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事件”指1959年冬至1960年春在河南信阳地区，由于1959年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旱灾，粮食产量大幅减产;各级部分干部官僚主义、左倾盲动主义作风造成的饿死人的事件。
一、“信阳事件”产生的原因
2014年2月19日《共识网》登载了“信阳事件”期间担任过信阳地委第一书记、直接责任人路宪文的文章——《“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以下简称“路的文章”)。路总结了四条：
第一，从河南来说，错误地开展反潘、杨、王运动把河南的工作引向了一个左倾错误的高潮。
第二，1959年秋信阳地区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晚秋作物播种后一直到收割时期没下一场雨。尤其是水稻受害更为严重，晚稻几乎绝收。这是造成“信阳事件”的客观原因。
第三，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信阳地区率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继之全国搞起了公社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是大面积饿死人的社会组织原因。
第四，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把春季已收敛的‘五风’又推向新的高潮，加之以庐山会议反右的精神和手段不切实际地提前强行征购粮食，这是促成“信阳事件”恶果的直接原因。
我们顺着路的文章的思路来扒一扒。
(一)“开展反潘、杨、王运动把河南的工作引向了一个左倾错误的高潮”。
潘指潘复生，当时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杨指杨珏，是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指王庭栋，是河南省委副秘书长、原平原省委秘书长兼组织部副部长。反他们是党内的宗派主义在河南的体现。1952年平原省撤销，现在的菏泽、聊城划归山东省，安阳、新乡、濮阳划归河南省。平原省的主要负责人潘复生担任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的主要负责人吴芝圃担任了省长。从此两省干部的矛盾日渐显现。1957年春在河南省委四次全会上，潘复生主持制订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会通过并发出。8月省委五次全会召开。会议开始时，各地委书记汇报多数群众对潘复生的十二条宣传要点是欢迎的。会议要结束时，吴芝圃代表省委党小组在会议上揭发潘复生，说潘复生十二条宣传要点是错误的，是反对合作化的纲领，反映了地主、富裕中农的情绪，潘是反对统购统销，反对合作化;实际上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省全会决定停止执行“宣传要点”，并收回不在县以下机关开展反右的指示，立即在农村开展批判党内右倾思想和农村资本主义思想。当时在会议上就展开了对潘复生的批判，会后让潘下农村去调查研究。省委要求各地委把潘的错误传达到县、社。这在全省范围内引起强烈震动，使左倾思想在河南得以迅速发展。自此，吴芝圃实质上把持了河南的党政领导权。
1958年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中央撤销了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和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由吴芝圃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长、河南军区第一政委，省政协主席。集党、政、军、统战于一身在省一级很少见。吴芝圃此时可谓“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准备把河南建设的更美好!
第一条路宪文说得是对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不但河南有，其他地方也有。关键看执行的路线是否正确。
路的文章写道：“1958年秋，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会上大家汇报各地的产量合计300亿斤。本来就有浮夸，吴芝圃听后很不满意，认为地委书记留的余地太大了，产量决不只这么些，他指定省委秘书长戴苏理主持会议和地委书记再座谈一下，把产量再搞搞。地委书记都知省委嫌少，结果全省产量算到了500多亿斤。吴芝圃高兴地说：这才接近实际，实际还留有余地。”
在中共八大会议期间，吴芝圃以中共河南省委员会书记的身份有个书面发言，发表在1956年10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中心讲农业合作社在增加农副业收入的基础上，兼顾90%以上农民收入比上年有所增长。书面发言提到1956年河南省夏收粮食产量为106亿斤。是一篇经过调查实事求是的文章。对全省每年粮食产量能增长百分之几，吴应该心知肚明。仅仅过了两年，担任河南省各重要职务不过几个月的吴芝圃，像变了个人似的，在他一再要求下，结果全省粮食产量算到了500多亿斤。
1958年河南省粮食产量准确数字已无从查考。推算当年两季粮食产量应该在270亿斤左右。
谎报粮食产量约85%，征购粮必然会加大农民的负担。
1958年10月毛主席乘专列南下。途经河北、河南时与当地干部谈话，于11月2日凌晨到达郑州。11月2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领导和部分地方领导参加的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在会上毛主席多次讲话，说自己睡不着觉，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河南提出四年要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在四年内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河南的农民就会同郑州的工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七卷》)。批驳了当时废除商品生产、否定价值规律和商品交换，实行商品无偿调拨的错误主张。同年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计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这是个矛盾。瞒产有好处，有些地方报多了，上面就调得多，留给它的就没有多少了，吃了亏。……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成新闻了。要进行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内能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上了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通过毛主席的讲话我们知道，1、不相信当年钢产量、粮食产量能完成那么高的数据;2、发现了农业的高产卫星都是造假，要求各级干部不要相信，否则要出大问题;3、赞成农民瞒产、对付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违背经济规律瞎指挥生产的行为;4、在“武昌会议”召开的当天，毛主席与吴冷西谈话，要求记者头脑要冷静，不能人家说什么，就报道什么。讲话批评了新闻报道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吹一些牛尾巴长在头上的“新闻”，间接地批评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5、按正确地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要老老实实，若干年内能做到就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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