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历2010年1月，陈忠实在“《创业史》发表五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言时说到：
“……1982年的春天，我被我们西安市灞桥区派到渭河边上去给农民分地，实行责任制。区上派的工作组到各个乡镇(当时叫公社)，开始给农民分地。我在我驻的那个公社先做了一个村子分牛分马分地的试验，总结经验然后再推广。我记得在渭河边上第一个分牲畜的那个村子，晚上分完牲畜以后都到一点左右了，我骑着自行车回驻地的时候，路过一个大池塘——莲花池，刚从分牲畜的纠纷里冷静下来，突然意识到，我在1982年春天在渭河边倾心尽力所做的工作，正好和柳青50年代初在终南山下滈河边上所做的工作构成了一个反动。完全是个反动。30年前，柳青不遗余力，走村串巷，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宣传实行农业合作化的好处;30年后，我又在渭河边上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说服农民，说服干部，宣传分牛分地单家独户种地最好，正好构成一个完全的反动。”(陈忠实：《我读《创业史》，《柳青纪念文集》005页，西安出版社西历2016年5月出版)
不愧为作家，陈忠实用词很精准，他于西元1982年的春天在渭河边上所从事的那个工作，的确是对新中国前期农业合作化的“反动”。众所周知，这个“反动”，即“分田到户”，是从“小岗村红手印”被大力度广泛宣传开始的。
陈忠实以参与者的身份讲了他们当年是如何“反动”的：“区上派的工作组”“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说服农民，说服干部”。他讲得很简洁，让人无法生动形象地看到他们当年进行“说服”的场面：
是按“说服”这个词儿的本义“用理由充分的话让对方衷心信服”?
还是像小说《苍生》中所描写的村支书邱志国“为了推行承包的事儿被扣在公社挨整”那样，“三天三夜，公社的几位领导轮番跟他谈话，实际上是熬鹰式的逼迫，让他答应，立即回村拆散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的责任制”?(《苍生》第十章092页，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西历2020年5月出版)
亦或是像网上一些文章里所说的那样“谁不搞生产责任制，谁就下台”?(《冯积岐：艰难的“分田到户”》，
不管怎样，陈忠实当年参与的“反动”是成功了，而且这个“反动”，按照一般的“主流”说法是：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不过，也有过来人讲述了他自己当年的见闻：
“笔者结束工农兵大学生生活、被分配在太仓县委宣传部任干事不久的一天，板桥人民公社一干部见到我，拉着我(我在他们公社抢收抢种季节蹲点劳动时认识)，向我讲述了他的亲眼目睹：一个生产小队，'分田到户'后的第二天，有2个60岁左右的女社员，在自己'分到的田地'边上失声痛哭：毛主席啊，毛主席!你阿知道人民公社解散啦?都分田到户了!我们年纪大，身体又不好，做不动生活了，叫我们怎么办啊?我们今后去靠谁啊?毛主席!……因为我原本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祖祖辈辈农民的儿子，是参军、上大学才离开了农村，听了该干部感同身受的讲述，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整整近40年难以忘怀!”(钱伟品：《难以忘怀的“痛哭”和“热泪”》
这两位老年女社员，显然是家庭中没有青壮年劳动力，面对“分”(或曰“包”)给她们的田地，有心无力，对以后的生活焦虑茫然。
她们的这种状况，其实正是新中国土地改革结束之后许多贫苦农民的共同难题。小说《金光大道》中对此有生动的描写：贫农刘祥在土改中分到了土地，他正全力投入春耕生产，妻子却突发急病，全家的口粮大都换了药，他自己又在准备肥料时伤了脚，家里只剩一个十岁的小女儿，他既没有钱雇耕牛和帮工，自己也无法下地，眼看土地就要误了农时，将要颗粒无收，他又要走上卖地的路了，这时，村里的党员高大泉站了出来，组织他和另外几户无耕牛或者少劳力的农民成立互助组，大家互帮互助，渡过了春耕春种的难关。(《金光大道》第一部309—441页，华龄出版社西历1995年9月出版)小说反映的正是当年农业合作化的重要肇因之一。
成书于两千多年前西汉时期的《礼记》论“大同社会”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后来的社会主义思想继承了这种“大同”原则，新中国之初的农业合作化中所成立的集体生产组织，在其规章制度中也都有对老、鳏、寡、孤、独、废疾者进行扶养的明确规定。这正是人类摒弃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
当年“分田到户”后，那两位在“自己的地”旁因为无力耕种而哭诉的老年女社员，以及全国许许多多像她们一样的农户，她(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呢?还能有“高大泉”帮助她(他)们吗?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