维，团结更广大的力量追究到底。这种斗争意识的提升，现在越来越迫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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