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国现状和未来的很多人都在询问一个社会问题：中国新工人的未来何在。而我如果还声称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就必须面对这个问题。为什么全社会都在询问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中国近3亿新工人没有未来，中国就没有未来;因为，中国的未来关乎世界的未来。这里所说的新工人，指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劳动者。
中国新工人的现状
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2014年全国打工者的人数为27395万人。这是一个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群体：在这近3亿打工者中，8400万人从事着制造业，我们穿的、用的都是他/她们制造的;6000万人从事建筑业，我们住的房子、走的公路铁路都是他们建设的;2000万人从事家政工作，她们照顾着别人的孩子、别人的老人，却见不到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个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群体：全国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全国农村流动儿童达3600万，在农村的他/她们见不到父母，在城市的他/她们享受不到公平的教育权利。
我具体接触这个群体是从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工作开始的，那是2008年。村子里聚居着上万的工友，大家居住条件很差，却每天没日没夜地操劳着。我很想知道大家在如此艰苦条件下劳作的动力和愿景是什么，于是就做了《打工者居住状况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访谈了近150名皮村的工友。其中大家对两个问题的回答引起了我的关注。当被问及：“如果在城市待不下去怎么办?”65%的人回答：“回老家!”当被问及：“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只有9%的人回答“回老家”，有53%的人回答“继续在城市打拼”。这引发了我进行后续的研究：打工者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到底如何?打工者认为城市待不下去可以回老家，如果真的是这样，当初还会出来吗?老家是将来想回就回得去的吗?就这样，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在城市(北京、重庆、东莞、苏州、深圳、武汉)深度访谈了54名工友，又回到部分工友的老家(重庆奉节、贵州遵义、四川邻水、河南武陟)，走访了5个村子，36户农民，探望我在城市访谈的工友的父母和亲人。通过这些调查了解，一幅“拼图”展现出了中国新工人的并不乐观的现状并记录在2013年出版的《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迷失在城乡之间。
1.待不下的城市
打工者在城市打工，但是他/她们的工作很不稳定，而且很多人没有社会保障，根据我的调研数据，打工者平均一到两年换一次工作，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只有16.7%的人有养老保险，只有26.2%人有工伤保险;打工者在城市生活，但是他/她们在城市买不起房子，一部分人支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甚至借钱在老家的镇上买了房子，或者在村里盖起了房子，但是，那是一个回不去的“家”，因为必须在城市打工才能维持生活;打工者结婚了并且有了子女，但是他/她们的子女很多不能在城市的公立学校入学，因而被留在老家由祖父母抚养照顾，有一些干脆长年学习和生活在寄宿学校里;那些有幸可以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们在城市被称为“流动儿童”，从名称上看就好像他/她们要重复父母的命运。
2.回不去的农村
农业是人类的生命线(人活着要吃饭，而且不能吃有毒害的食品)，农村和大地是生命的根(土壤和水是万物，包括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如果没有了农业和农村的健康发展，任何城市的发展建设都是无根的、虚幻的繁华。但是，今天，中国的农村大地却是被我们抛弃的地方，是被圈地运动剥夺的地方。农业收入非常微薄，在我的实地调查中，收入最高的一户河南农民靠农业的收入只占打工收入的一半;而收入最低的一户四川农民由于受灾，收入只占打工收入的2%;农业生态系统在瓦解，比如，在四川过去维持生态循环的“生猪-红薯-玉米”的种养系统濒临崩溃;基层组织作用缺失，我了解到的湖北的一个村子，村委会的成员基本上由地痞流氓组成，欠了赌债靠集资来偿还，如果不交钱，就给掐电。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打工者不是现在回到家乡，而只想着老了以后回去，那么老了以后可能就更无家可归了。
3.迷失在城乡之间
打工只是为了养家糊口 从2009年以来，我开始指导我们同心创业培训中心的学员做社区调研，学员自身也是打工者，由于对打工生活的迷茫，所以也萌发了想了解其他工友状况的愿望，有两批学员都做了“为什么打工?”的小样本社区调研，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工友的回答是：为了养家糊口。当我们的思想仅仅停留在自己可以养家糊口这个层次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只要使劲干、拼命干，命运就会改变，也许不会想到其他人和社会对改变每个人命运的关系，更具体点儿说，其实无法维护自身谋生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权益。如果多数人是这样，那么可能到头来个人的愿望什么都实现不了，大家都很难养家糊口，因为大家的利益没有人去争取。
打工者的“过客心态”“过客心态”是打工群体迷失的最显著的特征。打工者生活在南方的工厂宿舍和北方的打工者聚居区，生活条件都非常差。但是，因为大家都认为打工生活只是暂时的，所以就可以将就和忍受。在生活中的“过客心态”，会让他们不去争取很多的现实需求，比如，对居住权的要求、对居住条件和环境的要求、对子女在城市义务教育权的要求。在工作中的“过客心态”，会让他们不去争取工人应得的权力。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过客心态”让打工群体没有任何抗争的动力和谈判的合力，最后只能被各种势力和利益群体牵着鼻子走。事实上，从居住地的稳定性来说，打工者倾向于在一个地方落脚的趋势是明显的。我在北京皮村的调查就发现，在皮村居住了5年以上的工友并不在少数，很多在深圳和广州打工的工友也已经在那里“暂住”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了。中国各地有很多工业园区，在那里工人只被当做廉价劳动力对待，不考虑工人的家庭、居住、子女教育方面的问题，也不考虑这个地区的社区发展问题。工业园区就是为了满足资本生产和赢利的需要，当这个目的无法满足的时候，资本就会撤离，而不会考虑这个地方的未来。打工者的“过客心态”看似是一种无奈选择，其实却正是资本霸权的胜利，资本本来就是“过客”，它的目标永远指向最廉价的劳动力，而打工者的“过客心态”完全符合资本的逻辑，迎合和支持了资本的扩张和逃离。
新工人未来的可能性
新工人的未来在哪里?或者，新工人子女会有比父母好一些的未来吗?我看到了两种可能性：一个是未来更加糟糕;一个是风云莫测。新工人的未来，一是取决于新工人自身的思想和努力，一是取决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为了探究新工人自身文化状态与未来的关系，从2013年到2014年，我进行了后续调研，在出版的新书《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里记录了工友的故事和一些分析思考。书中讲了一个工友苏浩民的故事，苏浩民属于典型的“打工为了谋生”的类型，并且在自己的努力下，去年在湖北老家盖起了三层楼房(一共花了30多万，自己存款20万花光，又借了10多万)。书中讲了一个工友王海军的故事，王海军是一个爱思考的青年。当然，为了生存，海军工作非常努力，而且贷款在苏州打工地买了一个小公寓(首付14万，贷款14万，每月还款1600元)。5月份，我同时见到了浩民和海军，两个人都说后悔了，浩民说：“盖了房子也回不去，现在就后悔了，但是想卖也没人会买。”海军说：“房子面积不够子女就地入学的要求，妈妈最近又身体不好，回老家才能照顾，每月要还贷就被工作牢牢套住，实在后悔。”浩民和海军都属于技术工人，是打工者中收入稍高的，状况也是极不乐观。
所以说，当教育公平不能实现，当盖房子只是为了资本牟利而不是为了人民的福祉，无论打工者个体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命运。
很多打工者辛辛苦苦打工，期望可以改变子女的命运。我跟踪调研了重庆奉节一个高中班级的情况，高一的时候有69人，高二的时候剩下60人，高三的时候剩下48人，这期间辍学的同学都出去打工了。到了2013年高考的时候，4名上了本科大学，14名上了自费大专，2名复读，其余都步入了打工者的行列。也就是说，69个上了高中的孩子，可以上大学和大专的有18人(26%)。那些自费的大专其实也是培训廉价劳动力的过渡站。更何况，即使上了大学，毕业以后也难免步入蚁族一族。流动儿童的情况更不乐观，小升初无法在城市入学就开始沦为留守儿童，不想留守的很多就早早辍学，再加上很多孩子在缺少关爱和学习乐趣的情况下，很早就失去了学习的动力。
如果我们想要有出路，首先需要知道什么不是出路。第一，如果身为工人，却认为只有成为老板才有出路，那么就没有出路。这是因为，首先，老板一定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其次，在这样的逻辑下，不仅不会去争取做工人的应得权益，甚至会认同老板对工人的剥夺。第二，自谋职业表面上的确自由了很多，但是，从劳动时间上看，很多时候是比在工厂工作更加严重的自我剥夺。第三，当所有打工者打工的目的只是为了“养家糊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过不上好日子。第四，当所有人都抱着“过客心态”的时候，我们不仅不拥有现在，也没有未来。
现在来看，改善打工者的现状和未来，有两个现实的可能性：一个在企业内部，通过集体谈判协调劳资关系，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另一个在企业外部，创造合作型的劳动关系，为普通劳动者谋求一条集体发展的道路。创办新工人的合作经济、团结经济、社会经济，可以在城市，也可以在农村，涉及的领域可以包括：社区服务、住房、育儿、教育、生态农业等等。而无论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前提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和“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知道自己是谁”决定着个体的选择，而“做什么样的人”不仅决定了个体的命运，也决定着社会的命运。如果打工者认同自己是“农民工”，就接受了自己被“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命运，如果争取做“新工人”，就成为了主动争取自身和群体权益的一员。
汪晖在新作《短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论述：“‘一带一路’必将是一个针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进行改革的漫长过程，也必然是将历史文明与未来的社会主义相互链接的进程。”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在美国和欧洲危机四伏的今天，世界甚至把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但是，如果中国继续资本逻辑的发展模式，那么我们和世界可能一起走向深渊，这包括：越来越多的阶级矛盾和冲突、越来越严重的社会暴虐情绪、越来越严重的农业危机和生态危机。中国的政治中有着为人民服务的历史遗产，也有着各种历史遗留的包袱。历史已经过去，让我们直面现实，认真反思，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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