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在近期珠三角此起彼伏的产业行动中，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维权主体。他们十分明确地要求实现集体团结权和谈判权，并以自身的行动，推动了工会和劳工NGO的转变：围绕劳工问题形成的跨阶层团结网络也在逐步形成。唯有承认、尊重并积极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的这一组织化趋势，才能真正维护劳工权益。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迅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大批农业人口离开农业和农村，流入东部新兴工业地带和大中型城市，转而以务工为业。由此导致的大规模农村劳动力流动持续了将近三十年之久，流动农民工数量之巨大世所瞩目。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6894万人。
然而，在现行的“农民工生产体制”之下，农民工只能作为世界工厂的廉价劳动力要素而存在，难以在城市和企业中寻求稳定、长远的发展。无论是在学术语言、新闻报导，还是在普通民众的日常话语中，“农民工”、“外出打工者”、“外来工”、“流动人口”、“打工仔”、“打工妹”这类称谓，也总是与他们在城市社会各企业间高度流动、在城乡之间不断往返迁移的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课题组前期的相关研究发现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就业的“短工化”趋势，是农民工高流动性的一个最新表现，主要表现为他们的流动性随着其入职年份和出生年份的后移而逐渐提高。企业则通过各种制度和举措，如临时性的宿舍居住安排、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分离农民工原有的社会关系等，有意将他们的工作生活置于不稳定的境地，限制他们的社会交往和集体团结，由此造就了他们的“原子化状态”。代工帝国“富士康”层出不穷的抗议行动，如跳楼、罢工、骚乱，都反映了农民工在原子化生存状态下，世界工厂劳资关系的深层危机。
不过，“农民工生产体制”不可能根本泯灭农民工寻求社会交往和集体归属感的需求，在城市社会中面临的制度性排斥反而可能强化了农民工内部的“抱团倾向”，即利用各种非正式扭结团结起来。自农民工进城伊始，在行业、企业中的“老乡聚集”现象就非常普遍，有时，农民工还在特定的城中村形成地缘群体社区。相关的地缘网络和社区，是农民工寻求人脉资源、情感支持、社会生活、地方文化认同甚至公共服务的重要渠道。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近年来，农民工群体开始越来越多地向政府和企业要求制度化的组织资源。在集体抗议行动中组建民主工会的诉求屡见不鲜;在企业工会的日常运作中，也可以看到部分农民工在推动工会民主选举和集体谈判方面的努力。一些地方工会、企业工会及其领袖也开始从被动到主动，回应农民工的行动和诉求，逐步推出工会民主化的相关举措。此外，劳工NGO与农民工群体的互动同样引人注目，近年来，劳工NGO的工作范围不再仅限于个体法律维权和社区服务，而是开始致力于推动农民工合理有效地开展集体维权活动，与此同时，农民工群体在争取权益的过程中也越来越多地主动寻求NGO的帮助。劳工NGO的相关活动对提升工人组织能力、构建群体内部互助网络、培育集体团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农民工还力求从城市其他非正式团体中寻求支持，比如，在有些地区，教会组织为部分农民工提供了一定的精神支持，而帮派团伙则为一些农民工提供了另类的非正式就业途径和流动渠道。
总体而言，相比以往，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组织化趋势开始呈现出如下重要转向：
1、农民工组织化诉求日益增强。争取企业工会民主选举和独立运作，越来越成为部分农民工集体行动的一个主要诉求。
2、农民工组织化的渠道正在发生转变。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从先赋性的乡缘、亲属关系中获得支持，自致性的业缘网络逐渐在部分农民工的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他们也不再仅仅诉诸非正式组织渠道获取资源，而是开始尝试向劳工NGO寻求帮助，或者要求组建民主工会。
3、农民工诉求的转变和集体抗议行动的增加，也推动了企业工会和劳工NGO等正式组织的转变。部分企业工会开始试行民主选举，并且代表工人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一些劳工NGO根据劳工群体特质的变化，也开始主动调整工作定位，将工作重心由原先的工伤维权、社区服务转变到推动农民工集体维权、培育农民工团结意识方面来。这些都是此种转变的鲜明标志。
4、农民工中的积极分子、劳工NGO、律师、学者、高校学生等社会力量之间正在初步形成跨阶级的团结网络。在地方政府与企业广泛形成利益联盟、农民工缺乏制度性组织渠道的背景下，劳资关系严重失衡，农民工即便经过长期的集体抗议，也很可能难以争取到应有的权益。有鉴于此，劳工NGO、律师、学者、高校学生等同情劳工的社会力量，以不断发生的劳工集体维权事件为契机，与农民工一道，逐渐形成跨阶级的团结网络，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内推进劳工维权抗争。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很多劳工集体维权行动中，由于体制对农民工代表的吸纳和保护严重不足，来自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恐吓、监视、刁难甚至抓捕时有发生，因此这些行动不断沉淀出一批具有维权经验和阶级意识的农民工积极分子，并逐渐成为以后劳工团结行动的重要力量。
当然，上述变化并不能掩盖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化问题上的弱点与不足。从地域范围看，企业工会和劳工NGO的转变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内地城市虽然也开始不断地出现农民工集体抗议事件，但在劳工的正式组织渠道发展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从人数规模上看，企业工会和劳工NGO的覆盖范围也非常有限。特别是从农民工的组织化意识来看，很多农民工对企业工会和劳工NGO仍然抱持实用性、工具性的态度。在许多集体维权案例中，农民工对争取眼前利益更感兴趣，但是对长远的组织建设却缺乏热情。最为重要的是，农民工的组织化趋势面临的制度环境仍然没有太大变化，权力机构仍试图将基层工会和劳工NGO纳入其严密管控之下。
农民工的各种组织化渠道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劳工NGO与工会之间、正式组织渠道与非正式组织力量之间存在着相互替代、相互转换甚至相互竞争的关系。在很多地方，工会在维护农民工权益方面的不作为，提供了劳工NGO介入农民工集体行动，参加集体谈判的机缘和可能。而劳工NGO的上述行动也使得官方工会开始感受到压力，并开始自上而下推动工会民主选举。同样，当农民工正式的诉求表达渠道缺失时，他们当然会借助工厂内外的非正式关系网络进行非正式抵抗或组织集体抗议。而农民工借助非正式组织资源发动的抗议行动，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企业工会等正式组织的转变，并为跨阶级行动网络的形成提供契机。如果不赋予农民工制度化的组织渠道，如果其通过温和、有序的抗议行动难以维护自身权益，那么农民工很可能通过另类的抱团方式获取自己的生存资源，或者表达自己的不满。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