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过去20年，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组织数千人次，在全国近1000个村庄开展调研，累计驻村超过10万个工作日，近距离观察乡村变化。在理论研究之外，还以随笔和政策报告的形式将一线情况记录下来，部分编辑为内部报告《田野来风》（每周1期）。近期将选取部分“田野来风”报告在“新乡土”发表。
一
农民家庭债务化问题的突出特征
最近一年来在农村实地调查发现：以婚姻消费驱动和教育消费驱动而大量透支农民家庭收入和高额银行负债在城市购房为特征的农民家庭债务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在此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农民充分就业隐患突出的背景下，农民家庭债务化问题所引发的潜在风险未来有被引爆的可能，在当前部分城市地区出现断供停贷并有可能蔓延的情况下，为防止风险可能在农村被引爆，从而造成城乡金融风险同频共振，酿成更加难以控制的局面，亟需引起有关方面高度重视，并做好提前应对的预案。
农民家庭债务化问题主要存在以下五大突出特征。
第一，除极少数富裕农户属于自主进城买房外，绝大部分中等收入农户群体购房都是迫于子女教育或婚姻消费两者的驱动。
第二，农民家庭债务化问题是全国性的普遍性问题，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农户尤其是中等收入水平的农户均深度卷入到以房地产为主撬动的金融系统中，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第三，支撑农民家庭债务化成为可能的微观结构是，改革开放以前出生的父代与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子代两代人的代际合力。一般模式是，父代掏空毕生积蓄帮子代付首付，子代则将未来二三十年的日常开支以外的剩余收入还银行贷款，必要时还需父代继续辛苦劳作与子代合力还银行贷款。简言之，一套城区商品房，几乎可以掏空农民家庭两代人合起来几十年左右的收入，并大幅挤压农民在其他日常生活领域的消费。
第四，绝大部分中等收入群体农户购房户中，在维持相对体面的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支出外，还掉银行按揭贷款后，父子两代的家庭户收入都处于紧平衡状态，应对额外风险的能力十分脆弱，从外表看，他们属于在城市购房的“殷实家庭”，从内在看，他们绝大部分恰恰属于“脆弱家庭”。
第五，农户家庭则因之变成了大多属于他们戏言的“两栖”或“三栖”“动物家庭”。对于东部地区农民来说，他们“两栖”于村庄和城市商品房之间，而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来说，他们则“三栖”于“村庄老家”、“老家县城”以及支撑他们在老家县城购房、生活需要而不得不外出务工的“务工地”。
二
农民家庭债务化问题的潜在风险
（一）以代际合力为基础的家庭应对风险的紧平衡状态极易被打破，这种高度不确定的风险重塑了农民心理，为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焦虑，这种负重前行的不确定感不利于他们在乡村振兴中轻装上阵。
除少部分富裕农民投资购房具有较强的风险管控经验以及承担风险的能力外，其他中等收入群体农民家庭的购房都是家庭经济紧平衡的产物。因此，农民家庭债务化问题深度改变了农民心理，他们中很大部分处于高度焦虑和不安中，对未来较为惶恐。例如，他们特别担忧失业导致没有现金收入，或家庭成员出现意外变故而需要大量支出时打破紧平衡状态而陷入被动。农民形象地说，以前如果失业，回到家里只是多双筷子多只碗，应付几个月没有问题，现在如果失业回家就会愁容满面，因为“屁股”上还“挂”了银行的债，一旦没有现金流还贷款就会被纳入失信系统，以致寸步难行，因而总是感觉到惴惴不安。一位购房农民说，每到月底要从他银行卡上划拨还贷时，他提前几天就开始紧张起来，生怕钱没存够，这让他极其焦虑。
而从代际合力的角度来说，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前出生的父代客观上已经在陆续老去，他们不仅陆续在就业市场上退出，并且随着因年龄增长而出现的身体机体的自然衰退，他们越来越成为家庭客观上的“负担”。这表明，他们不仅再难以通过代际合力模式支撑农民家庭债务化的持续，而且他们还会很快地成为这一模式中“塌掉”的一端而成为这一模式破裂的破口。
另一方面，对于子代来说，他们平时大手大脚以负债的方式高消费的习惯已经养成，短期内要缩小基本开支比较困难。他们中的部分人，不仅有房贷，甚至还有车贷，以及每月用形式各样的网络贷款等支付日常消费。一位年轻妈妈说，在她公公因在工地受伤去世后，因为家庭经济收入减掉了原本公公在世时能挣的一半，她的二胎小孩不得不选择“母乳”喂养以“减少开支”，而不像一胎小孩那样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相对宽裕而选择“奶粉”喂养以“解放她自己”。显然，相对于仅靠控制自身身体就能减少家庭开支的做法，对于那些无法控制购房债务偿还的情况而言，这些家庭很可能会因代际之间的任何一端的变故而遭遇债务偿还危机。目前来说，对于子代最大的危机是可能会“失业”的焦虑。
（二）农民家庭债务化若叠加宏观经济潜在下行压力风险与人口结构改变压力时，就可能难以持续，由此就有可能会引发农村金融风险。一旦以县域为主而爆发农村金融风险并叠加城市金融风险时，有关部门将来应对危机的回旋空间也会因此而被大幅度限缩。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亦可能会因此而快速丧失活力，农村各阶层亦有快速陷入躺平陷阱中的风险。
某次在东部地区某省农村调查，一个直观感觉是，当地因为近几年来快速的脱实向虚的发展，导致市区或集镇街面上往日的繁华不再，代之以一种难以言说的萧条感。课题组成员晚上特地在当地部分城区东西两侧公路及附近几条街道观察，不少楼盘仅亮两三户灯，且公路和街面上车少人少，这说明当地楼盘空置率有可能已经比较严重。据当地人估计，当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当地总人口将维持在72万至80万之间，按这一人口规模估算，已经建好的楼盘将能满足当地未来一二十年的购房需求。这进一步说明，从总量角度看当地房地产供应量似已达到了峰值，目前大体处于停滞和维持阶段，如果继续新建楼盘，只会使这一局面更加严重，楼市供给远甚于需求的失衡状态也势必会继续加速。东部地区尚且如此，中西部地区农村县城则更让人忧虑。
从长远的人口结构发展来看，具有买房能力的1950-1979年间出生世代的人，均已基本买房。他们的房产不仅可以为80后、90后、00后乃至2010后继承从而进一步大幅限缩购房需求外，对于那些没有买房的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来说，以他们目前每月4000元左右的工资收入，在当下和未来不仅无法奢望购买商品房，甚至连基本的生活开支都会捉襟见肘。
也就是说，从人口结构的演变来看，当前能买房的已经买了，已经买了的可以继承给下一代了，没买的几乎买不起了，县域房地产市场不可避免地会陷入疲软或停滞状态。已经买房的和没有买房的都陷入到一种莫名的焦虑和怨气中，长此以往，不仅会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快速丧失活力，而且也存在严重的社会稳定隐患。
正是在上述这些情境下，当前农村家庭的画像是，上层农民家庭不动而安于现状，中层农民家庭负债而跌入陷阱，下层农民家庭躺平以退出发展。一些经济处于中上层的农民家庭反映，现在根本不敢投入任何资本以推进发展，以前投入的钱可以生钱，现在投进的钱莫名其妙就被套牢看不见了。在一些东部地区农村，中层农民家庭普遍有陷入“共同负债”的风险，约40%-50%的中层农民家庭户均负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下层农民家庭怨气很大，大多数在我们访谈时都是“两手一摊”：“这么高的房价，这么重的消费，这么低的工资，这么卷的教育，只能混吃等死。”在世代观感上，60后在撒手，70后在挣扎，80后想躺平，90后则越来越颓废。
从底线思维来看，不论是将来宏观经济有可能遭遇不可预料的突发变故而陷入下行压力从而导致农民家庭的失业，还是农民家庭自身代际两端的父代或子代任一代出现意外，都可能会使得农民家庭债务化的模式不可持续而断裂。一旦出现此类情况，这意味着大量中等收入农民家庭会陷入破产，由此而引发的是大量农民家庭的断供断贷，从而倒逼县域内银行发生金融风险。如果未能妥善加以应对，同时与城市金融风险产生同频共振的话，对国家来说，形势将会变得棘手，回旋空间会被压缩，稍有不慎，即可能引发更大层面的风险。
三
应对农民家庭债务化问题的建议
依靠房地产撬动，通过教育和婚姻两大杠杆驱动农民进城，以代际合力为基础花光两代人前二三十年的积蓄并让农民未来二三十年陷入对银行的高额负债的农民家庭债务化问题，短期内还会持续，但最终有可能是会崩溃的。一旦崩溃，其结果是，不仅将使广大中等收入农民家庭群体彻底破产，也会引发以县域为主的农村金融风险。为妥善应对这一问题，课题组特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当务之急是，有关部门应尽速摸清农民进城购房底数，提前做好底线准备，做到心中有数。
可以运用大数据技术，以父母与子女两代的家庭户为单位，清查农民购房底数，特别是运用银行、房管、就业、教育、卫生与户籍登记的数据，全面摸排农民进城购房情况，掌握其两代人主要收入和支出的构成状况及流动情况，充分掌握和评估农民还贷的能力与风险。在风险方面，主要排查父代的身体健康状况与子代的就业情况和孙代的受教育情况。对于家庭户收入与月供数字比值处于3以内的，应将其纳入监测范围，例如，月供在4000元，家庭户月收入在12000元以内的，就应纳入监测范围，因为这说明家庭抗风险能力较差，家庭脆弱性较强，依次类推。同理，对于父代或所有家庭成员中有疾病支出或孙代有较多的教育支出的，如果支出与收入构成处于紧平衡状态，甚或入不敷出的负平衡状态的，亦应将相关家庭纳入监测范围。
（二）秉持底线思维出发，应尽一切可能保最低限度的就业，对于收支处于紧平衡状态的农村家庭户，还应随时注意大病救助和意外事故的临时救助工作，确保平衡状态被不可避免地打破后，购房家庭户仍有适当缓冲时间应对偿付危机。
就业是最大民生。只要有就业，就能确保农民家庭有一定的现金流。只要农民有一定的现金流，就能不同程度地承担偿付银行贷款的能力，就能以时间换空间。
课题组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深入农村实地调查了解过农民工失业返乡后的生存和生活状况，在那时，失业返乡的农民工对于农民家庭来说，就是“多了双筷子”而已，当时的农村至少可以为失业返乡的农民工提供至少半年以上的缓冲时间，从而为农村化解城市危机赢得了广阔的空间，进而使得当时的农村不仅成为城市发展的稳定器和大后方，还能成为城市应对风险的缓冲器，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城乡风险同频共振的危局。时至今日，情况已今非昔比。如课题组前文所述，对于那些在城市购买商品房并每月需要还银行4000元左右贷款的农民家庭来说，一旦失业，他们回到农村再也不是“多了双筷子”，而是“屁股”上挂着银行的债务。监测农民就业的重点群体无疑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子代群体。
从另外的角度来说，对于改革开放以前出生的父代群体而言，除了适度监测其就业状况和现金流的获得情况外，更重要的是监测其因年龄增长而自然而然出现的各种肌体衰退而带来的严重疾病，尤其是大病。一旦父代群体患有大病，不仅意味着他们在代际合力的结构中丧失了提供合力的一面，而且还会因为剧增的医疗支出，而成为代际合力结构中的巨大负担，进一步地会使得银行贷款偿付产生巨大困难。
无论是就业还是类似于大病的家庭意外事故，一旦出现，农民家庭偿还银行房贷的能力降低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到那时，一切法律制度都会显得苍白和乏力，农村社会将不可避免地陷入风险乃至危机。农村中等收入家庭群体因此而造成的破产和农村底层群体本来就有的躺平，将会使得中国乡村振兴彻底失去坚实的阶层基础。农村将因此而陷入危局。这将严重影响到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对此，应有底线思维，最低的应对办法是，对于那些确因宏观经济下行而导致的失业或天灾人祸带来的家庭困境，应该有最低限度的“兜底”思维和能力。所“兜”之“底”：一是，乎上来说，应运用立法或政策，为有相应情况的农户提供缓供应对时间以赢得空间；二是，乎中而言，应尝试制定和出台相应的“贴息”政策；三是，乎下而言，应允许农民探索小额无息信贷的互助金融模式，以应对短期内的银行还贷征信风险问题。具体来说，按照普遍的月供4000元左右，可以允许甚至鼓励农民按12户左右的规模按每户4000-6000元左右的标准进行小额集资，用集资形成的小额金融无息信贷的方式为有需要偿还银行购房贷款的农户提供滚动支持。
《田野来风》，2022年第35期，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办，发表时有删节。
作者：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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