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霓虹灯照亮的摩天大楼阴影下不远处，一段临时搭建的楼梯(或者更不如说是段梯子)上方那间阴暗的小阁楼，就是曹秀珍居住的地方。这栋楼里住了太多人，看上去要被压垮了似的。和曹秀珍一样，这里的住户都是在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勉强糊口的农民工。
这是一个阴天，刚刚破晓，在这个农民工组成的、和中国各地的农民工临时住所如此类似的临时“村庄”里，一名家庭主妇正在堆满杂物、窄得无法想象的巷子里追赶一只活鸭，直到它躲到一辆摩托车下面并触发了警报，震耳欲聋的警报声响了起来。
几英寸厚的薄夹板墙的另一侧，一个婴儿和父母一起睡在一间小斜顶棚屋里。曹秀珍的丈夫蹲在附近，就着一个户外水龙头仔细地刷着牙。隔壁的女邻居蹲在地上，在一个满是肥皂沫的盆子里洗着衣服。其他人或是用公用水龙头一桶桶接水，或是往三轮车上装着废纸板，为接下来的一天做好准备：他们要去拣垃圾，把废品卖到废品回收站，挣上几分钱差价。
这份工作需要十足的勤勉，会让人精疲力竭：这么多的生活、这么多的努力、这么多的牺牲和这么多的希望，都挤在这几平方米的方寸之间。像曹秀珍一样，她的邻居们有的来自曹秀珍的家乡安徽(历来都是中国富庶的东部最贫困的省份之一)，有的来自中国的其他省份，他们之所以来到上海，是因为在这个城市，他们能够谋得比在农村更好的生活。好几百万人服从了生存的基本需求，以至于在2011年，中国达到了一个历史性时刻：在城市或城镇里居住的人口首次超过了一半。
“上海太好了，真的很好，”47岁的曹秀珍眼里闪着亮光，饱经风霜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为了我们的来访，她穿上了她最好的二手衣服。“在这赚钱很容易，”她说，“我没受过教育，” 她又惭愧地说(事实上她只是半文盲)，“所以来到上海的时候，我没有选择，只能当个捡垃圾的。”
在这样的一个新消费社会里，城市里满是垃圾，捡垃圾是门好营生。上海有一只靠拾荒谋生的大军，他们是一个非官方，但极为高效的废品回收业的一环。他们从垃圾桶里捡塑料瓶、在地铁站高峰时期收报纸、或者挨家挨户上门，低价收购旧报纸、图书、纸板或者塑料，再把这些东西运到郊区的废品收购站卖掉，赚取差价。在那里，等待把废品卖给废品集中商的三轮车队伍有时要排好几个小时。在“垃圾堆”的顶点，有一些中国最富裕的人，比如玖龙纸业(Nine Dragons Paper)的“废纸女王”张茵，她在2010年被《胡润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Hurun List of Self-Made Women Billionaires)评为全球白手起家的女首富。
曹秀珍的废品回收生意利润要低得多：平均每天100元人民币(约合10.34英镑);有些日子多些，有些日子则一无所获。她的大多数利润来自大批量卖出旧报纸和旧书;但她利润最高的废品还是毛泽东时代的纪念品。“文化大革命的书最好卖，”她说，并表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她还是个孩子，“所以我对那些东西一点都不了解，我只知道它们很好卖。”她手头挑选出来的东西包括一份1969年的《今日阿尔巴尼亚》(Albania Today)杂志，保存完整，带有(前独裁者)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撰写的前言;以及一份1975年的中国航空手册。尽管有这些宝贝，曹秀珍的收入仍只够负担她上大学的儿子每月1000元人民币的生活费，然后就只剩下500元来付这间阁楼的租金。
之前，曹秀珍与成年的女儿和她事实婚姻的丈夫一起住在房间里。很难想象这个房间如何能容纳3个成年人。事实上，要想象这个8平方米的房间能够容纳两人也很困难，考虑到曹正在和她丈夫闹别扭(她向我吐露她怀疑她丈夫私藏了一些卖废品的收入时，一度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曹秀珍和她丈夫在这个单间里住了5年了：尽管这里毗邻上海最大的一圈环路——每天有数百万人开车在这条环路上行驶——但人们甚至永远不会得知这里还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一条现代化的柏油马路从大道上分出来，但很快就变成了一些杂乱的窄道，两边是一栋栋破旧失修的两层建筑。这些建筑外面都用夹板、波纹铁皮瓦和塑料加盖了斜顶棚屋，作为室外厨房或者临时睡觉的地方，以至于原本的建筑外观几乎都看不见了。大多数住户是农民工，从上海本地房东手上租房。这些房东在社会层级上比这些农民工高上一等，因为他们拥有这些农民工没有的正式城市户口。对房东的抱怨很常见：曹秀珍楼下的房间挂着锁，住户在夹板房门上用记号笔潦草地留下一句话：“房东请修好这间屋子否则我们就不住了。”当被问到这栋房子一共住了多少人时，曹秀珍的丈夫甚至都没办法给出一个大概估计。“这儿有很多人，”他说这里的住户经常换人，一找到更好的地方就会搬走。
屋顶很低，以至于像曹秀珍这样的矮小的女人也差点撞到头。地面空间极其有限，所以一切能够悬挂在房顶或者钉在夹板墙上的东西都不得不挂起来或者钉起来。一块肥多瘦少的猪肉挂在衣架上，家里的刮刀塞在屋檐内衬的两层夹板之间，装夹板是为了防止破碎的屋瓦落灰，掉到炒菜锅里。
要做饭的时候，曹秀珍就得把锅和煤气灶板放在窄小的平台上，用煤气罐生火。一面墙上钉着一个架子，架子上放着一个落满灰尘的神龛，供着观音像。墙上贴着从2009年年历上撕下来的一张张年历纸。木板床上铺着薄竹席，上面花花绿绿的床褥垫得高高的。沿着小巷，顺着鸭子跑去的方向走过去才能到厕所。
不过，这里毕竟不是孟买或者索韦托(Soweto)，也不是巴尔的摩的某些地方。在中国大多数现代化城市中，被视为贫民窟的地方并没有亚洲或者非洲的一些贫民区那么无可救药。
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上海的治安相对较好：这里很少发生凶杀案件。作为一个大城市，上海相当干净，没有散发着臭气、满是粪便的垃圾堆，也没有散发恶臭的下水管道。这已经称得上是一项成就了。
就像上海许多与此类似的农民工临时聚居地一样，这里相当自给自足，提供很多生活必须品。正对着曹秀珍住处正门，不到一米外的小巷另一侧，就有一家洗衣店，里面有干洗设备，还有改衣用的缝纫机。隔壁紧挨着就有一家小杂货店，卖大米、饮料、肥皂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沿着小巷往前走，还有人卖肉，肋排、猪肉、骨头和猪的其他部位都摆在外面。还有关在笼子里的活鸡，装在盆子里扭来扭去的鳝鱼、活蹦乱跳的鱼，都在等待被人买走，成为盘中菜肴。
早上6点，一顿传统中式早餐也很容易买到：露天摊位上售卖刚炸出来的当地美食。节约的曹秀珍为了省钱，自己做早餐——一碗米饭就些腌菜，然后带上午餐骑40分钟三轮车去工作。在她工作的地方，上海最高档的一个居民区和商业区，在高档餐厅吃一顿午餐的花费就轻松超过她工作12个小时所能赚得的总利润。
曹秀珍本可以住在更好的地方，但她宁可把赚的钱投资于她23岁的儿子的未来。她的儿子计划读研，学习经济学(她还有一个21岁的女儿，因为生这个女儿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曹秀珍被罚了一笔钱，相当于整个家庭年收入的3倍)。
“如果我儿子一个月能挣5000元(人民币)，当我老了的时候，他肯定非常愿意一个月给我500元或者300元。可如果他一个月只能挣2000元，他肯定不愿意给，”曹秀珍说。像中国的大多数农民工那样，曹秀珍理所当然地认为儿子就是她的养老保险。但她对儿女的投资还需要“好些年”才能产生回报。
因此，在这个她说“太好了”的城市里，她每天早上7点半骑着三轮车出发，工作12个小时，天黑以后才从那些霓虹灯照亮的大厦回到她称为“窝”的家中。不过曹秀珍并不是在抱怨：至少在冬天，这个“窝”是暖和的，而且肯定比老家好得多。
帕提•沃德米尔是英国《金融时报》驻上海记者。蔡洁晶补充报道
照片提供：艾伦•科普森(Alan Copson)/格蒂图片社(Getty Images);阿尔吉尔达斯•鲍考什(Algirdas Bakas)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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