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上大学后，我才意识我们一大家是一个多么平常而又特殊的家族。我的母亲、婶婶们在她们年轻时，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生育上。当奶奶说到“我们这一大家子光闺女就流掉十几个”时，从小被“家族文化”熏陶的我努力说服自己，这是不正常的。 今年夏天，我开始着手记录家族女人的生育史，我的母亲——这个“止于第八胎”的女人毫无疑问成为第一个被记录的人。
母亲今年44岁，在十年的时间里生下了我们四个孩子。在她的子宫里曾经孕育过7个生命，另外还有一个怪物。
当我问起她的生育史时，她这样感叹道：“我这十年，生孩儿、怀孩儿、流孩儿，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一）
1992年，皖北黄口镇王庄村，母亲和父亲经熟人介绍第一见面。
黄口镇位于淮河以北的平原区，这像是一处被人遗忘的土地，它挤在安徽那个“葫芦”顶上的一根茎上，东临江苏徐州，北望山东菏泽，西接河南商丘。虽然陇海线横穿全境，但多年来并未给这块土地带来多大变化，倒是方便了像父母亲这样的人出外讨生活。
那时虽然已进入九十年代，但整个村里连一台彩电和一辆农用三轮车都没有。媳妇嫁过来就是跟着婆家下地干活，生娃带孩子。从进门的那天起，母亲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等到家里的男人们都出去打工后，母亲就像一个男人一样在那十几亩田地里收麦，拉粪，没有一句怨言。
父母老家的房子
在生孩子之前，母亲是一个相当有想法的人。为了说服爷爷同意买村里第一台彩电，她给爷爷算了一笔帐：“进门之前承诺了2000块钱的衣服家用和500块钱的黑白电视，从这2500块钱中拿出1800块钱买彩电，一分钱也没多花。”
“你这老大要是买了，下面弟们几个再结婚不买也不行啊。”爷爷说。为了给我父亲盖房结婚，那一年爷爷东拼西凑了五千块钱，但父亲后面紧跟着还有弟们三个，也都快到结婚的年龄。
“结婚买彩电已经是大趋势了，以后躲也躲不掉”。母亲坚持。最终她如愿购得一台彩电，只给自己买了两身衣服。从那以后一到晚上，家里就挤满了来我家看电视的人。
（二）
1994年农历九月，母亲生下了我。在生儿育女的道路上，这只是刚刚开始。
那一夜，邻村牌坊村小诊所的接生婆一晚上三个村子跑了四家。第二天奶奶给人家提了100个鸡蛋，算是辛苦费。
96年大年初一，天降大雪，人冷得哆嗦，母亲生下了“小雪儿”。同一个房间，同一个产妇，同一个接生婆，又是一个闺女。
小雪儿生下的第三天就被送去了姥姥家，在12岁读完小学之前，她都不姓王，而是跟着外公家姓了陈。
那几年计划生育抓得正紧，一些人家里的牛被计生办的人牵走了，一些没钱也要生的人家里的房子也被扒了。“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计生办的人总是有法儿治。村里的大喇叭成天吆喝着“头胎上环，二胎结扎。只要敢生，就会被罚。”
小雪儿被送走是好事，在姥姥家还有10块钱一袋的三鹿奶粉可以喝。而我饿了就只会哭，从白天哭到黑夜，嗓子哑到没音，母亲说有我那会儿她什么都不懂，孩子哭成那样，她不知道是饿的。
母亲生下小雪儿之后，家里就总是盼着再生个男孩。奶奶四处烧香请神，今天来人说“房子盖的不好得再加间屋子”，过两天又有人说“该在床上压点东西镇镇邪”，以至于谁给个偏方都信，连累得母亲喝了不少中药。
96年夏，母亲在牌坊村诊所里做了B超检查，怀得又是个女孩，流掉了。
97年九月，生下三女儿小闪。生的那天，她还照常在地里干活。“医生没让流掉，说怕万一再怀不上。”
那时家里的收入除了靠三口人的四亩半地，就是靠父亲那辆95年买的农用机动三轮车挣的外快了。父亲用这辆车跑运输，也拉着家里的梨、桑树棍往外面卖，又用车上的柴油机驾着水泵给人家田地里抽水浇地。
二十年前家里的农用三轮车
母亲生小闪的那天，父亲正在给人家浇地，一节一节的水管铺在地里足有上百米长，入秋时地下水凉的扎人，他泡在泥水地里拖着水管头，一点一点往前挪。这样忙乎一个小时，能挣上10块钱。
“我和你奶在地里撸了一上午桑叶，因为家里那会儿喂了几头羊，快晌午时感觉肚子有点疼，就回去了。中午回到家还做了一顿饭，洗了一大盆衣服。”母亲回忆说。
洗完衣服后，她感觉疼得厉害，肚子里的孩子好像在跟她打招呼说要出来了，让她做好准备。不等家人回来，她就带上一个小包被，骑着洋车赶去牌坊诊所。一公里太远了，一路上骑在田间地头从洋车上下来四五回。“疼是一阵一阵的，有时候是一两分钟，有时候是四五分钟，疼的不行就下来让它疼一会儿，等过了那阵就赶紧上车往前骑。”
母亲生完小闪，我们一家就上了计生办的黑名单，那场超生游击战也就来了。
（三）
几百人的王庄村，任何像“张家的长李家的短，谁家的羊不长眼吃了赵家的麦”这样的事，都没有计划生育来得要紧。大家彼此心知肚明，也相互遮掩。
在农用三轮车都很少的王庄村，一辆计生办抓人的白色面包车显得格外扎眼。任何一辆在村外公路上跑的白车，都是村里人眼中的可疑车辆，村边所有的人都会停下手中的农活注视着它往哪里拐。它要是往王庄拐，“那就毁了，赶紧回家，给你们xx说，抓计划生育的又来了，赶紧躲。”
夏天还好，可到了大冬天，就有的罪受了。母亲说，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半夜带着暖壶、奶瓶，顶着塑料油布，跑到村南头那个挖土留下的坑塘里，提心吊胆的过了一夜。西北风呼呼的吹，但没人嫌冷，也没人出声。一冬天下来，我家跑了四五回。
98年三月份，计生办深夜来袭，这一次父亲被抓走了。
黑天半夜的，计生办来了两辆警车，搬着梯子，翻过墙头，把家里大门打开了。
半岁的小闪和一岁多的表妹都住在了奶奶家，家里只有我一个小孩。
计生办的人进门就问：“家里有几个孩儿?”
“一个，在床上睡着呢。”台词都是备好的。
“那别人咋举报说你们家有两个?!”
沙发、床头、抽屉、衣柜，甚至羊圈、牛铺和粮缸，计生办的人把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也没有发现婴儿衣服和奶瓶。
“大冷天的，穿好衣服，男的上车走吧，跟着调查调查呀!”
计生办的人把父亲抓走了，奶奶怕计生办的人下狠手，急着要去找熟人，“可别叫人家把咱给打了，得赶紧赎出来。”
（四）
一家人开着三轮车连夜赶往几公里外的马庄村大队书记家，带上书记直奔黄口镇计生委。到了之后，才知道那天夜里光一个镇就抓了几十个人，男的等着罚钱，女的等着结扎。
最后家里给计生办负责人拿了一千三百块钱，把我父亲赎了出来。
计生办第二次找上门来的时候，父亲正在地里给人家打场。母亲在家里做饭，看着四个孩子：我，小闪，还有两个姑姑家的两个小表妹。
“11点多的时候，你回家来，说外面来警车了。我去关大门，刚好堵在门口。”那时候，连三四岁的小孩都懂这事，因为整天跟着家人东躲西藏的。
计生办的见面就说：“把孕检本拿出来吧。”计生办不仅管超生，也管流产。每个妇女都有一个孕检本，每两个月要去计生办检查一次。
屋里一堆孩子，母亲生怕他们进到院里，一堆孩子乱叫妈妈，那更说不清。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进到家里来。
“你们别进来，在这外面等一会儿，我拿了就回来。家里养的羊多，怕跑出来不好往家辇，家里还养了狗，可别咬着你们。”
孕检本拿出来，上边显示几个月前母亲有怀孕和流产的记录。
计生办的人问：“这是怎么回事?”
母亲回了句，“收麦时不小心干活累掉的。”总算给遮掩过去。
由于计生政策导致很多女婴被流产，担心影响到以后的男女平衡，当时国家已明令禁止B超检查胎儿性别，因此妇女不能任意流产。然而只要做B超的需求在，小诊所就能躲过政策的查禁，继续为村民做胎儿性别鉴定。从那台B超机上走下来的不仅有母亲，还有三个婶婶和方圆几十里的赶着看男女、生男孩的女人们。
计生办的人走后，母亲惊魂未定的回到屋里，发现孩子都不见了。原来父亲趁他们还在说话的时候，就在墙头上把孩子一个个给转移了出去。
（五）
有了小闪后，母亲本不打算再生了，但自己又不能完全做主。
村里一些家里有儿媳妇的“婶子大娘们”都来找奶奶说话：“年轻人不懂事，说不生就不生，你做老的，也不劝劝。要没个男孩，你看这老了以后能行不?”
奶奶就给她的一对儿子儿媳做思想工作：“谁家能没个男孩?以后可别后悔。养不了，以后我给你们养个。”奶奶这话说得不假，我和表妹都是在她身边上完了小学，以至于在多年后要回到父母身边时，都像是进入一个新家庭一样，会遇上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这已是后话。
但如果想再要个男孩，安徽老家是待不下去了。计生办的人像幽灵一样出没，一些人即使交了罚款，还是会被抓去，要么结扎，要么被罚第二次款。
99年9月，父母二人来河南打拼，跟着大姑家在郑州旁的一个小县城给人干装修，卖装饰装修材料，至今已有15年。与此同时他们把生育的阵地也转移到了河南。
此前一年，母亲第一次来郑州，为的是给2个月的胎儿做羊水化验。听大姑说在郑州大医院做羊水化验可以提早鉴定胎儿性别。“化验说又是个女孩，当时在医院直接就流掉了。”
99年12月，母亲又怀了一次，这一次同样选择流掉胎儿。结婚近七年，母亲生了3个女儿，流了3个女儿。“走到这一步，下面不生都不行了。”母亲无奈的表示。
进到2001年，仿佛是命运眷顾了这个愚蠢又执着的“傻女人”，让她受尽一切疼痛和磨难后，终于在第七胎怀上了一个男孩，“吃了再多的苦感觉都值了。”
那时家里租的房子只有十平米，只能放下一张床，一处炉灶，一个桌子。屋顶燥热，地面潮湿，但他们照样过得心满意足。
“生过男孩后，就没啥心思了，只管挣钱过日子，养活这一大家子。”
（六）
我们一家平平淡淡地过了十年，没想到母亲又怀上了第八胎。但这一胎不是孩子，而是“怪物”。2012年夏天发现时，怪物在母亲的子宫里已经长到婴儿头那么大了。
她不知道这一胎已经怀上了多久。多次的生育使母亲小腹上留下了一圈厚厚的赘肉，她买衣服的标准从来都是“看起来不显肚子就行”，却不知那明显凸起的小肚子有多少是那怪物的作用。
那一天母亲照常躺在床上午休，当她的手放在小腹上的时候，觉得肚子里面有鼓起来的硬物，按下去不像往常一样是软软。她带着怀疑和恐慌，摸了又摸，肚子里可能真的长了一个球。
“孟，你摸摸我肚子里是不是长了一个大疙瘩?”母亲对三婶说。
租住的小院二楼住了三叔一家，三婶跟母亲一样在生育上也吃了不少苦。她在生了两个女儿、流掉两胎后，终于在第五胎生下了他们家的小儿子。那天中午两个同病相怜的家庭的两个同病相怜的女人反复摸了摸彼此的肚子。“嫂子，你的摸起来不一样，赶紧去医院检查检查吧。”
在县医院母亲最终被确诊患了良性子宫瘤，医生说应尽快动手术，第二天就给母亲做了手术。
母亲被推进手术室的那天中午，我们一大家都守候在手术室外。婶婶和奶奶的眼睛始终是红的。
肿瘤取出来之后，家长们被要求进去看一下，“是一个白里透红的大肉球，有小孩儿头那么大，结了藤蔓似的下面还带着一堆小的。”这一次医生切除了母亲的子宫，除掉了这罪恶的源头。
此前母亲只知道子宫可以怀孩子，不知道还可以怀子宫瘤，不知道每一次生育和流产都会在子宫里留下遗害。这是子宫在母亲结束最后一次生育，时隔十年后发起的反击，我们被重重的击伤了。在不知道是良性肿瘤之前，我们这帮孩子们做了最可怖的想象。
医生说这么大的肿瘤在母亲的子宫里至少长了三五年。这三五年里她每天去店里忙活，又回家做饭;这三五年里她带着这个肿瘤今天参加大闺女的高考家长动员大会，明天给即将升高中的三闺女回安徽老家开一份户籍证明，后天又陪闺女们逛街买一双鞋。她的三朵金花，个个一米六八长得比她还高，中考高考一年挨着一年，这一点儿也不像当初想的“姑娘大了找个人嫁了”那么简单。
手术后母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家里几个寄居在河南的女人都来看她了：奶奶、大姑、三婶、四婶。
“我要是走了，这一窝子孩子该咋办?”
最懂她的这几个女人无不落泪，“你只管养病，现在都好了，什么都过去了。”
在生育这条路上，母亲不是唯一的勇士，这里的每个女人都在产房里走过四五遭，为那些或生或流的胎儿。
而这一次，母亲彻底与她的子宫告别了，也为她的生育史划上了最后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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