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木门被拍得山响
她从梦中惊醒，赤脚踩在冰凉的泥地上，摸黑抓起手电筒，背起那只磨得发白的药箱就往外跑。手电筒的光柱在崎岖山路上摇摇晃晃，像一只在黑夜中挣扎的萤火虫。身后是熟睡的孩子和丈夫，前方是十里外一个正在大出血的孕妇在难产。
这是1969年的湖南农村。她二十出头，是方圆十几个自然村唯一的赤脚医生。
这样的夜晚，她经历过无数次。
一、被单围起来的“手术室”
那年头没有规范的医疗场所。
病人家的堂屋就是诊室，灶台就是手术台。乡亲们扯下自家洗得发白的被单，四角撑开围出一块空地，再用艾草和苍术点燃烟熏——那就是消毒。厨房里的大方桌抹上酒精，铺一块干净白布，剖腹产就在这上面做。没有无影灯，病人亲属举着煤油灯或手电筒照亮;没有麻醉师，病人咬着一卷毛巾硬扛。
有人至今记得那一幕：赤脚医生把厨房改成手术室，灶膛里的火还没熄，锅里的水还温着，手术器械在沸水里煮过就当消毒。门外围着被单，门内是与死神的搏斗。
一位曾在湖南农村当过赤脚医生的老人回忆，有一回给农妇做腹部手术，方桌太矮，医生只能弯着腰站了三个多小时。手术做完，腰都直不起来，汗水把白大褂浸透贴在身上。病人醒过来第一句话是：“医生，家里还有两个鸡蛋，你带回去补补。”
二、药箱里的全部家当
一只木制药箱，就是他们的全部身家。
里面装着一支体温计、一个听诊器、一副血压仪、一包银针、几卷纱布、几瓶红药水和紫药水。退烧药、消炎药是从公社卫生院领的，不要钱，发给病人也不要钱。
就是这些简陋的家当，撑起了千万农村人的生老病死。
有位赤脚医生的女儿回忆，小时候最爱看父亲“煮针筒”——用铝饭盒装上水，把针筒针头放进去，在灶上煮沸消毒。那时候没有一次性输液管，橡胶管反复用，用一次煮一次。父亲常说一句话：“咱条件差，但心里那道关不能差。”
三、千家万户留脚印
“随叫随到”四个字，对赤脚医生来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大年三十晚上丢下团圆饭往病人家跑;意味着发着高烧自己还在打吊针，隔壁来喊就拔了针头出门;意味着大雪封山，背着二十多斤的药箱摸黑走八公里山路;意味着从三十多米的陡坡滚下去，浑身是血被人扶起来，拍拍土继续赶路。
重庆笃坪乡的赤脚医生何正德，一个月徒步走遍全村三百多户人家给孩子打预防针，几十年走下来的路相当于绕地球一圈多。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村民生了病，总不能因为没钱就不给他看吧?”
他家里有两本厚厚的账本，布满灰尘，密密麻麻记着几十年患者赊欠的医药费。有些成了死账，他从未催过。
四、药箱伴着泥土香
赤脚医生是特定年代的产物。他们大多是本乡本土的青年，经过三五个月培训就背上了药箱。白天扛着锄头下地干活，晚上背着药箱走村串户。上午还在田里插秧，下午就在谁家炕头接生。
他们没有白大褂，没有职称，没有编制。但他们有一样东西——全村人的信任。
直到今天，“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土香”，依然是那个年代的人对赤脚医生最温暖的记忆。
如今，赤脚医生这个称呼早已消失。乡村卫生室盖起来了，电脑用上了，输液管是一次性的。但那种半夜敲门就走、翻山越岭不皱眉头的劲头，那种把病人当亲人的情分，不该被忘记。
被单围起来的不只是一间临时手术室，是一个时代最朴素的医者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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