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教授2020年9月25日在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以《农业工业化与农业产业革命》为题发表演讲，“城市进化论”记者余蕊据现场演讲整理，以“你为什么不让孩子当农民?”为题发在微信公号上，刘守英团队官方公众号“村庄与城市”再以“刘守英：‘十四五’期间，乡村振兴需要什么样的思维?”转载。本文依据刘守英教授团队官方公众号文字进行讨论。
概括一下，刘守英教授演讲大概有三个方面内容：
第一，刘守英教授认为，中国在“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向城市过程中，整个中国的农业出现了重大的反常现象”。表现一是农业份额低农业就业份额却很高，二是农业利润率持续下降，三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低。造成以上反常现象的原因，刘守英教授归结为四个方面：第一，单一农业，第二，农产品复杂程度低，第三，产业融合层次低，第四，农产品成本持续上升。之所以农产品成本持续上升，刘守英教授又归结为四个：劳动力利用不节约带来劳动成本上升，土地利用不集约带来土地成本的上升;现代投入比如说使用化肥，都是使用过量的;机械利用不合理。
有了以上铺垫，刘守英教授进入正题：“所有这些问题来源于哪?来源于我们的要素没有组合，要素之间不匹配，带来所有的要素成本都上升。这样的农业怎么可能有竞争力”。刘守英教授认为，下一步农业的发展实际上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如何实现要素的组合，第二，推动要素组合的力量需要有制度变革，第三，最终目的是要搞提高农业回报率。
刘守英教授继续说：“农业回报率的提高核心是什么?就是提高农业的规模报酬。提高农业规模报酬本质是什么?就是提高农业要素匹配制度，降低单要素推进带来的成本提升，这里面就包括服务的规模化，包括要素匹配度的提高等等”。
讲到这里，刘守英教授仍然云遮雾绕，不知所云。他接着举例来说明自己观点。
他说：“最后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贫困地区的例子。所有的贫困地区都希望搞园区工业化，模仿东部地区，结果是什么呢?‘死’得非常惨。原因在于那些地方不适合用制造业的工业化和园区工业化来解决问题”。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这个贫困地区的例子与刘守英教授讲的提高农业回报率有什么关系？第二，贫困地区为什么就不能搞工业园区，就不适合用制造业的工业化和园区工业化来解决问题？
刘守英继续说：“1988年我们在湄潭做试验，一个贫困地区要推动农业工业化”，“我们的试验是万亩全部做茶，在茶面积扩大的同时，湄潭的农民不是都外出打工了，而是增加了大量茶农”。“同时在乡村还出现新的组织和企业，合作社、茶产业的加工厂等，这些不是在哪个园区发生，就是在乡村地区发生的”。“另外是它的机械和创新，这些东西都有大的发展。还有乡村组织的市场，品牌专卖店、茶馆，所谓一二三产业融合，这些东西才有”。“结果大家看，这么个穷的地方，有一个不断强大起来的农业，不断富起来的农民，和越来越美丽的乡村。现在一个县把一个产业做到了100亿，而且主要来自于茶产业的收入，另外就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还有城乡收入比，在全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湄潭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刘守英说：“现在湄潭一个农户每亩的土地收入可以达到5万块钱，我跟他们提了一个倍增，能不能在‘十四五’期间做到十万?这是可以的。”
刘守英说：“我们1988年去的时候湄潭还是一片荒地，这里面发生了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发生了要素组合的变化和要素组合不断升级的过程，也就是农业工业化的过程”。
从刘守英教授举的贵州湄潭这个例子来看，刘守英教授认为贫困中西部农村不应发展制造业的工业化，而应当立足农业，搞农业工业化，就是让农业要素组合与升级。农民不要离开农村，不要进城，不要进入制造业，仅仅靠农业就可以致富奔小康了。
刘守英认为，湄潭县农民可以将每亩土地收入在“十四五”期间做到10万元，但他没有提出任何湄潭与全国农业有本质差异的地方，更不存在湄潭有一项独特制度全国农村不存在所以全国农村就无法做到“每亩土地收入5万块”的短板。既然全国不存在这块短板，全国农村的农民都可以通过不进厂进城，不务工经商，仅靠土地和农业都可以致富?如此之多的农业劳动力来占用越来越少的农业GDP，农民收入增长还快于城市?这没有道理啊。
刘守英在湄潭看到一两户茶农有一亩5万元收入，他也应该认真调研一下其中投入多少，纯收入多少，以及这样的茶农是否具有代表性，茶叶生产相对要较高技术和较多人力，风险也比较大，在当前全国已充分市场化的情况下面，任何超额利润都必然要有高投入和高风险。湄潭不可能特殊。
刘守英教授的意思是，中西部不发展制造业，农民不进城，通过他所谓的农业工业化，农民照样富，农业照样强。其中湄潭就是他们1988年开始试验农业工业化的成功样本。我查了一下贵州省2019年88个县级财政单位人均GDP排名，湄潭排在全省第74位，排在遵义市的第10位，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湄潭仍然是贵州最穷的县级行政区，湄潭凭什么可以成为十四五期间中国中西部农村不用发展二三产业，不用城市化，而仅仅靠所谓农业工业化就可以让农业强农民富的典范?
我们来看一看守刘英所讨论问题存在的矛盾：
第一，按刘守英的观点，只要有合适的农业制度安排，农业工业化，农民就可以靠土地和农业致富，不需要转移进城。问题正如刘守英所说，当前中国农业劳动力要占全部劳动力的30%，农业只占GDP的6%，如果农村劳动力不进城，他们凭什么可以获得社会平均工资收入，及凭什么可以致富？
第二，全世界现代农业都是以农业劳动力只占整个劳动力总数极小比例为前提的，凭什么中国农业既可以为2亿多农户提供就业，又可以让农民通过农业致富?日本人口是中国的大约十分之一，农户不足中国的百分之一，中国现在远不如日本发达，中国凭什么可以在有限的土地上为2亿多农户提供高额农业收入?
第三，当前中国农业强大究竟是什么含义?是指中国农业可以容纳大量劳动力，从而可以为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还是要为中国提供粮食安全和廉价农产品?难道在提供粮食和廉价农产品上，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比中国做得更好吗?中国18亿亩耕地不仅为2亿多农户提供了农业收入和农业就业机会，而且为国家提供了粮食安全和为社会提供了全世界最廉价且充裕的农产品，这还不成功吗？
第四，如果中国农业强就是有少数农民可以通过规模经营来获得农业高收入，则即使这少数农民可以致富，大多数仍然要依托农业的农户他们又可以从哪里获得农业收入机会?农业总利润是有限的，由2亿多农户来分，就不可能都多，即使由2000万户来分，收入也不可能太多。刘守英不理解，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不是抽象的农业强不强，更不是极少数资本投入农业回报率高不高，是否有人可以通过农业致富，而是正在艰难城市化的八亿农民还离不开农业的收入与就业。农民问题远重于农业问题，更重于少数人靠农业致富的问题。这本来只是常识。
第五，刘守英说中国农业中出现重大反常现象也不符合事实。他说在整个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占GDP份额和农业占就业的份额同时下降，是国际一般经验，并举例荷兰、丹麦、以色列、日本、以及法国、德国、美国和加拿大。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和农业就业份额也是同时下降的，只不过中国当前农业和农业就业占比高于刘守英所列举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其实问题恰恰就是，中国现在城市化还没有完成，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现象，凭什么去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比?中国与印度比，与一般发展中国家比，还反常吗?刘守英说，国际一般规律农业回报率是提高的，中国主要农产品的农业利润率却是下降的，所以这是第二个反常。问题是，中国有大量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中老年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他们不计投入生产出足够多的农产品，为什么一定要有更多资本下乡去逐利?刘守英说的第三个反常是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劳动生产率应提高，中国农业生产率却十分低下，他甚至说“大量的老年劳动力在家里是闲置的”，他就不知道，老年劳动力就是在城市缺少就业机会的劳动力，他们利用剩余劳动能力来从事农业生产，并从农业生产中获得收入和意义，正是大量中老年农民半劳动半休息为中国提供了最为丰富充足和廉价的农产品。
第六，刘守英说中国农业单一、农产品复杂度低、产业融合层次低、农产品成本持续上升，问题“来源于我们的要素没有组合，要素之间不匹配，带来所有的要素成本上升，这样的农业怎么可能有竞争力?”问题是，中国靠18亿亩耕地养活了14亿人口，且中国农产品市场供给在全世界也可以算是廉价且丰富的，也是充分的，而且中国农业还为2亿多农户提供了就业与收入，中国农业也一直没有享受欧美国家大量的农业补贴，刘守英凭什么还要说中国农业不成功？
刘守英在演讲的最后提出了三点思考：“第一，如果没有强大的农业，中国的城市化就会有后顾之忧”。第二，“整个中国的农业理念如果不做重大的改变，‘十四五’期间农业现代化进程，‘四化’同步还会更不同步”，“第三个，制度变革是推动农业产业革命的力量，一定要有制度变革打破现在低水平的、要素不匹配的被锁定的状态”。
刘守英前面两点思考显然都是无的放矢且大而不当，不知所云的。第三点说透了就是，他认为的所谓“制度变革”就是土地私有化。他真正是信仰“一私就灵”啊。为了自己私有化信念，而看不到当前中国农业的基本现实，以及缺乏基本的逻辑，真是要为之一叹啊！
2020年11月13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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