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观澜厂区位于深圳龙华新区的东北部，从深圳长途客车站上车，大概要在高速公路上咣当三四个小时才行。
自上车的那一刻起，一种微妙的气氛就已经扑面而来了。司机一路都在接电话，他对电话另一端的各种人们抱怨着自己老板破产跑路的事儿，又再三保证自己真的不知道老板在哪儿。乘客们捧着手机低头看着，空饮料瓶在座椅下相互碰撞，偶尔会把睡着的人惊醒。长途大巴每站都停，每次都吞吐不多的几个人，到最后一站观澜的时候，车里剩下的人太少，司机就把灯全都关了。
地陪小高在观澜汽车站等我，接下来的几天里她一直陪着我在观澜地区走来走去;这位娇小可爱的年轻姑娘是当地学校的老师，她温和而坚决地告诉我观澜有三种人，“本地人，外地人，还有在富士康打工的人”。
这就是观澜教给我的第一课。
做游戏作者十余年，我采访过许多玩家。这其中有些是游戏业内人士，有些靠游戏发了财，也有些因为游戏而生活困顿。游戏是一种没有门槛的娱乐方式，所有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它把人们与日常生活隔离开来。因此，玩游戏的成年人经常带着几分对“现实”和“世故”的抵触，他们保有一点点孩子气，藏着一丝丝幻想，攥住没用的梦想不放。
但是，有一种玩家我却一直没能接触到。他们是会去点击“屠龙宝刀点击就送” 的人，他们是会为烂俗IP和“老公不在家”买单的人，他们是坚决不付费的那大多数，他们是每个游戏中默默无语却又最为坚持的人。他们的时间看的无比廉价，他们是支撑起游戏社会高楼广厦的普通玩家。这个人群一直远离游戏媒体的视野之外，让我们说的直白一点吧——保有“阅读”习惯的、会去浏览媒体的各位读者，与他们之间就已经有着天然的鸿沟。
为了面对面接触到这些平时远离游戏媒体视野的玩家们，在新浪游戏频道的支持下，我决定赶赴富士康观澜厂区进行一组针对一线流水线员工的群访。采访对象年龄在18-25岁不等，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采访内容则是他们对游戏和娱乐的看法。
通过一位在当地做过手机生意的联系人，我拿到了超过一百位富士康工人的电话号码。因为摸不准他们上班的时间，我选择了先发短信联系。上百条短信按的手指生疼，但等了一天，却连一条回复都没收到。我不死心地又发了一遍，这次口气更客气、文字更精炼、感情更真挚——还是完全没有回音。当时距离采访日期只有不到一周了，我心里相当没底。我担心这是因为观澜的年轻人们不喜欢接受采访，担心他们已经被自杀风波闹得、对记者和媒体都充满了不信任。
还好，这些都只是过虑。真正到达观澜地区之后，我通过各种手段联系上了许多受访人，和他们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在面对面的交谈中，这些年轻人乐意谈自己的故事，也乐意向我炫耀他们的游戏账号， 他们的故事饱满地几乎溢出纸面。采访结束时，我偶然问起其中一位受访人有没有收到过短信、为什么不回复;二十三岁的他这样回答：
“只要是’您好’开头的短信我肯定觉得是诈骗，要不谁会跟我说’您’啊?”
观澜街道地区总面积约为34.6平方公里，居住在这里的人口接近百万，而其中拥有户籍的“本地人”只有2.46万人左右。随着富士康厂区拔地而起，数以十万计的工人涌入这里，他们带来的巨大商机又吸引了大量来做生意的外地人。当年富士康接下苹果手机的单子、生意做的风生水起时，这里的工人“多的像蚂蚁一样”，生意好做的不得了。超市、网吧、宿舍，只要是跟富士康和富士康的工人们有关的事儿，就都能赚到钱。小高的母亲还记得当时一个公用电话就是一摊生意，“排着队打长途，一个电话可以每月赚好几千，养活一家人都没问题”。
本地人则尽享土地带来的财富，他们见缝插针地到处盖楼，鸽子笼一般的廉价公寓鳞次栉比，每家都贴着大大的字：“提供网络“。在生意最好做的时候，一间五平米左右的单人公寓叫价三百多，但那些多少想要保有一点隐私的工人们还是会抢着搬进来。更有生意头脑的本地人们把廉价租客赶走，在私搭乱建、看起来有点危险的楼里架上直通电梯，然后把单间合并成说得过去的小两居室，一套二十来万;这种房子也曾在生意顺遂的外地人和富士康中层员工中风靡一时，成了某种身份的象征。
好挣钱的日子持续了大概不到十年，然后生活就开始越来越紧。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开始来这里讨生活，超市对面又开了超市，网吧隔壁也有了网吧;大家做的都是差不多的买卖，就只好互相压价格。更让人沮丧的是富士康人口的连年缩减，这种收缩始于2010年的连续跳楼事件。当时的惨剧把富士康深圳厂区推上了媒体的风口浪尖，为了安抚民心，也为了平定外界的质疑，富士康将普工(指不需专业技术的普通工人)工资从900元调至了1200元，通过时间考核之后更可达到2000元。这些举措在短期内确实显著改善了工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让小高他们这些靠富士康吃饭的人们尝到了甜头;但一个工人涨几百块，一百万个工人就是一亿，如此巨大的人力成本增幅叫富士康颇为头疼;工资一旦涨了就难以下调，为了规避成本，富士康很快就开始向其他工资标准更低的城市迁移。按照当地人估计，现在厂区里的员工大概只有IPHONE4时期的一半左右——在富士康周边地区，苹果产品的更新换代经常会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纪年法，因为这种更替往往会引致一大批员工流动。观澜地区的生意明显不好做了，现在一个“单人间”最低只需要100多块钱，即使这样，往往还都住不满人。
在这片衰退的浪潮之中，观澜地区依旧聚集着超过二十万富士康员工，他们中大多数都是没有任何专业技能的普工。一般普工入职不需要任何教育背景，“不是傻子就行”，工作内容就是流水线装配作业。表现较好的普工会被晋升为“传技人”，负责指导其他人工作。传技人再次升迁就是流水线线长，这基本上是普工所能达到的最高职业成就。一个没有接受过大专或以上学历的普工几乎不可能转为“师级”干部，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双手、磨损自己的脊椎、消耗自己的劳动力。他们要在这片剧烈变化着的土地上活下去，而如果可能的话，还想活得尽可能好一点。
在我上门拜访时，小高全家都正待在自家的杂货铺里。 这间铺子也是专门服务于富士康员工的，它跟厂区大门只隔着几座私搭乱建的廉价宿舍楼。铺子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食品，还有被子雨伞之类的生活用品，有不少都落满了灰尘。铺子一角摆着高迪的电脑桌，他蹲在椅子上，不时动作敏捷地换个姿势;而他的两个儿子一直在杂货铺的瓷砖地板上爬着玩耍，从不脱离风扇的扫吹范围。
高迪，也就是地陪小高的弟弟，是我在观澜见过的第一个游戏玩家。他不到25岁，瘦削的脸孔乍一看有点像港台男星。在他前胸有一条歪歪斜斜的、像是钢笔画出来的盘龙纹身，因为这龙，所以他没法去富士康打工。富士康招工标准相当宽松，“从18到80，什么人都行”，但却偏偏拒绝录用有纹身的人。小高觉得这大概是因为有纹身的人“爱打架，爱混社会”，这对人口密集度极高的富士康来说，大概增加了管理成本。讽刺的是，因为“可能会闹事”而被拒绝的高迪，现在却负责在街上“管治安”。他一个月工资不比本地最低收入高多少，工作职责类似于城管和辅警的混合体，要抓小偷，还要驱赶随地摆摊的小贩。
除了每天巡逻八到十个小时之外，高迪把大半的休息时间都花在了《传奇》私服上。 在他的家人看来，结婚之后还“耍游戏”是种不成熟的表现，平时少不了要被唠叨。 但这是高迪所能找到的最省钱的娱乐方式，“出去玩”动辄就要两三百，私服则最多只花电费网费而已。他日复一日地玩着游戏并不是因为它多有趣，而是单纯的“不知道还能干嘛”。 私服的生命周期一般都不太长，会花钱的那批大R走了，服务器倒闭了，高迪就再找一个继续玩。“一刀满级、爆装副本、回购元宝”——反正哪里都差不多。
高迪身边大多数人都在玩《英雄联盟》，但他懒得去学，而且“外国游戏看起来奇怪”——对于高迪来说，从初中就玩起的《传奇》好像是陈天桥的个人作品，他甚至没意识到这原本是款韩国游戏。这么多年下来，他对自己在传奇中的PK实力颇为自信，但这游戏不充钱当然是玩不好的。作为免费玩家，对他来说最有效率的游戏方式就是等着氪金的老板们上线，然后蹭着刷装备。采访时高迪正跟在一个氪金玩家的爆装团里，语音里说话的“老板”听起来有三四十岁了，他兴致勃勃地向为了爆装备而聚起来的这一小群人传授人生道理，“不要等着别人欺负你，你要欺负别人”、“你眼瞎了?你引怪干嘛?”、“那个叫高什么的，你不服从团队!”……
机箱上摆着的塑料小闹钟缓缓地转着，还有二十分钟高迪就要去上班了。他无精打采地点上了一支烟，又有人开怪了。
龙舞今年26岁，在富士康普工中已经算是年纪大的了。采访中他反复提到自己“老了”——说这话的时候，他会偷偷地、迅速地瞥我一眼，似乎是希望从我脸上看到些许反对。他的QQ头像是18岁时的自己，照片像素很低，鲜艳的亮红色上衣衬得脸色发黑，背景上还有“兄弟一辈子”几个大字。
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龙舞刚刚从高中辍学。从17岁到现在，龙舞已经离家打工了8年多。毫无职业技能的他做的一直是普工，而这类工厂的招工年龄范畴是最低18岁，最高不封顶。龙舞还记得自己刚“进社会”时特别好找工作，一个厂子接着一个厂子，每跳一次工都能多几百块钱工资。可到了2013年底，他突然觉得自己的薪水停滞不动了。“拿到手里的钱好像是多了一点点，但是周围的花销多了好多好多”。这也是许多普工都面临的职业困境，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工作经验和技能却无法得到有效提升;体力肯定会逐渐衰退，二十四五岁时的收入就或许是他们人生中的最高值。
游戏是龙舞自初中开始就坚持的娱乐，主要是因为这种娱乐方式最便宜，而且“到啥地方都能继续玩”。他选择游戏的标准很简单：首先要免费，其次是“操作难度高一点”，因为只有这样免费玩家才能“靠技术活下去”。采访中他列举了一长串腾讯游戏的名字，而最后的落点，则是《英雄联盟》。采访时龙舞正在黑网吧里玩《英雄联盟》排位赛，这个网吧是富士康厂区周边成百上千个网吧中最普通的一个，百十台机器，清一色的年轻男性，屏幕上闪动着《英雄联盟》、《地下城与勇士》，还有《穿越火线》——几乎全是腾讯的游戏。龙舞在游戏里是一般意义上的“高手”，他正在玩的小号已经打到了白金组，上钻石“是迟早的事儿”。而等到这个小号上到钻石之后，他就会再找一个新开的服务器，再去开一个新的小号。龙舞从不在一个服务器待得太久，因为一旦他的成绩到达了某个峰值，排到的人就变厉害了，他就得遵守别人的规矩;“一看要排五楼我就不玩了”——游戏之外他已经有太多规矩要守，至少在游戏里边儿，龙舞打定主意谁的话都不听。
作为高手，他曾在《英雄联盟》做过几天代练，收入太低，不久就放弃了。游戏代练是个竞争严苛的买方市场，龙舞说其他那些“能挣到钱的代练”都是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反应速度快，不用上班，天天“不是打游戏就是看视频学”。他关注LPL联赛，能够说出其中几位队员是“网吧选手”出身的，但当我问起他有没有想过打职业的时候，龙舞不住地摇头。“老了”，他说，“打工，打游戏，都老了”。
现在龙舞每个月的工资在三千块钱左右，基本工资两千出头，其他收入全靠加班费。富士康工作日加班有1.5倍时薪的加班费，节假日则是两到三倍。谈起过去疯狂加班、每天工作超过十小时、每周工作七天的日子，龙舞的语气中全是怀念。在外界看来的“盘剥”与“压榨”，对他来说则是挣钱的大好机会。他抱怨现在加班机会变少了，闲坐在网吧玩LOL的每一分钟本来都可以换算成加班费。在富士康普工中，加班时间是某种资源，每个月加班到80小时需要专门打申请，“不是人人都让加的”。
对龙舞来说，富士康的工作不累，只是单纯的无聊。他比划着为我形容工作时的情境，“就这里动一下那里动一下……就像有的游戏一样，让你干这干那的”。他把工作形容成反反复复的无聊任务，只要麻痹自己说“这是在玩游戏”，一天八到十个小时就也没那么难熬了。他最期待的就是加工资，但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加工资——“最好只有我涨钱，不然大家都涨物价就也涨，有啥意义”。他现在每个月花掉大概一半的工资，其他钱全部存起来，“留着找老婆用”;但找个老婆到底要多少钱呢?龙舞说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怎么也要……”他双手摊开，无意义地比划了一会儿，“反正我的钱肯定不够”。他留出来的生活费里面囊括了吃饭、住宿、社交、抽烟、娱乐、还有逢年过节回家看看的旅费。提到娱乐，他说自己去过一两次海边，没下水，就在岸上看了看——“有个女的穿了比基尼”。
问到对未来的打算时，龙舞显得有些退缩。他问我什么叫未来的打算，我说这就是指他有什么想做的事情、亦或是有什么梦想。龙舞舔着嘴唇笑了好几次，他说琢磨这种事情“有点疯”，而当我坚持要求他琢磨一下的时候，他盯着屏幕上的《英雄联盟》战绩沉默了，手指不断敲着肮脏的桌面。周围的环境吵杂不堪，不说话也不出声的我们显得有些异样。在龙舞琢磨“未来”的时候，网吧有人正在大杀特杀，First Blood!Double Kill!Triple Kill!……
“种几亩田活到老，不就是这样。”他口气发狠，像是在对自己说话，“有什么想做的……想做又有什么用?”
1996年出生的小睢是本次采访中最年轻的受访人，这位大男孩留着几乎完全遮住眼睛的发型，皮肤非常白，几根胡茬点缀在孩子气的脸庞上，看起来和网吧周遭的环境有点不相称。接受采访时他正跟工友们一起玩CF;年长些的工友们嬉笑着把他推到了受访人的位置，他紧张地要命，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放在屏幕前的营养快线。
中专学数控的小睢是跟着校招来到观澜的，一直到确定进厂之前，他都没对父母说这事儿。小睢的父母对他来富士康这件事相当不满，他们指望着儿子继续读书，早晚读个什么学历出来，要么就跟着家里人做小生意。但小睢觉得读书有点读腻了，想看看工作是怎么回事儿，“结果也就是这么回事儿”。他每天上晚班，从晚上八点干到凌晨两点，工作内容跟数控“基本完全没关系”。这样的工作对十几岁的他来说只是无聊，“反正打游戏也通宵，这个通宵还有工资”。不工作时小睢会打游戏、聊天、逛街;虽说他也着重强调了去海边这项消遣，但显然，打游戏排在第一位。
大家玩什么，小睢就玩什么。CF也好，LOL也好，其实这些强联网的大型游戏小睢都不怎么喜欢，要是他独自一人，那他愿意玩会自己的DNF号。自从出来打工，小睢就不喜欢一个人玩手机了，“太寂寞”。所有接受采访的富士康员工的手机里都装有至少一款游戏，但员工级别越高、收入越高，玩手机游戏的时间也就越长;对流水线上的普工们来说，大型游戏是他们仅有的社交手段之一，他们玩游戏经常并不是因为“好玩”，而是因为“大家都在玩”。
在富士康，小睢体会到了“成年人”的自由。除了上班时间之外没人管他，无论是玩游戏还是彻夜聊天——只要身体撑得住，只要工资够花，那么他做什么好像都没问题。他在观澜学会了许多新事物，比如抽烟，比如打CF，比如信用卡。观澜地区遍地都是针对这些年轻员工的信用卡业务点，随便支个桌子，摆点简陋的奖品，业绩就可以相当可观。小睢办完卡以后就“随手丢到哪里去了”，他并不完全明白这背后的种种规则，显然也懒得去弄明白。“信用卡套现”的小广告在观澜随处可见，这次采访中接触到的受访人全部都有信用卡，而且全都认定信用卡套现是“难免的”，只是“操作别过分”就可以。以观澜地区的IP打开百度，搜索率最高的几个相关问题是“信用卡套现手续费”，“哪里招普工”，以及“怎么快速弄到五千块钱”。
小睢喜欢新鲜的、有趣的、刺激的事儿，他喜欢看科幻电影，虽然“有些看不懂，一大堆外国名字还有各种设定什么的，需要记住的东西太多了”;他也喜欢听忧伤的歌，“稍微伤感一点，太伤感也没意思”。他鄙视网络上常见的游戏营销手段，高迪喜欢玩的那种私服在他看来“太二了”，玩游戏干嘛要送金币呢，屠龙刀到底有什么好的?——小睢全心全意地信赖着腾讯，他从小就玩腾讯出品的游戏，看腾讯网页，用腾讯QQ，就连偶尔在网上买东西，用的也是腾讯的财付通。谈话时QQ跳出了新闻窗口，小睢迅速把鼠标移过去看了看，这大概是他接触新闻的唯一途径。
对于富士康，小睢最大的感想是“大家都差不多”。他完全没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但似乎也没什么开心的事儿，这样的日子被他谨慎地总结为“比较幸福”。他觉得自己已经从厂区里学到了一点东西，“主要是关于怎么做人的”。等他学到更多东西以后——或是自由够了以后——小睢就打算辞职回家了，富士康对他来说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站而已，“不想老给人打工”。
再以后呢，两个月、三个月、乃至一年之后呢?小睢说他从没想过那么远的事情，“我爸爸妈妈也不知道那么远的事儿”。他一边偏头思考，一边慢慢地提出了一些模糊的想法，“回去找个人结婚，然后跟着我妈开店，去别的地方进进货……不行还可以回富士康打工嘛，这工作不累，也没什么不好的”。
这位大男孩坚信自己可以随时回来，他相信这门会一直、一直地冲他开着;他无法想象自己会变老，我们年轻时也曾这样。
往来富士康厂区附近的人口流量极大、生意的兴盛和倒闭往往是几周之内的事儿。小高指着富士康厂区南门附近的一家看起来生意兴隆的铺面告诉我，过去半年间这家换过不下四任主人。这里似乎无法容纳任何需要“长期努力”的事业，人们对“成功”的耐心最多只能等一个月; “从这次发工资到下次发工资，就是一个周期，什么事情的周期都是一个月”。
每个月富士康发工资的时候，一股携带着财富的潮水就会从厂区流进观澜的每个角落，那感觉就像是一年一度的、古埃及人民期盼的尼罗河泛滥一样。钱从郭台铭和他的董事会那里流进了所有人的口袋，滋润了所有人的生活。
在娱乐方面，观澜的年轻人们只有几件事可谈：要么KTV，要么玩牌，要么打游戏，要么就“去海边转转”。所有受访人先提起的一定是海边;但他们随后也都承认自己总共没去过几次海滩，去了也并不下水，只是坐在沙子上呼吸一会儿带腥味的空气。厂区外到处都是麻将馆和棋牌室，两张桌子就能支起一摊生意;月初时二三十岁的老板娘会坐在门外边打装着毛衣边警惕地观望街上的动向，年幼的孩子爬在妈妈脚边。到了月末，工人们的烟越抽越便宜，网吧消费者开始5块钱5块钱的充值。而麻将馆的老板娘依旧坐在门口，只是现在她真的在织毛衣。
食的方面情况也不大乐观。观澜周边热闹的食品街上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异味，像是地沟油，让人胸口发闷。硕大的老鼠从下水道里探出头来，它们与这条街道似乎更有默契。采访快结束时，我想请小高吃顿好的表示答谢;而小高的母亲严令禁止她在外面吃饭，“太脏了”，所以她对吃什么毫无概念，也不大理解我为什么要出去找饭馆。后来我们俩站在饮食街的正中央等着小高打电话问自己那混过社会的弟弟“哪里有好吃的”，打完电话之后，她颇不好意思地冲我笑了笑：“他说……这里哪有什么好吃的哦”。 不光是“外地人”，观澜的本地人也甚少在自己的街道上用餐，这里密密麻麻的餐饮店全部服务于富士康及周边工厂的一般工人;相应的，厨房用品和高档厨具倒是有相当好的销量。富士康经常与地方政府合作招募员工，观澜地区的工人主要来自河南和湖北，周遭大排档供应的食品也以就这两地风味为主。观澜本地的客家人原本是嗜吃狗肉的，但现在稍微地道点的狗肉馆子都在驱车二十分钟以外的地方，能在这里活下来的就只有三十块钱封顶的廉价饭馆。最后我们找到了一家做毛氏红烧肉的饭店，这在当地算是比较高档了，有两个没精打采的旗袍姑娘在门口迎客。饭菜的味道非常一般，装招牌红烧肉的坛子磕破了好几个角;电视音量开的极大，年轻到有些可疑的小服务员们凑在一起看电视，一块钱一包的纸巾上则印着富士康厂区内线的送餐电话。
日常消费方面，观澜大街上最多的三样东西就是培训班、美容院，还有密集到不正常的大量手机店。这些店一般都会自称苹果专门店，最次的也会自称是OPPO地区独代。小高有一台从香港买来的MacBook，她曾经试图把这台电脑拿到观澜的“苹果专卖店”里去请人帮忙安装双系统，但店员尴尬地告诉她自己不会。后来小高上网查到，整个深圳只有一家真正的苹果专卖店。根据一位手机店店主提供的数据，观澜地区年轻人最为青睐的是1500-2000档次的智能机，而许多年轻女性青睐外形漂亮的女性向手机，比如朵唯。对这些消费者来说，手机或许是出门在外最大的一宗消费，也是最简单直接的富裕标志。2014年，随着新一代IPHONE5S的推出，IPHONE4S降到了1500-2000的区间之内，这款非常“苹果”的手机迅速在富士康员工当中流行开来——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用到自己亲手制作的产品。
小磊和龙舞同岁，他戴副眼镜，穿白衬衫，看起来温文尔雅，工作是坐办公室搞设计。小磊拥有本科学历，在富士康，所有大学或大专毕业生入职之后就是“师级员工”，也就是管理者候选人。工作两年以上的师级员工一般会晋升为师3级左右，再往上到了师6级，差不多就触及到了富士康大陆员工的天花板。而台湾员工则基本是从师6级开始晋升之路，称得上“高管”的大概是师9级。
小磊结婚前曾经在《梦幻西游》里花掉过许多时间，是个地道的沉迷玩家，而现在他唯一的游戏时间就是每天捧着手机玩一会《天天酷跑》。采访中小磊反复强调“玩游戏就是浪费时间”，但他一时说不出自己为什么不删掉“其实也没什么意思”的天天酷跑。他后悔自己在《梦幻西游》耽误了那么多功夫，但短短两小时的采访中，小磊回忆了好几次游戏的事儿;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那段时光虽然一点用都没有，但非常好玩。这些有意思的时光属于单身时期，小磊默认结婚是长大成人的标志，而成年人的硬性标准则是“不能再玩游戏了”。
在小磊和他的大学同学们看来，富士康是座大学，“一般人也就待两年，对这个行业入门也就走了”。富士康赖以自豪的流水线系统在国内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小磊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维护流水线设备。全自动化的无人流水线正在逐步取代人工劳动，去年时富士康只有8条这样的流水线，但今年就有数十条即将投入使用。自动化程度越高，对工人技能的需求也就越低。富士康的大部分普工只需要培训两到三天就可以上岗。他们的工作是处理一些机械暂时还无法完成的精密操作，比如耳机薄膜的贴合。而他们赚来的剩余价值就被投入到了与自己争夺工资的无人生产线的研发之中。
接受采访时小磊正在考虑跳槽的事，富士康的工作经历在制造行业内相当值钱，他的许多同事都轻松跳到了工资两倍乃至三倍的地方去。但这种越跳越好的情况只出现于“师级”员工身上，对于流水线普工来说，他们的情况或许正好相反。富士康的大部分机械设备都是“非标准件”，换句话说，操作这些设备的经验在富士康之外毫无价值。因此无论普工们做多久、多熟练，他们的职业资历依旧没有丝毫增长。一个普工想到富士康来学点技术是几乎不可能的，小睢说他学到了“电焊技术”，这位年轻人每天要处理上千台手机上的某一个特定焊点，这件事他做了几十万次，可他依旧拿哪怕就在隔壁的那个焊点毫无办法。作为师级员工，小磊对普工的生活几乎毫无所知，他最多只接触过由工人担任的“生产线长”。线长是所有普工中压力最大的，一边要对整条流水线的效率负责，另一方面又要“镇住”线上的几十位工人。“工资只多一点点，又不可能往上走，压力还大那么多”，小磊评价着，“有时候我都不理解他们干嘛要争这个做”。
普工换班的时候到了，从我们所在的麦当劳里可以清晰地看到人潮汹涌而出，淹没了单薄的过街天桥。师级干部小磊啜饮一口饮料，又聊起了《梦幻西游》打国战的事儿。
小梦是湖北人，九零后。作为大专生，小梦入职之后就是师三级，工作内容主要是坐在办公室里画图纸。他的游戏经历跟一般二三线城市的九零后年轻人差不多，初中跟同学打CS，高中跟同学们一起打CF，上了大学又跟同学一起打《英雄联盟》。他还玩过几天《剑三》，这也是他唯一的一次游戏消费，“那游戏不花钱不让玩”。现在小梦每周会跟同事玩几局英雄联盟，但这种游戏活动更多地类似于社交，他其实不大喜欢这款游戏，因为他“不想跟着游戏里的套路走”。辅助就不能碰兵，上单就一定要肉，雷霆咆哮就不能玩中单——“一开始都好玩，就跟剑三我喜欢升级一样;可一旦到了满级，要干的事情选择就非常少，就没意思了”。在受访人中，像他这样对《英雄联盟》既不满又经常玩的玩家并不少见，他们都觉得《英雄联盟》太复杂，规矩太多，但他们又害怕被周围的人们丢下。
相比和同事们一起联机，小梦更喜欢一个人玩单机游戏，他也是本次采访中唯一一个玩过单机游戏的玩家。他经常在豌豆荚这类渠道APP中寻找好玩的单机手游，下载完游戏之后他就会马上卸载渠道软件，“省的它老给我推送”。他印象中最好玩的游戏是《机械迷城》和《纪念碑谷》，这两个游戏他通关之后并没删除，而是任由它们占用着手机内存。小梦说他知道这些游戏“本来都是要卖钱的”，他也觉得用盗版不大好意思，但在他身边的环境里花钱买游戏实在太另类了，“别人会觉得你怪”。
小梦还是我遇到的所有富士康师级(或以上)员工中唯一一个与一线普工保持着交流的人，他说这可能是因为自己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大好，比起高高在上的台干来，普工还叫他觉得更亲切一些。他跟这些普工聊过天，试图追求过普工姑娘，还尝试过与他们保持比较长久的友谊。刚刚到富士康工作时，他曾经为普工们的静电工服而有些吃惊;那些工服上装着不用钥匙就卸不下来的长长锁链，像是把工人们“锁在地上“，而线长和干部的静电环则是自由穿脱的。当然，他事后也觉得这样做是对的，富士康厂区对面有许多挂着“回收静电设备”广告的小商店，如果静电环不上锁，很可能不出几天就全都“流通”出去了。
小梦是个有点纠结的年轻人，他似乎游走在“普工”与“师级干部”之间，家庭背景与普工相近，受教育背景却属于干部那一层。普工年纪大一点就会攒钱娶媳妇，而师级员工大多月光，而小梦下意识地存着钱，却又觉得自己这样“过的没意思”。 他说富士康最大的问题是“总希望你固定下来”，可他又觉得“自己总飘着不好，想赶紧稳定”。他批评普工们做事情只想今天，今朝有酒今朝醉，可他也承认想明天“好像确实没什么用”。接受采访也让他觉得相当纠结，一方面他想聊聊对富士康的各种感想，另一方面又觉得“不想诋毁富士康人的形象”。他有很多问题想问，比如“北京有富士康吗?”——但问题出口之后，他又会马上退缩，似乎问这些无关的事情是不成熟的体现，是在犯傻。
采访结束的时候，黑黑瘦瘦、穿着条纹T恤的小梦摘下眼镜给我看，“不戴眼镜的话我看起来就是个普工吧?”——确实如此。但正是眼镜，以及导致他戴上眼镜的那些读书时光;正是这些将他与普工区分开来，流向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我：那么师级干部和普工之间是不是有阶级差异存在呢?
小梦：我觉得没有。怎么会有阶级，大家都一起工作。
我：那么你的同事会跟普工交朋友么?
小梦：很少。
我：你的同事们会跟普工说话么?
小梦：基本不会。
我：你工作的地方和他们一样吗?住的地方呢?
小梦：这个肯定完全不一样吧。
我：你觉得这样不算是阶级差异吗?
小梦：这是中国，没什么阶级不阶级吧。
我：那要你去做普工，你愿意么?
小梦：开玩笑吧?肯定不愿意啊。
我：你觉得你们和台干(台湾干部)之间有阶级差异吗?
小梦：也不能说是阶级……
我：他们会跟你们交流么?你们吃住行各方面有交集么?
小梦：有的台干也会跟我们一起聊天……
我：你们的晋升空间完全不同，对吗?
小梦：这个确实是的。
我：你还是认为没有阶级存在，对吗?
小梦：我也不知道。
小梦：这样就算阶级吗?
小梦：不算吧?
富士康厂区外遍地都是培训机构，这些培训机构大多是两三层的平房，设备简陋，但什么都敢教。但它们刻意规避“工厂里”用得到的技巧，比如焊工和电工;最普遍的课程是美发、美甲、化妆、编程、财会——这些技能正好超过现实一点点，让人觉得即伸手可及，又足以称之为努力方向。 顺便一提，在各种看起来很厉害的“培训后”职业成就里，“游戏策划”跟“化妆技术总监”并列，让人多少有些心情复杂。
每家培训学校门口都贴着密密麻麻的“优秀毕业生”头像，按照这些红底证件照头像下面的“培训成绩”来看，大部分受训者都在25岁以下，培训前的职业无一例外是“普工”。年轻女孩对于美发美容行业都有着天生的憧憬，培训学校也乐意让她们觉得“以爱好为工作最幸福”; 观澜地区出产着数量庞大的美容类速成技术人员，她们支撑起了数量同样庞大的美发店。采访时我们曾见到多家美发店下午时分拉出所有员工站在门口喊口号，而店里则空无一人。在这些店铺对面，“高价回收富士康劳保用品”的小卖部鳞次节比，老板们懒洋洋地靠在墙边盯着路人看。
采访中我没能遇到任何一位真正在这些学校培训过的普工，但人人认识个把通过培训而踏上人生巅峰的熟人。小梦认识的一位女性“传技人”就曾报名培训班学习美甲，之后不久就从富士康辞了职。培训学校把她的照片也贴了出来，“培训后”头衔是高级美甲师。这位传技人之后就跟小梦失去了联系，小梦笃定地认为她一定是去开美甲店了。有一位受访人的老乡是某家培训机构的“优秀学员”，还曾经戴着红花拍过照。这位老乡一共上了四个月的夜间班，毕业后被培训学校宣传为“IT程序员”，高调地辞了职。而等受访人再次与老乡取得联系的时候，后者换了一个富士康厂区，正在继续做普工。富士康对于曾经辞职的普工有半年的拒绝录用期，他或许是花了半年功夫尝试做个IT程序员，又或许是艰难地熬过了这段没有收入又不好意思露面的时间。
月初第一周，富士康的工资还没发，整个观澜地区都正处于现金流的枯水期。年轻男人们像电线上的麻雀一般蹲在道路两侧，对着过往的女性评头论足。跟龙舞一样，他们多数都背负着攒钱娶老婆的任务，而在任务完成之前，他们与女性的交流就只局限于冲着街上的姑娘喊“靓女”。
与积极储蓄的男性不同，女性普工们喜欢为自己投资，二三百块钱的美发服务和四五百一套的化妆品在这里颇有销路。这大概也和低技术含量市场上男女工的就业难易度相关，女孩很容易找到餐饮类、销售类和服务类的相关工作，而男性的就业范围则要窄的多，外出务工返乡率也是女性低于男性。因此对于男性来说，富士康的工作为他们提供了攒出娶老婆本的机会;而对于女性来说，这却是提升自身价值、从男性手中赢取更多彩礼的机会。
富士康官方支持男女员工之间自由恋爱，在厂区内免费领取的厂刊上甚至有征友栏目，据说不少人都在这个栏目中找到了真爱。鉴于厂区里男性员工数目远多于女性，对大部分男性普工来说，找女朋友是一个值得费心费力的大工程。而师级干部通常会选择在同级之间寻找伴侣，小磊的夫人就是来富士康以后认识的办公室同事。跨越工阶的恋爱相对少见，就算有，一般也是“师级男配普工女”;而台干和普工之间差距太大，这类浪漫故事大多数女孩“想都不敢想”。男性地位明显占优的情况下，普工女孩们自然就得多几分自保的心眼。小梦就提到他曾在餐厅里向心仪的女孩搭讪，但却惨遭拒绝，“她说师级男的找员工女的都是玩玩，没一个真心”。
来观澜之后，我将微信头像换做自拍照，然后有空就打开“附近的人”。在几天的行程中我收到了差不多近百条好友申请，全部来自男性。在解释过自己“不是要耍朋友，是要采访”之后，大部分人依旧表现出了继续谈话的欲望。但这其中至少有五成似乎不大懂什么是采访，只是一直执拗地问我住在哪儿，晚上有没有人陪。
有位叫听雨的普工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向我炫耀微信撩其他姑娘的成果。按他的说法，富士康的“厂妹”都狡猾的很，每个人都有好多微信“钓男人”，而他的目的就是要破获这些姑娘的真实身份，从而达成跟她们见面的目的。当我问及“约会会做什么”时，听雨的第一反应依旧是“去海边”，那之后他又提出了“看电影”，但他也承认观澜电影院好像没什么好看的。再后来他提出看电视，提出逛商店……直到他自己也放弃了，“约会没啥可干的”。听雨心目中的恋爱流程就是通过微信相识，一起吃个饭，确定关系，然后尽快搬到一起住，半年后带女孩回家结婚。他现在还卡在第一个步骤动弹不得，但他显然会继续拼命努力。
一旦开始恋爱，这些普工们会马上放弃游戏，这是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曾经开过网吧的杨姐说她的网吧里会玩游戏的客人全部无一例外是男性，而这些男性九成单身。一旦某人某天没按时来打LOL，那杨姐就会觉得他八成是找到对象了。她还见过有男客人因为沉迷《传奇》而丢掉了女朋友，“那女孩就来找了他两三次，每次坐一边不说话，后来我们就知道他女朋友飞了”。这些男士失恋之后又会马上重新投入游戏的怀抱之中，“以前冲的卡，还继续用呗”。与小高一样，杨姐也认为游戏是小孩子玩的东西，一旦恋爱、结婚、生子，生活中就再也没有余裕留给“个人娱乐”。小高的弟弟在结婚生子之后还玩游戏，所以在提起他的时候，小高和杨姐都禁不住想要皱皱眉。
观澜的年轻人们会充分利用QQ和微信来结识异性，我在网吧里就曾目睹一位男性很认真地点开QQ“附近的人”，逐个浏览女性头像，然后挑顺眼的一一发送好友请求。但他们对于游戏恋爱却完全不感兴趣，其中的原因很简单——游戏里的妹子们不可能跨越千山万水地跟他回老家结婚，于是，那些妹子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存在。
在富士康厂区南门附近不远，有一片小小的广场，一座简易领奖台略显突兀地矗立在广场中央。
每到晚上，这座领奖台上就会站上几位“主持人”，他们会召集附近闲逛的人们来参与“拍卖”。拍卖品的价值是逐渐提升的，一开始是塑料玩具之类东西，小高常常会五块钱买来给高迪的儿子们玩;而到后来就开始有不锈钢锅、鞋子、毛巾组——以及压轴大奖的手机或者电话卡，通常价值在千元以上。拍卖流程许多读者大概并不陌生，主持人要求有兴趣的人出价，出到某个价格后他突然喊一声“最高价”，无论这个价格到底是不是最高价……反正你得掏钱买下这样东西。这套伎俩在中国各地已经流行了许多年，拍卖最后的买家就是为前面所有便宜货买单的“羊祜”，他拿到手的“大奖”一定会叫他后悔。一般来说这种拍卖会在一个地方办上两三次也就不得不换地儿了，可观澜地区流动人口数量太多，只要隔上一小段时间就能拥有一批全新的顾客——于是主持人们甚至搭起了固定的舞台。
诸如此类的古老骗局在观澜地区长盛不衰，“重金酬谢借种生子”的告示随处可见，“高薪诚聘男公关”的广告更是每个公交站都有。在与受访人交谈的过程中，我经常会忍不住想要劝阻他们坠入一个又一个过于明显的陷阱。听雨在加了我的微信、翻看我的朋友圈之后，发现我曾经出过国，于是开始认真询问我“日本签证好不好办”。他说接到过“高价聘男优赴日打工”的电话，电话里说的头头是道，“日本AV女优多，但是男优极缺，经常一个男的要应付好几百个女的，只好向人口大国的中国求助”。这种电话一般会许诺好几万块钱的劳苦费，但事实上，对于听雨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能和数百位少女打个照面就已经足够诱人了。另一位微信认识的富士康普工则曾被骗进传销窝点，他设法脱身，但依旧相信“那套办法肯定能弄到钱，就是我去的那个点上级太黑了”。还有一位受访人颇为不好意思的承认他曾去应聘过男公关，到了现场人家要他交“建档管理费”，不交就见不到如狼似虎的富婆。而在他一咬牙交出近千元的建档费之后，对方就要他回家等消息……一直等到现在。
当人们急于挣脱自己身处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时，铤而走险就成了正常的选择。有位受访人在获知我的记者身份之后，突然很神秘地问我想不想搞个“大新闻”。他自称知道有关富士康员工偷窃手机零件的事儿，“绝对没别人知道”，“给钱就告诉你”。富士康厂区周围的所有手机店都兼做回收，据说华强北的山寨机生产商颇为依赖富士康厂区外流的零件，而观澜各地出售的那些仅售1688的IPHONE5S，据说也都是用偷出来的零件攒出来的。另一位师级干部从侧面证实了这桩大新闻，他曾目睹过流水线员工因为盗窃而被被拘捕，“趁着修设备的人来的时候把零件藏进楼顶空调里”。富士康大部分工服是没有口袋的，这也是为了防备盗窃问题。尽管如此，盗窃依旧是让富士康官方头疼不已。据报道，郑州富士康厂区上报的盗窃案件占当地检察院全年受理案件的三成以上。作案者多数都是年轻普工，厂外小广告上的电话一打就通，只要你手里有零件，就会有人开车来取。这类赃物的出售价格通常只有实际价值的几分之一乃至几十分之一，但获利依旧远高于普工的基础工资。
还有好几位受访人都遮遮掩掩地提到了一个“赌”字。在富士康厂区周遭，赌博似乎是远比游戏“正经”的娱乐方式，因为这样“钱才能生钱”，而不像打游戏那样，“全交给腾讯了”。月初时所有麻将馆里都挤满了人，赌注会随着发薪日的远去而逐步降低。地下六合彩在这里非常流行，这些庄家在店里摆一台随时转播香港博彩节目的电视，人们来这里押香港彩票，然后按照这些彩票实际的开奖情况领钱。一万块、一千块当然可以赌，庄家甚至也接受五块钱、三块钱的小额赌注，如果运气好，这些钱可以翻数十倍乃至上百倍。维系着这种赌局的是原始的信誉，能当庄家的一定是年纪比较大、有一定口碑的人，而赌徒们手里则几乎没有任何可靠的凭证。一夜暴富的人当然有，但庄家连夜举家逃跑的事儿也时有耳闻。
赌博、拍卖、盗窃，这一切都是观澜的年轻人们试图“上升”的挣扎。他们缺乏有效、正常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处境，他们要么接受自己的劳动力逐渐贬值的事实，接受和自己父辈一样逐步萎缩的未来;要么就像一无所有者一样鲁莽地反抗。“向上”走一走是很多富士康年轻人最大、唯一的梦想，他们对未来的愿景十分抽象，只有一个向上的箭头闪闪发光。
而即使是这样一个模糊的愿望，也正一天天地被生活磨褪了光泽。流水线上机械化的劳动会让人变得麻木，有位受访人曾这样总结自己在富士康的生活：“每天下班回宿舍，就感觉自己又死了一点。其他感觉，什么都没了”。
无论是小高，杨姐，小梦，还是小磊，他们对富士康员工的感觉都是“差不多”这三个字。穿着差不多的衣服，领着差不多的工资，每个月在差不多的日子没钱，又在差不多的日子有钱;而他们又都会多少提到一两个跳脱了“差不多”的怪人。
怪人的定义非常广泛，这其中有些人是真的怪，而另一些人在外界看来或许正常的不得了。杨姐提到的怪人是个不知名的普工，那时杨姐正和其他数十位当天被录用的普工排着队等待审阅。这时候队列中的一个年轻男人突然烦躁起来，他顶撞线长，大声抱怨自己在这里待不下去了，还“手舞足蹈的，特别激动”。杨姐说她无法理解这个男人的情绪，“就是排队排久一点，人多一点”，而男人也无法理解她和其他工友的情绪，“他说你们怎么待得下去，这里都是封闭着的，窗户都没有”。后来男人走了，杨姐则顺利进入方盒子一般的车间工作。她把这件事总结为“要是他运气好一点到一楼车间工作就不会出事了，一楼有窗户”。
小梦提到过一位叫他印象深刻的普工。当时他正跟其他师级干部一起参加自行车越野活动，这位普工不但参加了，而且还拥有一辆准专业级赛车。小梦估摸着那辆车至少要顶普工大半个月收入，这还不算车上的各种高价配件。他觉得那漂亮的车子和黝黑的普工有种说不出的不搭配，这大概是因为越野骑行是一种彻底的娱乐活动，不像IPHONE，至少还是个生活必需品。在采访后期我曾问过几位富士康员工有关越野自行车的事，他们都完全不理解，“又累又花钱，骑那东西干嘛?”
除此之外， 小梦还提到了一位真正的“怪人”，那是位喜欢跳舞的普工。小梦用“疯狂”来形容这位舞者，他每天会带着耳机来上班，一边听音乐，一边有规律地扭动身体做出舞蹈姿态。周遭的人会窃窃私语着让出半径一米的圈子，而他照样我行我素。小梦从来没跟这位舞者说过话，可与他同期的所有员工都知道有这么件事儿，还有人专门过来看热闹，“有人说他跳的挺好的”。大概半年后，舞者“变正常了”，他不再跳舞上班，进厂区的时候和其他人一样默默地低着头。舞者的改变在小梦看来是改邪归正，他说这是“环境的影响”，是“成熟了”。这位前任舞者后来当上了设备管理员，算是一次难能可贵的晋升——他再也没有跳过舞。
提到富士康，“自杀”是个绕不开的话题。连环跳楼事件恐怕是富士康员工这个群体在公众眼中的第一次集中露面，一段时间内人们乐意探讨和窥视这些人的生活方式，也会先入为主地认为他们一定是生活困窘贫穷。来观澜采访之前，介绍人向我再三强调“他们的问题真不是穷”——富士康的年轻人们面临的并不是经济上的匮乏，而是心灵上的赤贫。
富士康厂区里的所有建筑楼顶都围着高达两米的防跳楼铁丝网，据说以前每层楼还都会支棱出去一层“双保险防跳网”，最近跳楼的人少，也就渐渐收起来了。这里的每个人都有关于自杀者的故事可讲，而每个人又都觉得自己绝不可能跳楼。小睢当然听说过富士康有人自杀的事儿，他父母对富士康的不满也有一部分来自这些沸沸扬扬的新闻。而这事儿对于还处在叛逆期里的小睢来说反而有点像是加分项，他还专门去参观了死过人的地方。这位年轻人在采访中强调“我过的可幸福了”，“跳楼的都是神经病”——这与小高他们的看法一致。他们认为会自杀的人是精神出了问题，而不是生活确实把人逼到了那一步。
杨姐讲的自杀故事最为生动。她在富士康打工的几个月中曾结识了一位坐她对面的大专毕业生。那位姑娘大概是刚刚入厂的师级员工，正在流水线上熟悉工作。上班没多久，这姑娘的座位就空了，她就是富士康连环跳楼遇难者中的一位。杨姐已经回忆不起这位姑娘的音容笑貌，她只记得姑娘写的一手好字，是个“文化人”。悲剧到底为什么发生，谁都不知道。杨姐只记得姑娘的同事来给她祭扫过，还在她跳楼的坠地点烧香放鞭炮。厂区里有许多这样的地方，老员工都知道“这里死过人”。
采访中，受访人们都聊到了死人之后的赔偿问题。据说前几“跳”都获得了富士康六十万元的赔款，甚至有人不是在厂区里跳的、而是在观澜镇上自杀，富士康也在压力之下给予了家属全额补贴。到后来自杀补偿就越来越少，三四十万、十万、八九万。“人都死了，家里人也该拿到一点嘛”，杨姐说起补偿减少的事情有些愤愤不平，“死个人只有几万块，家里肯定不肯的。”据她说现在富士康会要求所有普工在进场时签署一份免责协议，说好“自杀不是富士康的事”，厂子“不想赔下去了嘛”。
2012年6月，接二连三发生的跳楼事件终于逼得郭台铭亲自莅临富士康观澜和龙华厂区，据前文提到的那位手机店老板的回忆，郭老板来了之后主要做了三件事。首先是赋予了“员工关爱中心”以更大的权限，这个有些类似学校心理辅导室的部门现在拥有凌驾于大部分机构之上的权限，他们可以随时叫停被认为有碍员工身心健康的事，还可以随时约谈被认为有自杀倾向的员工;其次，鉴于富士康深圳厂区的大部分员工来自河南和湖北等地，员工之间经常是同一个镇子、同一所技校、同一个村庄的老乡旧识，所以富士康请来了这些地区德高望重的老人操着浓郁的乡音开了好几次讲座;讲座内容无非就是教导年轻人生命可贵。而第三项举措则是针对厂区内的书店。自那以后富士康专有的银狐集团接管了厂区内的所有书报亭，所有外来书店的租约被强行终止，据说这是为了“不让他们进一些对员工不好的书”。这些管理措施都主抓“思想道德建设”，无论是做法还是说法，感觉上都有点像是一所关着许多青春期少年的学校。只可惜这里的大部分“学生”永远都无法升入下一个年级，他们只能换一所学校，再接受一遍生命如此可贵的思想品德课。
观澜地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随处可见的、修到一半就失去了耐心的柏油路。四车道的正规道路跟淌着泥水的土路毫无隔阂地交替而行，骑自行车的行人一会推着走一会骑着走，拉着手的年轻情侣相互扶着跨过半人深的土坑——人们被这座城镇蓬勃的生命力吸引而来，也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富士康厂区以及靠着厂区吃饭的人们形成了一个坚固的小社会，他们与外界脱节，却与其他小社会紧密相连，有好几位受访人都提到“到哪里打工认识的人都差不多”。这些普工都玩着腾讯的游戏、用百度搜索着如何打胎和如何信用卡套现、坚信只要中国人一个月不买日本货，日本岛就会沉没。他们接触到的工作全都是细小的零件，让人无法想象几千片这样的零件能够拼出什么东西;而他们自己也是些零件，他们拼成了一台巨大、杂乱、却又异常一致的机械;这架机器的运作要磨损许多零件，但如果想要跳出窠臼、挣脱枷锁，所付出的代价却又实在过于惨重。
这里的生活似乎是断裂的，在只能容纳两人错身而过的小巷里，还没来得及上牌子的奔驰越野车与不知第几手的破旧吉利并排放着;本地人的婚礼上新娘子双手带满黄澄澄的金镯子，她的闺蜜们捧着她正在卖的面膜摆出一个心型;而另外一些适婚女孩们则蹲在街边执着地摇晃着手机，需要拍照的时候，她们要尽量选一面干净一点的白墙做背景。富士康的年轻人们最常谈起的一个字是“自由”，他们有时候是从家庭安排的婚姻中逃出，有时候是从继承家里小卖部的责任里逃出，也有些是从无所事事的枷锁中挣脱——但他们来到这里之后，却又再一次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小睢和龙舞都提到“要学点东西才行”，可他们又都觉得“那是以后的事儿”，龙舞更是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不想谈这么沉重的话题。日子在“以后”二字中越过越远，他们每天都在失去更多、更多的机会。
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使对于没有太多娱乐选择的富士康年轻人来说，单机游戏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儿。高迪认为CS是单机游戏，他的判断标准是“CS进去不用注册账号”。杨姐在开网吧的时候甚至不知道还有一个人、一台电脑玩的东西，她默认所有的游戏都应该联网。大部分富士康员工小时候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电脑，也没有熟悉单机游戏的渠道与方式，游戏是这一代人最普遍且最便宜的娱乐方式，他们没有其他选择。他们会首先考虑腾讯出品的游戏;他们喜欢东方仙侠风格，喜欢快节奏;他们会因为“XX日流过亿”而选择一款新游戏，因为这样的游戏“玩的人多，应该好玩”;他们还会因为搜索“跑男”而下载一堆无关的山寨货。情怀二字对他们而言几乎毫无意义，有一位通过微信找到我的受访人曾经很笃定地说他玩过的游戏我一定没听说过，至少他身边的朋友们没一个人听说过——这款游戏是《石器时代》。
在富士康厂区里开设有许多台湾风格明显的“高档”餐饮店，比如85°C咖啡厅，还有牛排餐厅;这些地方基本是只服务于台湾人的，一般员工甚少踏足。即使如此，大多数台湾人依旧选择靠吃面包度日。“他们觉得这边的米有毒，不干净”，师级员工小梦为我解释，“面包干净一些，有的台湾人一天三顿全吃面包，感觉人都快撑不住了，就这还是不吃我们的饭”。来富士康大陆厂区工作对这些台湾人来说恰似某种服役，他们甚少与大陆地区员工交流，住也住在单独分隔开的高档小区里，每天上下班都有专用大巴车接送。除了不得不呼吸同种空气之外，这些台湾同胞与他们的大陆同事几乎毫无交集，他们也很少主动创造打破隔阂的机会。
我向每一位富士康的受访人都提了同样一个问题：“你在工作中见过台湾人么?”，所有普工的回答都是从未见过，而师级干部多数都与台湾员工一同工作过，但多数情况下没说过话。有位师级干部为我描述了台湾人进厂工作时的情景;一般来说车间具体事务是不会有劳台湾员工躬亲的，但那天这位“台干”在需要维修的机器面前跪了下来，嘴里喃喃地说着话，就好像机器能听懂一样。所有大陆干部都在一旁看着，他们又想笑，又不敢，又觉得台干的言行似乎神圣不容侵犯。这位师级干部用“他们”来指代台干，“我们”代表师级大陆员工，“那些人”则指的是普工。
小磊见过的最高级别的富士康员工是一位师九级的台湾人;而大陆人中，他只知道有人到达过师六级。有位普工曾经在越过几千人的头顶见到过一眼郭台铭，“跳起来才看得见”，他说，“就看见老板长得有点胖”。
从观澜到深圳机场的路上，司机是一位健谈的年轻人，喜欢打《DOTA传奇》。他说自己跟妻子两人几年前来到了观澜地区，什么都干过，总算是扎下了根。他当然也经历过非常艰难的时候，妻子生病，孩子还小，晚上愁得直揪头发。但即使是那样的日子，他也绝不想进富士康打工，因为他怕自己进去就出不来了。“那就是个盒子，你进盒子里，就成方的了，然后你出来以后没盒子你难受”。他对我的采访十分不屑，“你采访那些人干嘛，他们能说出什么，富士康那些人月初有钱了就打车，月末没钱了走着去上班——他们能问出什么?这你能写出什么嘛?”
能写出什么呢?
本次采访中，我向所有受访人都提了一个问题，“你看过游戏类媒体吗?”结果，除了领取礼包和激活码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读过任何媒体的“文章”。他们甚至认定游戏媒体就等于给游戏做广告的，听雨就很老练地问我要推销什么游戏，“为了美女，我这就下一个去”。大部分受访人都完全不知道他们有权在发表前过目稿件内容，有几位普工更是明确表示“你随便写，我懒得看”。这像是一个彻底隔绝的、遥远的世界，他们的生活似乎与外界彻底平行。
但所有会读到这篇文章的人，你一定与“他们”碰过面。
“他们”就是那个你在随机本里碰到的法师，“他们”就是那位总用免费英雄打中单的队友，“他们”就是CF里跑过去捡枪被狙死的二货，“他们”就是DNF里等在副本门口回疲劳值的白手——他们是玩家，在这一点上，我们并无什么不同。游戏大概是我们的社会中所剩下的最后一种消除阶级的方式，最后一种“平等”的起跑线。龙舞在他所在的LOL服务器里有一大堆的好友，接受采访的时候，不断有人问他要不要带自己打一把。一旦进入游戏，现实里的种种权势和金钱就都被挡在了一层模模糊糊的隔膜之后，就算是叱刹风云的大金主，也还是喜欢鼓吹自己“技术过人”。有本事的人在这个语境当中备受尊敬，这种本事不需要高等教育，却能获得实打实的成就感。
即使这样，“他们”依旧下意识地逃避着积累和学习。日常生活已经被装在了盒子之中，如果游戏又是更大的一个盒子，那他们断然难以接受。龙舞知道如果在一个服务器多交点朋友、多混混等级、多练练辅助技术，那么很可能一路冲上去;可他就是懒得。采访中我碰到了两三位WOW玩家，但他们都闷头挖草药或是单排打战场，“打副本还要听指挥，烦得很”。尽管起跑线相同，但他们背负着的东西或许比其他人更多，一生游戏的概念在他们来看绝无可能。游戏里的那一切，包括英雄、大哥、RL、力量、荣耀，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太过于遥远，游戏里的际遇与故事也无法激起他们的感同身受;就像小睢说的那样，“这种事情，想了又有什么用呢?”
他们不会幻想，因为梦想清醒的瞬间过于刺痛，也因为他们无法承担成为“怪人”的代价。
到机场了，司机缓慢地向停靠点移动着，我们周遭的一切都阳光灿烂、簇新漂亮、就像是另外一个不需要普工和流水线的世界。司机很好心地帮我提出了行李，然后他站在焦热的太阳底下，犹豫了半晌。
“你写出来会发表在哪儿?”他问，“我想看看他们要说什么。”
他的话让我十分、十分地开心。
(本文得到新浪游戏频道大力支持，十分感激。高小姐和小梦提供了采访所需的宝贵照片，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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