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30-4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当事者看来“无疑地形成了今日社会运动的主潮”。即使在今天的研究者眼中，它也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社会运动”，并认为对今日的农村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甚至有学者模仿当年的做法开展新乡村建设运动，试图为当代的“三农”问题求解。那么，发生在上世纪初的乡村建设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0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农业生产手段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农民生活不能温饱，无法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健，身体病弱，文化落后。尤为严重的是，20-30年代的中国农村，遭遇了一连串的天灾人祸。国家政治秩序动荡，军阀战乱频繁，匪患遍地，广大农村不断成为内战的战场和土匪侵扰的对象;水旱灾害频发，受灾面积广阔，受灾人口众多。在外部环境中，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深度波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由于我国的进出口结构以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进口工业成品为特点，本来就不堪一击的小农面临深渊，受此打击造成农村“破产”。大量农业人口因战乱和灾荒而损失或者流离失所;农产品滞销、价格惨跌，并致土地价格下跌;农村金融枯竭，农民购买力下降，负债比例和幅度上升;农民离村率上升，土地抛荒现象严重。与经济落后相伴而生的，是文盲充斥、科学落后、卫生不良、陋习盛行、公德不修等不良现象。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救济农村、改造农村逐渐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
上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所占比重高达61%，其中尚未包括农村手工业，如果考虑手工业，农业所占比重达到90%。学者们看到这种情况，认为“国民经济完全建筑在农村之上”。具有浓厚西方文化背景的民国时期的文化名流们，最终选择以农村为工作对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简称乡建)。乡建运动的主要内容与代表人物大致如下：
第一，从扫盲开始的乡建运动。当时有学者认为，乡村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农民不识字，没有问题，乡建必须从文化扫盲开始。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就是其典型的做法。晏氏认为，中国的大患是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对民众首先是农民，先教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中国传统文化有形的根——乡村和无形的根——“做人的老道理”在当时尚未遭受重创，因此恢复乡民传统文化，必须从识字教育开始。按照他的设想，在河北正定开展了乡建运动实验。该实验得到国民政府民政部次长的肯定，并决定将晏阳初的经验向全国推广，设立了乡村建设育才院，在中国各省划出一个县进行乡村教育试点，期间先后成立了定县实验县、衡山实验县、新都实验县和华西试验区等乡村教育实验区。
第二，以乡村为出发点新政治习惯运动。在梁漱溟看来，民国以来的“政治改革之所以不成功，完全在新政治习惯的缺乏;要想政治改革成功，新政治制度建立，那就非靠多数人具有新政治习惯不可”。而新政治习惯的培养，“天然须从乡村小范围去作”。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梁漱溟，强调乡村的重要性在于有良政，据此他领导团队在山东邹平开展了一乡村新政为主题的乡村建设运动。具体措施是建立以“乡农学校”为核心的“行政教育合一”的乡村基层组织，普遍推行“新乡约”。在经济上，试图建立社会化的新经济结构，实行“合作经济”，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梁氏试图从社会的最基层入手，建立一个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吸收西方文化长处的新的社会组织，从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院务组织有教务处、庶农处、图书馆、乡村书店、招待所、农场、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庄仓合作社、卫生院、凿井队等。
第三，从推广工商职业教育开始的乡建运动，如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1917年，由中国著名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宋汉章等48位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创立之初，以倡导、研究和推行职业教育，改革脱离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传统教育为宗旨，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 “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黄炎培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改革的先行者。
第四，以政府力量推动的乡村自治运动。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在位于其统治中心地带的江宁县开展了一场乡村治理变革，以完成国民党训政时期的政治目标。江宁实验县的目标是建成一个完全自治的县，在自治名义下对区乡行政制度重新规划。他们所着眼的并不是自治事业的发展，而是政府政令的有效传达以及行政效能的增加。改组保卫团与整顿警政，其意更在直接加强对乡村社会控制。之所以进行上述改革，是因为当时的地方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中央政府掌控，各种地方势力纷纷争夺对地方社会控制权。在江宁乡村自治实验中，区乡基层行政制度得到重新构建，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得到进一步完善;赋税征收制度的改革进一步增强了政府的力量;保卫团的改组和警政的整顿虽不能彻底根除地方势力。虽然实验县对于控制的目标过度关注，但实验县同样也意识到了单纯强调官治式的控制不合时宜，因而也投入大量的精力致力于乡村社会发展。然而，江宁实验毕竟不能脱离官僚资本的控制，所能达到的控制和发展程度也是有限的。
第五，以农民自卫为出发点的乡建运动。一些有识之士对土匪祸乱怀有切肤之痛，因此提倡以农民自卫为出发点，建立地方武装，保护家园，发展经济。该实验以彭禹廷领导的镇平自治为典型代表。民国匪患是举世闻名，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民不聊生是难以避免的，有行伍背景的彭禹廷提出了地方自治主张。1930年9月，河南内乡县民团首领别廷芳，聚首内乡县城，一致接受彭禹廷地方自治主张，决定成立宛西四县地方自治委员会和宛西四县联防办事处，推举彭任主任。彭禹廷把《三民主义》缩小为“自卫、 自治、自富”的“三自主义”。大刀阔斧实施地方自治，分批训练小学教师，成立各级息讼会，平均田赋，减轻穷人纳赋负担，大兴实业，修筑公路，兴修水利，禁烟，禁赌，控制物价，发展教育，创设西医院，建立养老院等。彭禹廷的自治之举，触犯了国民党地方当局及土豪劣绅的利益，他们出巨资贿买其侍卫人员，杀害了彭禹廷，所领导的乡建实验因此而失败。
第六，以农业传教和学术研究为背景的乡建运动。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学者，在江苏开展了新品种改良与引用。在文化上，他们认为乡村是中国文化之本，西方的可取之处“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要嫁接在乡村这棵老树上，才能发荣滋长。该类实验具有基督教背景，由西方人成立的基督教大学如金陵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其学校的教授自然受其影响。当时的传教士除传播西方宗教，还传播具体的产业知识，农业传教士即为其一。以农业传教士较为集中的金陵大学农学院为重点，农业传教在上世纪20年代成为基督教的一项重要事业，通过农业传教，他们在作物改良、防灾、农民合作、农业展览会、农民夜校等乡村建设中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基督教乡村建设选择了三个不同类型的乡村，作物实验区，分别是华北的樊家庄、华东的淳化镇以及江西的黎川。
据统计，20世纪 30年代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验区有1000多处。1933年7月、1934年10月、1935年10月，从事乡村建设的主要团体代表分别在山东邹平、河北定县和江苏无锡召开乡村工作讨论会，交流经验，讨论问题。参加会议的团体数，由35个增加到76个和99个，出席会议的代表由60余人增加到150人和170余人，可谓规模盛大。
尽管学者们开展的乡建运动出发点不同，但都有共同的特点即书生气十足，不太接地气。人们一旦从各自的入手点开始工作，就会发现乡村社会中各种现象都是相互联系的，要想改变乡村面貌，必须寻找综合解决方案。如扫盲识字的农民张三，却发现自己仍然与隔壁的“瞎子”李四一样贫穷;政治上的自治组织建立之后，还要培养公民意识;优良动植物品种引进后，如果没有代表农民利益的销售渠道，就很难获得增值;而如果不进行卫生保健方面的改良，其他工作都要受到极大的影响等。
发生在上世纪初的乡建运动，还是改良主义为特色的，在“三座大山”压力之下，在国将不国的前提下，没有彻底的革命是不会成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出现，不仅是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的产物，两者的结合，导致了领域广阔、面貌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这场运动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相对于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所起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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