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被信息塑造的新工人阶级
当你看见十多个年轻小伙子围坐在一张长条型电脑桌上，各自神情专注地紧盯着自己面前的屏幕，一边快速地敲击着各自的键盘与鼠标，还不时互相呼喊，你会认为他们在干什么?玩游戏?没错。但又不止于此。他们可能受雇于一个“工头”，每天在后者提供的电脑上玩网络游戏超过十小时，将游戏中获得的装备和宝物交给工头变卖并从后者那里领到一份工资。尽管不为任何现实中的职业认证或劳动保障机构认可，这些被称为“游戏矿工”的职业游戏玩家确实是在劳动并撑起一个每年交易额超过十亿美金、年增长超过20%的市场。他们是信息时代塑造的新工人阶级成员。
赵月枝教授在《传播与社会》书中提到一个有趣的事实：中国在2001年制定的国家信息化指标是全球第一个官方确定的全国性信息化指标。政府对信息化建设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然而，精英驱动、市场驱动的信息化建设在制造“高大上”的城市白领信息时代生活方式之余，却常常有意无意地忽视工人、农民等“信息中下阶层”。难怪赵月枝教授要问出“手机之后，是什么?”——被迫卷入这场数字革命的广大劳动人民在这场革命中有何收获，这是一个颇可玩味的问题。
邱林川所著的《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是对这个问题一次有益的探索。首先，他带领读者回顾了两种主要的信息技术——手机与互联网——在中国普及的过程。从“信息中下阶层”的视角，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样一个“迅速扩散与变异”的模式：中下阶层在商业机构跑马圈地的扩张过程中被卷入信息化大潮，而后又因从他们身上无利可图而被市场边缘化，最终使得中下阶层尽管“被信息化”，却无力于表达和决定自己的信息化需求。用这样一个草根视角回顾网吧、寻呼机、小灵通、短信等信息技术的兴衰历程，能使读者在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中读出一层别样的意味。
在作者的探索过程中，流动者、尤其是中下阶层的在外务工人员是一个特别吸引他关注的人群。作者准确地指出，在传统的“知识工作者”(或称“可自我编程的劳工”)与“体力劳动者”(或者“一般劳工”)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为数众多且高速增长“灰领”阶层(或称“可被编程的劳工”)。一如汪晖在一篇文章中所写，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于高档写字楼、外表光鲜亮丽的“新穷人”，实质上干的却是枯燥程度与蓝领工人相当的工作——薪酬也堪相比较。当信息的加工处理成为一类价值增长点，工业时代的泰勒主义便自然地延伸到信息时代，将文员、质检等职业塑造成日益枯燥重复的“灰领”，并创造出短信写手、网游代练等新的“灰领”职业。尽管劳动的场所和形式与传统意义上的“劳工”相去甚远，这些被信息技术催生的新工人与前者面临同样的信息挑战：信息技术使他们被原子化、边缘化，他们在新技术塑造的工作环境中不仅承受资本的剥削，而且还在精英导向的话语体系中失语，然后又在无力于表达的状态中被主流媒体污名化。从时下流行的“屌丝”、“蚁族”等戏谑又不乏苦涩的自称中，人们不难看到这个群体的挣扎与无奈。
资本透过信息技术对中下阶层的剥削还不仅限于工作空间。通过消费主义和娱乐至上的意识形态构建，信息技术与服务的提供者们着眼于如何将中下阶层工作之余本已为数不多的闲余时间与金钱压榨干净，而非如何为他们提供更为有益的信息工具。正如安杰维克在《异化的自由劳动》(收录于《数字劳工》)一文中所说，曾经开放、自由的互联网已经被高度私有化，对于已经没有太多购买力的中下阶层，资本则将他们异化为免费劳力。当提供免费上网时段的飞宇网吧被清一色的网络游戏专用机取代，当数亿微信用户平均每天花1.7小时刷朋友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远弗届的信息技术是如何协助资本来榨干中下阶层的最后一点剩余价值。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是它自己的掘墓人。信息技术被用于塑造、束缚和剥削一个新工人阶级的同时，也为这个新工人阶级的成长、联合和斗争提供了工具。不无遗憾地，邱林川在他的书中并未深入探索中下阶层信息化的现状可以如何发展，从而使这个阶层本身(而非控制信息技术的资本家和精英群体)受益和赋权。这个“怎么办”的问题并不容易，因为回答它不仅需要兼具人文社科与信息技术的跨界知识与技能，而且需要具备这样技能的一个专业人士站在无产者(而非资本家)的立场上思考。不过，即令留下了“怎么办”的问题，这本《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毕竟用无产者的视角清晰勾勒了我国信息空间的发展图景，为后来者的继续探索预备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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