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已过,天气开始转冷了,但在这样的冷意里,我们修成了两座小桥。
起初没有谁想着修桥的事,只是说去看看水库的水闸。那扇水闸老旧得厉害,年年用、年年凑合,今年终于坏得打不开了,导致了今年的农业灌溉用水很不方便。
于是,昨天九叔就招呼了一声,组织去看一看是什么问题。
拆开水闸,才看见里面的主轴螺纹滑牙,根本使不上劲。经商讨,解决方案是把主轴拿去镇上重新加工,要第二天才能弄好。
我们一群人就站在水库坝口商量,本是来看水闸的,可站着站着,就觉得坝口那条溢水道,宽一米多近两米,年轻人奋力一跳尚且能勉强跳过去,但年纪稍大的长辈,想要跨过去,相当有难度。
灌溉季节时,时常都得从这里绕路,村里人提过很多次,只是没有人真正去管。
讨论到后来,大家都点头:要在这里修一座桥。
第二天一早,准备买材料的时候,又有人提到,田坝下面也缺一座桥。那里早以前是有桥的,只是那桥在几年前大水沟翻修时被拆掉,一直没建回来,以至于时常干农活的时候都要绕路,早应该补上的。
大家也念叨了多年,也跟村干部们反映过很多次次,总是不了了之。这一次有人提出来,说不如顺带一起修了。
人多的时候,话好使,胆子也大。最后一合计,这事可行。量了尺寸,我就开着三轮车,叫上一个小伙伴,一起去采购钢筋、水泥。
中午的时候,九叔开始招呼人手,队伍分成两支,主力突击水库坝口小桥,小队去田坝桥那边搭模板,等坝口的桥体完型,大部队再去支援田坝的工程。
干活的人越聚越多,喊声、笑声、铁锹刨地声混在一起,一股久违的气氛慢慢升起来。人多了,力量也多。
有一分力,就干一分活儿,年轻人,有力气,就搬大颗一点的石头,年纪大的,就搬小颗一点的,调砂浆、递工具,累了就休息,大家也都理解。
共同劳动的过程中,我们聊天,我们开玩笑,我们哈哈大笑,好不热闹。
三点多时候,派了几个人先回家做大锅饭。
等夕阳落山的时候,两座桥都成了型,石头铺好,钢筋绑好,砂浆抹得平整。每个人都累得腰疼腿软,却都笑得像个孩子。
收工,回家,洗澡,就去吃集体的大锅饭,庆功喝酒的时候,也格外的香甜。
有人笑说:“干集体的活比干自家的还累。”可你要是不卖力,怎么会比自家的活儿还累?一桌子人笑成一片,笑里有累、有满足,也有一种许久没见的自豪感。
从头到尾,大家的积极性都是真实的。总有人说“大锅饭养懒汉”,可在我看到的,我经历的,却是每个人都爆发出强烈的积极性,懒汉反而最容易被带动。
平时干自家活都慢慢悠悠的人,这一天竟也干得比自家事还卖力。更难得的是,六七十岁的爷爷奶奶们也来了。那种“我做这点,你做那点,一起把事凑成”的氛围,是只有劳动能带出来的,是市场买不到、制度安排不到的东西。
你要说有没有负面消极的声音呢?当然也是有的。
起初,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也有人低声说:“一天修两个工程,我看悬……”
也有人提议:“要不跟村里说,让村干部来修吧……”
农村几十年来在小农经济中生活惯了,公共事务往往成了“大家都用,但没人想先干”。谁先动,谁就可能“吃亏”。
但这些声音,只在群众真正动起来之前有力量。一旦群众的热情发动起来,原本的犹豫情绪就会自动蒸发,让人心里慌的不是工程量,而是怕自己拖后腿。
就连平时做自家事都不算积极的人,这一天都比自己想象得更卖力。群众的眼睛确实是亮的,谁偷懒,谁积极,大家都心里有数。
晚上吃饭的时候,九叔当着大伙的面说了句:“今天用了他的三轮车拉材料、拉沙子,应该给点费用加点汽油,我提议给30。”
九叔话音刚落,就有人立刻接话:“30少了!最少50,今天他拉了一整天,我们都看在眼里。”
大家都赞同附和。我也不装谦虚,也没有推辞,我说“大家认为可以就行了。”
几十块钱,在今天不算什么。但在农村集体劳动中,它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
实际上,这不是30还是50的问题,而是群众的一次公正评判。群众的心里都有杆秤——谁躲懒,谁卖力,谁出力最多,谁在关键时刻顶上来,他们全看得清清楚楚。
这一整件事,让我感触最深的不是修桥,而是看见了一个事实:只要把群众组织起来,任何事情都是能成的。我们不靠村干部,不靠上头的项目,也不需要漫长的等待。今天是两座小桥,如果这种力量能积累、能延续,以后干成的事只会越来越多。
然而,修桥修到最后,我却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今天能干成这件事,并不是因为农村的现状好,而恰恰是因为现状太差,逼得我们不得不靠自己。
这两座桥,其实是对当前农村现实的一次照明。如今的农村,仍然是典型的小农经济结构,土地分散、家庭为单位、风险自担、收益自享,公共事务没人愿意率先承担成本。谁动一下,都怕自己亏。没人愿意多做一步,因为多做一步,就成了“冤大头”。群众并非自私,而是被现实逼得精明。一件公共事业,只要需要出人出力,就会在心里盘算:“别人做不做?我先做,会不会吃亏?”
这就是当下中国农村普遍的小农意识:能不麻烦自己就不麻烦自己,能不先动手就不先动手,能等就等,能推就推,能拖就拖。
这种意识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根植于经济结构的必然产物。当公共事务缺乏统一组织、缺乏集体经济、缺乏互助机制,小农自然只能“顾好自家的田”。这不是自私,而是生存。
我们必须看见一个事实:当前农村的基层治理,不是以组织群众为核心,而是以管理与维稳为核心。公共建设往往以资金指标为前置,而不是以群众需求为前置。
这意味着:
村干部能做的事情受限于财政和行政指令;
村干部对“群众力量”缺乏组织经验;
村干部本身也在小农经济结构中,只是“换了一份工作”;
农村公共事务,往往变成“等项目”等拨款;
于是便形成:
小桥坏了几年无人修;
沟渠堵了多年没人管;
道路破了反映无数次得不到响应;
农村没有完全坏,但已经缺乏昔日那种“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能力。
这不是干部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农村治理方式从“群众路线”滑向了“行政路线”。
而我们这次的事情,恰恰证明:群众路线不是老古董,而是今天依然管用的办法——只是没人真正去做。
同时也证明了小农意识不是无法突破,而是需要有人带头,需要一个共同的目标,需要一种让人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付出”的氛围。
一旦群众真正参与,一旦看到结果能立刻改变生活,一旦感觉到自己的付出是被看见、被认可、被回报的,小农意识就会松动,大家会主动站到一起。那种“散沙”一样的状态,会在劳动声、在笑声、在互相递工具的手势里,慢慢重新凝固成一个共同体。
农村最缺的不是人手,而是组织力。不是劳动能力,而是有人敢站出来说一句:“跟我来,我们一起干。”更不是懒,而是太久没有见过“靠自己也能办成大事”的例子。
这两座桥,让我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农村并不是注定走向失落,也不是只能等着别人来解决问题。只要群众能被发动,哪怕起点再低,也能在一件件具体的事情里,重新找回集体的力量。
桥修好了,路也就从此打开了。今天是两座桥,明天可能是渠道,是道路,是灌溉,是一个村子的未来秩序。只要能组织起群众,只要能让大家相信“公平、公正、谁出力谁得尊重”这样的朴素规则,农村的小农意识会一层层被冲开,新的力量也会一点点长出来。
这或许就是当今农村最值得珍惜的东西。不喧哗,不张扬,却在土地上生长,在劳动中聚拢,在一次次实际行动里,把原本散碎的个体连成整体。
大锅饭很香,香得不像是吃饭,更像是给这个村庄重建的第一口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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