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人民日报》发文全面回顾庆安市火车站警察开枪事件。经过两周多调查，检察机关认定庆安事件中民警使用枪支依规合法。除了少数人继续讨论警察是开枪射击腿部还是心脏更合理之外，事件基本定性。在庆安事件发生之初，当事人徐纯合的身份便开始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焦点，从最早公知们猜想的“上访户”，到媒体报道的“乞讨人”，一直到最近有人从徐纯合上网信息中解读出的“殉道者”身份。在法律上讲，徐纯合是何身份并不影响警察开枪是否合法。现实中社会舆论围绕徐纯合是谁的问题持续发酵，表明大众更多关心徐纯合个人悲剧背后的社会意义。
从现场视频中看，徐纯合将母亲推倒之后，又举起自己的女儿砸向警察，并在警察掏枪警告之后继续攻击警察，这一系列行为反映徐纯合是一个极端的人。事后各方反映的情况表明，之前误传的“被截访”、“不让买票上车”等情况都不存在，即不存在直接原因导致徐纯合当日的堵门、袭警等反常行为。唯一可以解释的是事后徐纯合母亲所反映的，“没有原因，就是喝点酒，精神上有时不好。”徐纯合有酗酒习惯，并且一直靠母亲与孩子乞讨生活，之前有媒体如此报道，徐纯合本村人的说法也应证了这一点。
基于公开报道的信息，基本可以还原徐纯合的生活状态。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父母身体素质差，父亲去世后带着母亲外出打工，在40岁时娶了精神不正常的妻子，后生育三个孩子。打工中徐纯合身体条件变坏之后，开始领着八十多岁腿脚不好的母亲与三个年幼孩子在庆安、大连、北京等地乞讨。这是一个三代贫困的家庭，用农村人的话说是“穷到根子上了”。徐纯合的家庭比我们在农村调查中看到的5%贫弱家庭更加贫弱，是农村底层中的底层。这样的家庭在村庄中处于最边缘地位，盖不起新房子、参加不了人情往来、举办不了体面的仪式、参与不了社会交往，等等。徐纯合一家长期与其他村民较少交往，不仅被其他村民看不起，甚至被人遗忘。长期在这种生活状态中，一个人很容易丧失积极向上的奋斗动力，酗酒算是表现。徐纯合的极端行为与其长期边缘生活状态有关。若是彻底没有了生活目标和生活希望，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徐纯合在社会上的边缘处境可从村民的评价中看出。村民认为徐纯合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乞讨者”是徐纯合的真实身份。在熟知的同村人眼中，徐纯合是没有人理的“懒汉二流子”，而外人却更愿意相信徐纯合是“上访户”与“殉道者”。在农民的价值观中，每个人都应当勤恳劳动，让家庭过上正常人日子，如果做不到就可能让家庭坠入村庄的下层，这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子女，这样的人被看不起。与农民朴素的“反身求诸己”道德观不同，一些公众舆论更倾向将徐纯合的悲剧归因为社会，更直接的是责怪政府。如果是“上访户”，徐纯合的行为就包含了“以死抗争”的悲壮感，如果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徐纯合的死就是证明这个社会不合理。徐纯合都不是。他在庆安火车站的所作所为，更可能是因为喝醉而“精神上不好”造成，或者是因为长期丧失生活动力引发的一时行为。
徐纯合这样贫困户在农村并不少见。我们调查中发现，几乎每个村庄都存在大概5%下层家庭，他们要么身体有残疾、要么精神不正常、要么遭遇不幸意外。这类家庭中，有少部分能够经过一两代人的奋斗，从村庄底层变为村庄中层、上层，翻身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还有更多部分是看不起病、盖不起房子、娶不上媳妇(或者娶上有残疾的媳妇)。一旦落入这种处境，首先是被其他村民看不起，接着是很多亲戚朋友也看不起，最后连自己也看不起自己。贫弱生活状态带来边缘化的村庄社会处境，最终形成消极生活心态。
村庄中边缘群体更容易成为“上访户”的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农民通过上访要挟政府以谋取利益的情况在各地农村普遍存在。这种类型上访户的诉求通产不合理。在信访考核压力下，地方政府通常用利益手段抚慰上访户。少数农民甚至将上访当做“职业”，成为“专业上访户”。指望上访谋取利益的一般是村庄中“没皮没脸”的人，很多“老上访户”都是农村中底层家庭。上访是一件耗时耗力耗心血的事情，正常过日子的人一般不会走上这条路。还有一些老上访户在长期信访过程中形成偏执心理。卫生部专家委员会委员孙东东曾经表示，大部分“老上访专业户”的精神有问题。该言论尽管引起一片哗然，却并非毫无道理。我们在基层调查中看到，每个乡镇都有几个心理偏激的上访重点户。与社会上想象的不同，很多“老上访专业户”缺乏正义诉求，他们直接目的是获得更多的政府物质救济。
据报道，徐纯合也曾经与当地信访部门接触过，2015年春节期间当地政府接到民政部通知，将在北京乞讨的徐纯合一家接回老家。由信访部门处理问题，主要与收容遣送制度取消后，目前没有对口政府部门为这种流浪人员提供救济有关。徐纯合一家每年获得低保、高龄补贴、粮食直补等2万元左右。2万元基本可以维持一家五口人的日常生活。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纵然徐纯合果真是“上访户”，也不能说明当地政府做的不够好。
徐纯合的“殉道者”身份来自于他上网留下的一些信息，徐纯合在网上社交平台中传播过一些基督教福音。尽管并没有其他更多信息表明徐纯合是虔诚基督教徒，但是徐纯合这样处境的人更容易成为教徒在农村却是现实。我们曾经完成过一项全国范围农村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与新教)传播的研究课题，发现基督教迅速蔓延与农村的经济社会分化有直接关系。那些遭受家庭变故的人、或者有先天缺陷的人以及留守老人和妇女，都是教会发展的对象。尤其是家庭教会组织与个别邪教组织，重点以村庄社会结构中的边缘群体和经济分层中的下层人员为主要发展对象。
前些年，笔者到湖北某地进行农村文化变迁问题研究，发现当地大量存在家庭教会活动。所入驻调研的那个村的一个家庭教会聚会点有 32名教徒，其中23名人员要么遭遇家庭变故、要么身体残疾或者身患疾病。这部分人正遭遇着个人或者家庭的不幸，实际生活困难与心理上的挫败感，造成他们对现实生活丧失信心，传教者乘虚而入，很容易说服这些人入教。该村聚会点中的几位“中坚分子”都属于家庭特别不幸的农民。其中一位经常讲道的负责人的儿子患有精神疾病，另外一个负责人本人先天耳疾，为聚会活动提供房屋的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她的丈夫一年前出车祸死亡。
尼采说基督教是产生于“奴隶的道德反抗”的伦理，社会学家韦伯也将基督教伦理看做是“贱民”的伦理。发源于奴隶阶层的贱民伦理的最简单理解方式是，此世界中的弱势处境激发了他们对彼岸美好生活的想象，“救赎”伦理中包含着绝望、依赖的心理意识。同样的心理意识也体现在处于农村底层的人身上。在现实建房竞争、消费竞争、人情竞争等村庄生活丧失尊严感的人，在突破改变生活处境无望的情况下，要么放弃道德尊严追求，变成“没皮没脸”的人，要么产生对现实社会的“怨恨”情绪。正如徐纯合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其实什么叫要脸，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脸了，我要脸的话我就得饿死六口人，不要脸呢，就这样了”(凤凰网《“暴徒”徐纯合前传》)。地下教会很容易吸引这些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尊严感的人，因为他们宣称“不信教不得救”。一些邪教组织则宣传末世论来吸引这些处境不好的农民。相似的一点是，通过信教，这些贫弱群体在现实生活中的弱势地位被抹去，他们获得一种虚妄的道德尊严感。
另外一个现象也证明了社会贫困是宗教传播的土壤。在上面提到的那个村庄中，该村的教会活动在15年前远较今日兴盛，如今有萎缩之势。1990年代中后期，正是“三农”问题最严峻时期，那段时间家庭教会传播最快。最典型的是，湖北荆州地区农村家庭教会在1990年代席卷当地之后又迅速销声匿迹的。一些家庭教会负责人也感叹“今不如昔”，这与最近十余年来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有极大关系。
若是放任农村贫弱群体不管，不仅是政府责任不到位，而且为家庭教会甚至邪教组织提供传播空间。消除贫困，政府更广泛地提供社会救济，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农村宗教传播问题。在前几日召开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此强调宗教工作本质是群众工作。做好群众工作的关键之一是关心群众生活。
回到庆安事件本身，徐纯合及其一家的不幸的确值得同情。徐纯合的悲剧说明农村中的贫弱群体应当得到更多关注。但关注的方式不应该是鼓励他用死的方式与警察对抗，更不应当在舆论上鼓动更多徐纯合这样的人“上访”或者所谓的“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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