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26日那个时候，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状况，总体上比1949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进步。那问题在哪里呢?
毛主席发现了结构问题，并给予定性分析：
【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毛主席提出的对策：
【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这三个说法构成著名的“626指示”。
就这么三句话，把那么复杂的问题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器层面的成绩，不能掩盖道层面的问题，毛主席一针见血指出问题，并提出对策来。
这样，对于贯彻执行这一指示的人来说，那真是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只要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工作过的同志立马就心领神会，这样就很容易心有灵犀一点通，大家齐心协力推而行之谓之通——所有参与工作的人，包括干部和群众都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道器变通。
与此同时，毛主席还是一贯风格，常抓不懈——全攻全守型安全战略布局。
毛主席再次召集卫生部长钱信忠等同志，讨论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事情。按照毛主席习惯，他会首先询问下面的实际情况，而不会一上来就“作指示”。
那是一次谈话，谈话就不是一个人讲话。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重点谈了改善农民医疗条件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总构想——这也是落实“六二六指示”的关键一环。
毛主席说：
【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5亿多农民。】
毛主席接着说：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3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看得出来，毛主席这是在讲教育问题，名义上是说医生的教育问题，实际上是讲出了教育全局性问题。也可以说，“医学教育要改革”为后来提出“教育要革命”作了铺垫。
而教育革命的效果怎么样呢?这里就不多说。
"626指示"发出后，一方面促使卫生部逐步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重点放到农村;另一方面指示极大鼓舞了广大医务工作者投身农村建设的热情，激发了农村群众彻底改变疾病丛生的落后面貌的决心。在器层面，有三个显著变化。
这一制度不复杂，只要求城市凡主治医师以上的医药卫生技术人员，除年老体弱多病者外，都要分期分批轮流下乡——和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田间地头看病治疗。很多知名的专家也纷纷下乡，在为群众看病的同时，手把手地辅导农村卫生人员，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其中培训出的"赤脚医生"成为了为农民提供初级医疗服务的主要力量。
毛主席的指示成为此后10多年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的指导思想。广大医务工作者热烈响应，在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巡诊的同时，半农半医卫生员的培训工作也在各地相继展开。
1960年代初，医专毕业的大学生黄钰祥和他的妻子张蔼平相继被分配到了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
江镇公社的培训班开课比较早，公社从21个生产大队挑选了28个人参加培训。1965年12月，21岁的王桂珍走进了培训班的大门。
黄钰祥后来回忆说：“他们还是肯学的，就是文化差一点，我们讲课都要讲得比较通俗，原来的医药书不能用，因为从医学基础学起来，时间也不允许，他们只能培训几个月，就要去给病人看病。所以我们自己编一些讲义，油印一下，给他们用。”
请注意，这样的培训方式是讲究因材施教的，这也是毛主席教育之道。毛主席一贯反对靠什么考试，逼迫别人学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
4个月的学习，使王桂珍基本掌握了医学知识和一般的治病方法。当速成班结束后，按照江镇公社的统一安排，王桂珍和其他学员都回到农村，当乡村医生，给农民治病。
王桂珍结业后回到大沟大队当了一名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医生，直接给大沟的贫下中农看病。平时，她背起药箱，走村串户甚至到田间地头为人民公社社员治病;农忙时，她也参加农业劳动。开始，社员们并不相信王桂珍能治病，说：做一个医生要学好几年，这个黄毛丫头只学4个月就能当医生?能看病吗?但王桂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
王桂珍为了减轻农民的医药费负担，在村边一块地上种了100多种中草药。村里支持她，专门建了土药房，供她和姐妹们制作中草药。平时，她总是利用自己所学的医学知识，想出各种土洋结合的办法，让身边的老百姓少花钱也能治病。
王桂珍所在的大沟大队，是以种水田为主的。当地农民种水田，无论插秧，还是除草、施肥，都要赤脚下田劳作。王桂珍是不脱产的医生，有了病人，她背上药箱就去看病，看完病回来，就下水田与社员们一起劳动。她下水田劳动，自然是打赤脚。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她在水田里劳动时，就被叫去给病人治病，来不及洗去脚上的泥，赤着脚就去给病人看病。当地农民有一个通常观念：“赤脚”和“劳动”是一个意思，他们见王桂珍是既参加劳动又要为农民看病的医生，就自发而又自然地送给王桂珍一个称呼：“赤脚医生”。
实际上，赤脚医生就是既要劳动也要行医的意思。“赤脚医生”是在农民中自行自发叫起来的，是老百姓送给王桂珍的“口碑”，是对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的赞赏。
王桂珍的事迹，被江镇公社领导认定为学习雷锋精神的好典型，在江镇范围内大力宣传。
王桂珍的事迹传播日久影响较大，或许是她的事迹经过近3年时间的沉淀经验更加成熟，上海市党政部门于1968年派出记者前往川沙县江镇调查，包括直接采访她。
当地社员热情接待了来采访的记者，并且一件一件向记者们介绍了王桂珍的事迹。记者们被感动了。他们意识到，王桂珍的做法，与毛主席几年前作出的指示，以及他所提倡的方式是暗合的。考虑到这一点，记者们没有把采访结果写成一篇一般性的报道，而是写成了一篇调查报告。在写作过程中，记者们对王桂珍的事迹作了认真调查了解。
同时，他们对毛主席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期关于改善农村医疗条件的指示进行了反复体会，觉得江镇公社王桂珍的做法，是符合毛主席指示精神的。因此，这篇调查报告把本来就有着内在联系的毛主席指示和王桂珍的事迹，进行了深入挖掘，由此形成报告的主题。
调查报告中，对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培养“赤脚医生”的情况作了生动记述，怀着深厚感情对王桂珍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事迹作了报道。
写作中，记者们对文字也精益求精，尽可能使文字生动活泼一些，并且首次在文稿中使用了当地农民对王桂珍的称呼——“赤脚医生”。记者们直接将当时全国人民都生疏的“赤脚医生”一词用到标题上，并且将这篇调查报告与大的改革方向联系起来。
文章中第一次把“赤脚医生”定义为：“不拿工资，帮助种地，亦工亦农，赤脚行医。”
调查报告送上去后，又经过一些修改加工，便顺利通过了。1968年夏，上海《文汇报》在重要位置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中央宣传部门的重视。当年9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3期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调查报告，引起了广泛关注。特别是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用现在的话说，十分吸引眼球。
阅读《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刊载这篇文章的人首先要探究什么是“赤脚医生”，原来，就是指半医半农的农村卫生员。
这篇文章也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毛主席仔细阅读了9月14日《人民日报》上转载的这篇文章，并且在他看过的《人民日报》上批示：
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得到进一步深化。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看到，赤脚医生的信誉来自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为。
他们是贫下中农选出来的，同时他们还是保存着农民的本色。
如果和现在的医生比较，当然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赤脚医生只是看病，而没有赚钱的必要，更没有搞假药的必要。
从这一点上说，赤脚医生是真正的医生，是纯粹的医生，不带任何商业气息。
然而，这对于病人想找的医生来说，那实在是太重要了。
对于病人来说，如果面对一个医生同时又是个商人，那是十分恐怖的。
被誉为是“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大医精诚》一文，出自中国唐朝孙思邈所著之《备急千金要方》第一卷，是中医学典籍中，论述医德的一篇极重要文献，为过去习医者必读书。
孙思邈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⑴，怨亲善友⑵，华夷愚智⑶，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
⑴妍媸：美丑。妍，娇美。蚩，通“媸”，丑陋。
⑵怨亲善友：谓关系亲疏。善，交往一般者。友，过从密切者。
⑶华夷：谓不同民族之人。华，汉族。夷，古代对异族的统称。
想想那些赤脚医生，令人感慨。
当年的赤脚医生出现当然与毛泽东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但是毛主席的这句话要深入品味——“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赤脚医生工作的文化氛围里，人民公社合作医疗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新事物。毛主席的道器变通，始终都是讲究系统性，讲究成体系可操作性的。
在毛泽东文化氛围里，这是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赤脚医生”定义为：“不拿工资，帮助种地，亦工亦农，赤脚行医。”
赤脚医生，相当于贫下中农身边的保健医生，是不是?
卫生部选取了湖北省麻城、江西省句容县、北京通县和湖南省湘阴县四个地方进行试点，总结了很多切实可行的经验。
1968年底，毛主席批发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称赞"合作医疗好"。
赤脚医生好，合作医疗好。
毛主席说好的事物，贫下中农当然发自内心也说好。
1966年春，长阳县乐园公社经历了一场罕见的大疫情，全公社有1000多人染上了百日咳、麻疹、脑炎等流行疾病。仅杜家村大队耳厢生产队在一天内就死了4个麻疹合并肺炎患儿。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长阳县委、县人委一面指挥控制，一面由县卫生局局长带队在乐园公社开展农村卫生工作改革和整顿试点，以“合作医疗”办法开展治病防病。
从1966年8月开始，以覃祥官为代表的医务工作者一心扑在杜家村大队的合作医疗试点上，创立了合作医疗新制度。这种合作医疗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大队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均提留0.5元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老痼疾病需要常年吃药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挂号费，吃药不另交钱。同时，以“三土”(土医、土药、土药房)、“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为特点，大队卫生室和小队土药房都开辟了药园，种植了大量的常用易植药物。由于大量的廉价中草药和自制成药充实了卫生室、土药房，减少了合作医疗经费的开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做到了“有病早治，无病早防”，体现了“出钱不多，治疗便利;小病不出寨，大病不出队”的好处，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
1968年，中央有关部门专门就该报道进行核实，并在北京郊区黄村、良乡两个公社开了2次座谈会。在党中央高度重视下，同年12月5日，一篇题为《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文章及《黄村、良乡公社对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在长阳县档案馆还保存着珠江电影制片厂当年拍摄的纪录片《合作医疗好》，长阳县合作医疗的成功经验迅速传遍全国，覃祥官作为拥护合作医疗制度好医生的典型被浓墨重彩地写入报道为全国人民熟知。
随后，土家山寨掀起了大办合作医疗高潮，到1974年初，全县有435个大队实现了合作医疗，占99.77%。参加合作医疗人数占90.3%，有365个大队建立了合作医疗站，赤脚医生达642人。有一批生产队办起了“土药房”，参与者达3500人。在当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合作医疗的成功推行，验证了这种制度的优越性，解决了群众治病吃药的困难，提高了医生群众觉悟，使预防为主的方针落实到行动中，通过民主管理基金增强了农民维护好、用好基金的自觉性。从1969年到70年代末期，出现了大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潮。
大办合作医疗的政治动员促成了1969年合作医疗的高潮，到1976年全国普及率达到90%以上。
合作医疗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了满足农民基本医疗需求的最高效益，因此，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并被作为"中国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推广。
尼克松第二次访华，是在他因“水门事件”而被搞得狼狈不堪时，连门都不敢出的时候。毛主席拉了他一把，派专机接他来中国访问，并且依然按照总统待遇于1976年2月23日会见了他和夫人。
2月25日人民大会堂有个欢迎宴会，尼克松作为贵宾也邀请了一些中国朋友参加。这其中就有中国第一位赤脚医生，电影《春苗》的原型王桂珍。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其实也不必大惊小怪，因为那个时候赤脚医生的道器变通，在美国在全世界，已经不是新闻了。
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我国合作医疗事业，培养了一大批赤脚医生以后，成了名符其实的一套完整的农村医疗体系，这是人类的壮举，被称为真正的“中国模式”，这一模式是国际公认的，完全是中国的，也就是民族的，也是科学的，更是大众的，所以我们说这是毛泽东文化，也可以叫做赤脚医生文化，这一文化早已享誉全球。对此我们必须要有起码的文化自觉。
1974年5月，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王桂珍(作为卫生部高级干部)代表中国的“赤脚医生”出席了会议，在大会上做了交流发言。
王桂珍在会上说中国赤脚医生是怎么培训的，我们是怎么给贫下中农看病的，外国人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都纷纷来跟我握手，都说中国赤脚医生好，都要走中国赤脚医生的道路，他们都说ok、ok、ok。
要知道，这个由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发明的赤脚医生，在全世界完全是个新事物，也是个新文化，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化，所以各方人士都极有兴趣。
其中有一位联合国的工作人员，格外注意此事，他叫安南，后来曾经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2012年安南还作为联合国特使处理过叙利亚危机。
安南1962年进入联合国工作，先后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总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难民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等部门工作。1974年中东“十月战争”后，他担任驻开罗的联合国紧急部队民事长官。
1996年12月17日，第51届联大任命安南为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1997年1月1日，他正式就职，任期5年。2001年6月，联大通过安理会提名安南连任秘书长，任期至2006年12月31日。
2004年12月1日是第17个“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是“妇女、少女与艾滋病”。为了唤起更多人对艾滋病的关注，联合国的领导人和有关机构都动员起来了。
安南在回答听众的问题时，认为像中国“赤脚医生”那样的初级义务人员是解决非洲国艾滋病问题的一个好办法，因为这符合当地艾滋病患者的需要。
当年的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也曾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英国、美国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其进行了翻译，先后被翻译的文字达50多种，在全世界发行，时至今日，在一些西方国家的书店里仍然可以看到英文版的《赤脚医生手册》。
这就是毛泽东文化的国际影响。
安南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又进一步影响了更多的人，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对此我们不能没有我们应该有的文化自觉，因为这样的文化自觉，必然会带来我们的文化自信，从而促进我们的文化自强。
1976年9月，覃祥官(中)以中国代表团副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
请注意，覃祥官也是一位赤脚医生。
毛主席针对农村医疗上遇到的全国性顽疾，及时准确发出“六二六指示”，下猛药医治，可谓稳准狠。
1965年6月25日，钱信忠在向毛主席汇报时提到到了全国医务人员分布情况和医疗经费使用的占比：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
以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为例，1965年农村只占40%，短短十年后，到1975年，这个比重已提高到60%。全国卫生经费65%以上用于农村。
到1975年底，全国有赤脚医生150多万，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390多万。全国城市和解放军医务人员先后有110多万人次下农村巡回医疗，有十几万城市医务人员在农村安家落户。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70%以上分配到农村。全国5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基本上都建立起了卫生院。巡回医疗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其间还出现了对口支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等形式。
那么短的时间，花的成本那样低，效果却是那样的快那样好，难道不是神奇的道器变通吗?
健康问题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大众健康，对应大众文化;科学健康，对应科学文化;民族健康，对应民族文化。而毛泽东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因此毛泽东文化，是我们探索健康问题，绕不过去的。
赤脚医生与人民公社里的其他新生事物如合作医疗一道，作为毛泽东文化的表现形式，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完全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
这就是毛泽东文化的特点——只有好东西才会普及，普及了的一般是好东西。
不好的东西，谁要是去普及，就会担心人们想不通，难以说得通，很难行得通。
毛主席提倡的东西，人们就相信是好东西，人们想得通，也说得通，当然就行得通。毛主席的想法说法做法，不是像某些官僚主义者那样凭主观搞出来的，那是经过了长期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之后，才搞出来的。
老百姓没有想到的，毛主席想到了，老百姓想到的，毛主席就做到了。
如果靠金钱驱动，农村的人谁敢相信只培训了几个月的“医生”来给自己看病?
可是在人民公社里，有毛泽东文化氛围，贫下中农就相信自己的医生——赤脚医生。
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
贫下中农相信毛主席，相信到什么程度?
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付给了毛主席培养的赤脚医生。
他们可不管什么医生资格，什么证书——那些繁琐哲学的套套。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悟道了。
为人民服务，从文化上寻根，可以找到《易经·系辞上》的这段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前面四句话末尾四个字，我称之为“道器变通”。
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道器变通，那是一种事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事业。
在毛主席的哲学体系里，世界观也叫宇宙观。宇宙具有时空上的无限性，由此就能够找到为人民服务之无限性的道器变通之基——哲学的基础。
毛主席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我党唯一宗旨，在事实上就党的事业奠定了道器层面理论上的根基，与此同时为党组织再带领人民展开革命实践活动——波澜壮阔的道器变通之变，提供了充满底气的思想理论指导。
难道不是?
我党在毛主席文化氛围里，成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是必然的。
难道不是?
毛主席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是不可分离的，谁会去分离呢?
受毛主席教育的人，最听党的话，这还有假?
赤脚医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人民币服务的，是不是?
人民公社里的赤脚医生，朋友，你喜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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