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农民的心灵皈依与精神港湾。家庭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既关系到农民生活的幸福指数，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我的老家位于湘西北，这次过年回老家，突然发现，至少是我所在的自然湾几乎绝大部分家庭正面临着破碎化危机，大部分家庭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正在遭遇不同程度的冲击。
直观地从现象层面来看，几乎每个家庭都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处于失序状态。没有问题的家庭成为了村中的例外和少数。这些问题又集中出现在80-90后这一代年轻人身上。我是90年出生，在与父母的闲聊中得知，我所在自然湾原来和我一起上小学的7位男同学中，就有3位未婚，2位离婚。这3位未婚的男同学，在其他村民的眼里，未来结婚的可能性很低。而且，未婚和离婚的这5位同学都有不良的生活作风和生活习惯，包括懒惰、赌博、吸毒等。家庭状况比较正常的仅有2位，1位在考上大学之后，顺利在城市定居与成家。另1位则在初中辍学后就一直在家乡附近找活干，也已顺利结婚生子，家庭生活还算完整和稳定。
从我所在村的情况来看，随着80-90后这一代年岁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家庭出现大龄的未婚光棍，部分已顺利结婚的80-90后男性，很多也都走向了离婚的结局。与之相应的是，80-90后的生活状态呈现出明显的颓化趋势，他们的生活没有重心、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更没有所谓的生活规划，也没有经济积累以及家庭责任意识。反映在个人行为上，就是不受约束地自我放纵，热衷于追求一时一刻的感官刺激，爱打偏向赌博性质的大麻将、沉溺于网络游戏等。这种现象在过年回家后的整个春节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打工回来后，几乎一天到晚都不着家，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麻将桌上，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以至于有不少60-70后父母抱怨，这些人一年到头在外打工一整年，回来后一分钱都没给父母，就是为了过年的这几天牌桌。
这部分80-90后似乎也都接受了自己的此种生活状态，表现得非常淡定，他们也能找到将此种生活状态合理化的理由。与80-90后淡定的心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60-70后父母的无比焦虑以及对子代的强大无力感。60-70后父母一辈的生活与价值观念还带有较强的传统特征，他们整个的人生价值和意义都是与其所在的家庭、与子女以及子孙的延绵紧密地勾连在一起，他们的人生目标以及对生活的安排和规划也都是围绕子代成人、娶妻、生子等展开。他们也会竭尽所能地为实现这些人生目标进行物质资源积累，其中就包括给子代建成一栋像样的楼房或是给子代在城里买房，以为子代的顺利成家奠定基础。
我所在村的60-70后父母经过自己前半生的辛勤付出和努力，基本都积累了一定的家底。一眼望去，几乎家家户户都是小别墅，别墅里也都是精美的装修，各种现代家具、家电等一应俱全。在早些年，这些60-70后父母曾简单地认为只要自己为子代做好了这些物质准备，后续的子代娶妻成家、生子都是理所当然，最多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然而，现实的变化却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期，并给了他们当头一击。他们所做的这些物质层面的准备并不一定能确保子代顺利娶妻成家，也不能确保子代娶妻成家后，子代的婚姻能持久地维系。之中还需要子代个人作出相应的努力。子代成为大龄光棍或是婚姻解体，与子代极度颓化的生活状态等构筑的无情现实最终让这些60-70后父母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自己的孩子不争气。这也让他们不禁疑惑和感叹，“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要求不高，不需要自己的孩子大富大贵、出人头地，只要他们能顺利结婚、生孩子，有个完整的小家庭，生活还过得去，安安分分过日子，稳稳当当地过一辈子就可以了。没想到，现在要达到这个要求都这么难！”家庭完整与稳定这一底线家庭秩序的维系与再生产目标已然成为农民的奢望。
农民家庭面临的破碎化危机以及底线家庭秩序维系与再生产困境的出现，在宏观方面可以说，与作为弱势与边缘的农民群体被抛向高度流动的社会和和高度竞争的市场有关。较之于60-70后，80-90后被卷入的程度更为彻底。60-70后从幼时到成年基本都生活在相对封闭和稳定的乡村社会中，他们较为完整地习得和内化了乡村传统的生活和价值理念。这使得他们即使在乡村社会边界快速打开以及其身体深度嵌入市场体系、参与市场竞争的情况下，也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抵御市场价值与理念的入侵，确保了他们生活和价值世界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此外，60-70后一代的婚姻压力也较小，本地通婚圈没有打破，普遍以本地婚姻为主，没有卷入全国竞争性的婚姻市场。相对封闭与稳定的乡村社会和地方社会反而构成了对60-70后农民的一种保护。
而到60-70后的下一代，也就是80-90后一代，他们所面临的整个社会环境已经有极大不同，他们成长于一个剧烈变迁且高度流动的社会中，原来相对封闭与稳定的乡村社会和地方社会正在松动，各种外来的市场、资本等多重元素不断涌入他们的生活与价值系统中。就我所在的村庄而言，由于家庭经济资源匮乏以及农民教育观念比较滞后，绝大多数的80-90后最高只完成初中教育，甚至还有相当部分初中教育都没有完成，就过早地脱离家庭和乡村社会，进入到社会以及广大的务工市场中，读高中以及最终能够继续读大学的80-90后是极少数。
过早进入社会和务工市场的80-90后的三观并没有的形成或者定型，也未习得如父辈那样的家庭责任意识与家庭观念，他们的社会化过程是以个体化的方式在社会与市场中完成。而作为能量有限和脆弱的个体，这部分80-90后根本不具有抵御和应对强大市场竞争和不良社会风气的能力，他们当中的相当部分人就极有可能沦为整个社会与市场的落败者，并被各种不良元素所腐蚀。于是，他们的整个生活状态就会表现出一种在现实面前的无力感，并自暴自弃。这部分80-90后一方面过早地脱嵌于家庭和乡村社会，形成了极度自我的行为风格；另一方面变动中的乡村社会和地方社会也无法为他们提供相应的保护。在这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这部分80-90后便逐步演化为冲击其各自所在家庭完整性和稳定性的破坏性力量，进而引发家庭的破碎化危机。
因此，社会流动与剧变背景下农民家庭基本秩序的维系与再生产问题是当下亟需深入研究的重大社会命题与时代命题。试想，当农民家庭最为基本的完整性和稳定性都不能确保与维系的时候，农民的生活和生命意义又该如何安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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