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农业的建设在我国进行得非常迅速。公社在发展着，在那里出现了新的生活方式。因此，经常需要同公社社员谈起伊里奇关于公社写了些什么，他是怎样论述这个问题的。
关于小农联合成大的公共经济的问题，早在九十年代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候就提出来了。民粹派责难马克思主义者，说他们想剥夺农民的土地，把农民变成无产者。
一八九四年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的恩格斯的文章“法德农民问题”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回答。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共产党人掌握国家政权以后，不会没收小农经济，而是通过国家帮助的实例促使他们联合起来，组织合作化的大经济，帮助他们逐步过渡到联合经济的最高形式，过渡到公社。
我不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民粹派争论的时候是不是读过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到一九〇五年才第一次用俄文出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来没有引用过这篇文章，尽管后来他反复阅读过很多遍。不管怎样，他当时已经知道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写了些什么。同当时的民粹派、同“人民之友”的全部论战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能不能在俄国的条件下，在专制制度的条件下，在群众毫无政治权力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日日益发展的条件下，通过劳动组合、共耕社、小生产者的合作化，不经过任何政治斗争而慢吞吞地长人社会主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证明，这是一种天真的有害的空想。他并不反对劳动组合和共耕社，不反对小生产者的合作化，而是说，要使这种合作化有意义，必须有一个前提，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必须夺取政权。取得政权以后，情况就不同了。伊里奇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很有代表性的。这部著作从思想上彻底粉碎了合法的民粹派。在那里他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的一段话：“小土地所有制，在本性上就是排斥社会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业、科学的进步应用的。”[“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卷第二八九页。——编者注]
伊里奇相应地写道：“机器在农业中的经常使用，毫不留情地排挤着宗法式的‘中等’农民，正象蒸汽织布机排挤手工业工一样。”[“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卷第一九七页。——编者注]继而写道：“农业的大机器工业正如工业的大机器工业一样，强有力地提出了对生产实行社会监督和调整的要求。”[“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卷第二〇一页。——编者注]“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是为公开发行写的。因此，在那里不能公开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的工业化将使农民破产、无产化;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时候，工业化必然导致农业的集体化。所有这些都要用暗示的方法来表达。伊里奇说完上面那段话后，又补充说：
“'我们这里’，只有农业企业主才有可能提高技术。‘我们这里’,大小农业企业主的这种进步，是同农民破产和农村无产阶级的形成密切联系着的。”[“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卷第二〇二页。——编者注]引号中的“我们这里”是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所有这些都是三十年前写的。大家知道，“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是在狱中开始写而在流放期间完成的。在二十年极端紧张的政治斗争过程中，伊里奇没有谈也没有写过有关合作化和集体化的问题。后来，二月革命发生了，政治生活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伊里奇从国外回来，四月十四日在党的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上讲话时便谈道：“只要农民夺到土地，资产阶级就会容忍土地国有化。但是，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声明，光有土地是不能养活人的。显然，要耕种土地，还必须建立公社。”[“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四卷第一二四页。——编者注]他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全俄农民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农业问题发表的演说中详细阐述了在农业工人苏维埃的领导下建立实行共耕制的大型模范农场的问题。“没有农业工人苏维埃领导下的共耕制，我们就无法使全部土地归劳动者所有。当然，实行共耕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如果有人认为这种制度可以由上面下一道命令来强迫实行，那他就是发疯了，因为长期的单独经营的习惯不能一下子消除，因为这样做需要资金，需要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如果关于共耕制、农具公有、牲畜公有和最好地应用农具并取得农艺师的协助的劝告和意见，只是个别政党臆想出来的东西，那事情就糟了，因为人民生活的任何变革不会根据某个政党的劝告来实现，因为千百万人民不会根据政党的劝告去进行革命，何况这种变革是比推翻昏庸无能的尼古拉·罗曼诺夫大得多的一种革命。我再说一遍，千百万人是不会听别人指使去进行革命的，只有在人民穷困不堪、再也无法生存、千百万人的压力和决心可以粉碎一切旧的障碍并真正能够创造新生活的时候，他们才会起来革命。”[“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四卷第四六二页。——编者注]
接着，伊里奇写道，把土地交劳动人民也还不是出路：“……我们知道，在美国，一八六五年打败了奴隶主，几万万俄亩土地无代价或几乎无代价地分给了农民，可是资本主义仍然统治一切，同其他国家一样，甚至更厉害地压迫劳动群众。可见，正是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对其他国家的观察，使得我们坚信：除非在具有科学知识的农艺师的指导下，由农业工人用最好的机器来共同耕种，否则就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的压迫。”[“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四卷第四六三页。——编者注]
十月二十五日，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政权转到苏维埃手中;十月二十六日，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农民渴望已久的土地法令。自然，这个法令并没有消除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斗争进行得很激烈。农村还没有真正的苏维埃。一九一八年春，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成立了“贫农委员会”。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解散贫农委员会，把村苏维埃和乡苏维埃变成由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全体居民选举出来的真正的苏维埃政权机关。十二月，召开了全俄土地科、贫农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伊里奇在这次大会上热情号召改造全部经济基础，谈到必须为实行土地共耕制而斗争。“象战前那样照旧生活下去已经不可能了，象个体小农经济那样浪费人力和劳动的现象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假若由这种分散的小经济过渡到公共经济，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一倍和两倍，农业和人类生产中的人类劳动就会节省一倍和两倍。”[“列宁全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八卷第三二三页。——编者注]
一九一九年，开始大力创办公社。但是，由于文化落后、生产方式落后和领导不善，这个工作受到了阻碍。一九一九年三月，伊里奇在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谈到农村工作的时候，提到了这项工作的一切困难。他说：“你们知道，甚至在先进国家中，农村总是愚昧无知的。当然，我们会把农村的交化提高，但这是很多年的事情。我们这里的同志往往忘记了这一点，而地方上来的人的每一句话都向我们非常具体地表明了这一点……”[“列宁全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七九页。——编者注]他还谈到另一个困难：“……直到现在，他们(指农民。——娜·康·注)对大农庄还怀有成见。农民想：‘如果有了大农庄，那我又要当雇农了。’这种想法当然是错误的。但农民对大农庄的这种看法，是同他们的仇恨、同他们对地主怎样压迫人民的回忆分不开的。这种感情还存在，还没有消失。”[“列宁全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九卷第一八一页。——编者注]伊里奇指出，我们的普遍贫困使我们的农村工作遭到极大的困难。“如果我们明天能够拿出十万台头等拖拉机，供给汽油，供给驾驶员(你们很清楚地知道，这在目前还是一种梦想)，那末中农就会说：‘我赞成康姆尼’(即赞成共产主义)。可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战胜国际资产阶级，必须迫使它给予我们这些拖拉机，或者必须把我们的生产率提高到能够自己制造这些拖拉机的程度。”[“列宁全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八四——八五页。——编者注]改造农业的全部基础的工作，是长期的工作。农业改革不能“自上而下”进行。“再愚蠢不过的是想在经济方面对中农采用暴力。”[“列宁全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九卷第一八二页。——编者注]伊里奇提到恩格斯一八九四年写的那篇文章，说不应当发号施介，而应当说服，应当用实例进行宣傅。伊里奇谈到城市工人在这项工作中的巨大作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他在全俄农村工作会议上再一次重复说：“……只有依靠共同的、劳动粗合制的、共耕制的劳动，才能走出帝国主义战争把我们驱入的绝境。”[‘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版第三十卷第一二三页。——编者注]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召开了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弗拉基来尔·伊里奇在这次大会上的演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公社、劳动组合和一切旨在改变个体的小农经济为公共经济的组织以及逐步促进这种改变的组织，都不应当脱离群众，而应当帮助周围的农民群众。他谈到公社的巨大作用，指出公社应当争取周围农民的信任。“我们应当兢兢业业地工作，使农民不会说公社、劳动组合和共耕社的社员是靠公家养活的，说这些人与普通农民的区别只在于他们得到公家的优待。”[“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卷第一七一页。——编者注]
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论述了合作制问题(他在这里用了恩格斯用过的术语“合作化”，没有用集体化)。“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就是说，是比较复杂的过渡，但是它在成功时，却能包括更广大的居民群众，却能把旧的关系，社会主义以前的、甚至资本主义以前的、最顽强地反抗一切‘革新’的那些关系的更为深固的根拔掉……如果合作制政策施行成功，我们就会把小经济发展起来，并使小经济易于在相当期间内，在自愿结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列宁全集”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二卷第三四O页。——编者注]
一九二二年，伊里奇在审查了准备向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农村工作提纲以后写给政治局委员的信中指出，现在已经不能空洞地抽象地谈“合作化”了。他写道：“应当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叙述这个问题，不是重复空洞的口号‘合作化吧!’，而要具体地指出，合作化的实际经验是什么，如何帮助它。”[“列宁文集”一九二五年俄文版第四集第三九一页。——编者注]他说，必须收集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井且实际加以研究。他写道，重复空泛的词句是有害的。最好是拿一个县作例子，用实事求是的分析证明，应当如何帮助实现“合作化”。他警告说，要防止“拿合作化当儿戏”，反对过高估计国营农场工人的觉悟。伊里奇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特别强调必须在一切工作中更紧密地和农民群众结合起来，和普通的劳动农民结合起来，领导他们前进。他在自己最后一篇文章“论合作制”中再一次谈到合作化的全部重要性，谈到如何领导农民通过合作化的道路改造农业的全部基础，如何领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
我所以从伊里奇的著作中引了这么多话，是因为我发现，对伊里奇的“论合作制”一文有各式各样的解释，往往没有把伊里奇在这篇文章中所谈的同他过去关于这个问题所写的和说的联系起来。从这篇文章写成到现在已经有六年了，现在愈来愈广泛的群众在参加集体农业的建设,在这种情况下，这篇文章正具有巨大的实际的意义。
写于一九二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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