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种政策的推行，是以牺牲一部分人最基础的生存需求，来满足另一部分人更高层次的生活追求为代价时，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的错位。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代价的转移，还被巧妙地包装在“市场化”和“个人选择”的话语之下。
不能因为整个国家在跑步前进就忽略了那些被撞倒的人。
——贾樟柯
关注河北的取暖问题。
河北农村取暖问题最近又冲上了热搜，为什么说又呢，因为这早已不是新闻，而是河北人最近几年冬天都必须面对的现实。
只不过今年的讨论声量更高了，或许是因为在普遍感到寒意的当下，我们更能体会彼此的困境。
自己淋过雨，所以更想为别人撑把伞。
问题的根源其实并不复杂，一句话就能说清：煤不让烧了，气又用不起。
过去烧煤，一个冬天两三千元就能换来满屋暖意。
如今改用天然气，根据省人大代表杨辉素的调研，要让一间100平米的房子维持在18度的基本室温，一个取暖季的开销高达七千到一万多元。
简单算一笔账，2024年的数据，河北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为2.2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一半。
一年近半的收入，只为换取一个不被冻僵的冬天。
这道选择题，对大多数家庭来说，答案从一开始就写好了——那就是冻着。
白天不开，晚上少开，人靠电热毯和厚被子扛过去，温暖，成了一种需要计算、需要克制、需要权衡的奢侈。
这一切，都源于一场初衷良好的变革。
大约十年前，为了治理北方的雾霾，尤其是为了守护京津地区的蓝天，一场声势浩大的“煤改气”、“煤改电”工程(即“双代工程”)自上而下地展开。
工作组下乡入户，拆掉煤炉，装上壁挂炉，雷厉风行。
到2020年，许多地方基本实现了“散煤清零”。
起初，较高的燃气补贴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矛盾。
人们以为，这只是转型期短暂的阵痛，适应一下总会过去。
然而，近十年过去，当年的阵痛非但没有消失，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尖锐。
当年的政策制定时，或许有着“海量专家”的精密计算，但他们可能算清了天然气的热值与价格，却没有算清普通人生活的韧性与脆性。
他们的精密计算，是建立在一个经济持续上行、补贴永远充足、务工收入稳定的理想模型之上。
但现实是，财政吃紧，补贴从最初的1元/立方米，大幅“退坡”到0.2元/立方米;
国际气价上涨，而许多家庭赖以为生的外出务工收入却在缩水。
更不必说，农村自建房普遍保温性能不佳，热量散失快，进一步加剧了取暖成本。
于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浮出水面：我们追求的蓝天，究竟是谁的蓝天?
同在一片天空下，我们对“蓝天”的需求并不在同一个维度上。
对于早已将温饱视为理所当然的城市居民而言，清新的空气是更高层次的“安全需求”，甚至是关乎生活品质的“精神需求”。
然而，对于那些还在为一屋温暖而挣扎的河北农民来说，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最底层的“生理需求”——不挨饿、不受冻，才是他们每天睁眼就要面对的现实。
当一种政策的推行，是以牺牲一部分人最基础的生存需求，来满足另一部分人更高层次的生活追求为代价时，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的错位。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代价的转移，还被巧妙地包装在“市场化”和“个人选择”的话语之下。
当补贴退潮，有人会轻描淡写地说：“是他们自己为了省钱，选择不开暖气的。”
这句话看似无懈可击，却恰恰忽略了这背后根本不存在真正的“自由选择”。
当温暖变得如此昂贵，当一个最基本的需求成为一种经济负担时，所谓的“自愿”，不过是别无选择的苦涩自嘲。
这让人想起多年前丁院士那句振聋发聩的追问，
其背后关乎的，是最根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最后我想说，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对故乡最深的回忆莫过于那缕炊烟。
我家门口对出去是一片田垄，再远一些是一座小山，山脚下住着几户人家。
每到深秋季节，几户人家袅袅的炊烟会汇聚成一条薄纱似的丝带，横亘在小山的腰间。
用鼻子用力一吸，那种混杂着泥土和烧秸秆的气味，我一直觉得那就是家乡的味道。
老家的地锅灶台，是用土和砖垒成的，上面架着一口大铁锅。
母亲在灶前添柴烧火，木桶里蒸出的米饭，混着柴火的香气，至今难忘。
最期待的，是寒冬时节，在灶膛的余烬里埋上几个红薯。那种焦香甜蜜，是童年最盛大的美味。
小时候的我总是很心急，为了能快点吃到烤红薯，总会忍不住用火钳去捅炉膛里的火，以为捅得越旺，红薯就熟得越快。
结果往往是，火苗被我几下捅得奄奄一息，红薯也成了外焦里生的“夹生饭”。
年幼的我不明白为什么，直到长大了我才明白一个道理：
炉火，是经不起瞎捅的。
这句话放在现实生活中，也可以理解为，
任何一项意图良好的政策，如果只是大刀阔斧地“猛捅”一刀切，而不去理解这炉火背后的经济账、民生账，不体恤烧火人的冷暖。
那么，再旺的火，也可能被一双“好心”的手给捅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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