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看到《农村的耕地抛荒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今日头条：2025-03-2208:28·品史悟事儿）一文。文章分析了耕地抛荒的直接原因。
文章认为现在耕地所以抛荒，是因为农民种地不划算。“种子、化肥、农药价格年年涨，一亩地种水稻一年成本1000元，收成1200斤稻谷（按1.3元/斤），收入约1560元，辛苦一年净赚500多元。而进城打工，一个月赚3000元很轻松，两个月抵种地一年。”于是，农村出现年轻人跑光，而老年人体力跟不上，只能种点蔬菜自给，大片耕地抛荒便成为必然的了。文章分析“深层矛盾：小农经济模式（人均一亩三分地）vs现代农业需求（规模化、机械化）。”
这个分析是比较客观的，是符合实际的。
一
还在我读初中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到当时的江苏丹阳连湖农场参观。在上午10点多我们到农场时，看到麦田里的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收麦子。那是百亩的大田块，收割机的宽度与垅宽相同，一趟收割一垅；在收割机作业的同时，有卡车在旁边垅上与收割机平行，收割机把麦子通过管道把麦子输出到卡车车厢内，然后直接拉到晒谷场上。到我们12点左右离开农场时，200亩一块田的麦子已经收好了。在农场访问职工，了解他们的情况，知道他们农场的职工平均每年种植的田亩数当时已经达到百亩以上。那时我们这里（江苏武进，与丹阳相邻）平均每个社员每年种植的田亩数只有几亩地，少的3、5亩，多的也只有6、7亩地。为什么同样是苏南地区，公社社员与农场职工的劳动生产力水平相差这么大呢？
一，农场是化学除草，而当时公社生产队还是人工除草；
二，农场是化肥为主，生产队是人工积肥为主，辅之以少量的化肥；
三，农场是使用农药治病虫害，而生产队时，农药还没有充分使用；
四，农场是大田块，大型机械化作业；而生产队的田块虽然也在平整后格式化，但仍然只有几亩地的小田块，生产队也只有手持拖拉机，只是实行了机耕，其它除脱粒外还没有实现全面的机械化。
以丹阳农场当时平均每人每年种植百亩田的农业劳动生产力水平，即使到了今天，农民的收入也是不会低于打工人的4、5千元的工资收入水平的。如果是这样，就不会发生农民种田难以维持自己正常生活的状况。
二
问题在于，农村的改革和改制，解散了人民公社，虽然土地没有私有化，但农民却回到了个体经营。在承包制基础上的农民个体经济方式，先是实行了30年不变，现在是仍然要延长下去。
那农民在个体经营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1，土地的碎片化。本来在土地个体所有时土地就是碎片化状态，到处都是坟墩头，而且高低不平。生产队化大力气进行土地平整，并所有的棺材挖出来归堆埋葬，然后是进行了田地格式化、标准化，形成了五、六亩一块的标准田。而承包制分田，又把这格式化的田块打碎重新分配。一户人家三、四亩田，要分为四、五处，真正是土地的碎片化了。
2，从机耕倒退到人翻地，然后是简化作业。与土地碎片化的同时，本来实现的机耕，因为承包制的推行，变成了人翻地。因为一家三、四亩地，也不可能买一部拖拉机使用，而且个人也没有这个钱来买机械；于是，大多数家庭开始只好人翻地了。但人翻地毕竟太吃饭，有聪明人想到了不耕地种麦子和种水稻的办法。在水稻将要成熟收割前一星期，就把麦种撒到田里，到水稻收割时，撒下的麦种已经出了苗。等把稻收上来后，挖个排水沟，乘着下雨时把化肥撒一下，最后把排水沟挖出的土块斩碎，麦就算种好了。先是种麦子采用了直播法，后是水稻的种植也采用了直播法。这样做既省了力，又省了机耕环节。
3，从一个生产队两台脱粒机到家家买脱粒机。原来一个有耕地200亩左右的生产队，队里有一大（四工位的）一小（两工位的）两台脱粒机就可以了。但是，在承包制个体种植之后，每家都要有一台脱粒机。三十多户人家，都要有三十多台脱粒机。一套脱粒机机械，800元上下。这是分户单干平空多出来的开销。在那时一斤稻子不过0.2元左右的价格，承包户三、五亩地，不知要多打多少粮食，才能平了这笔多出来的开支。
4，粮食产量的增加和投入产出水平的降低同时发展，农民生活成本增加但农业劳动生产力水平难以提高。分户单干之后，粮食产量是有所增加的。但这与积极性的提高有多少关系？这各个队的情况不同，难以一概而论。那些原来本来就正常发展的生产队，其亩产水平事实上已经到了当时条件下的极限；而那些因为管理等多方面的原因搞得不好生产队，社员分田之后，产量会有明显的增加，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在分户单干之后，更重要的变化是，农民的投入增加了，这才是更重要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化肥的使用上。但是，粮食产量的增加，并不等于农民的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如果粮食的增加引起了收入增加50元，但你的投入成本却增加了51元，那就会出现投入产出水平的降低。这是就粮食生产本身来说。分田单干之后，农民的劳动力难以提高，甚至降低。
5，人民公社的撤销，原来保障农民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项目也一同消失。而市场化的改革，农资产品的价格也不断上涨，这两个方面导致农民出现了生存危机，从而不得不选择外出打工。原来的医院和学校本来是服务性质的事业单位，但在市场化改革之后要求自行增加收入。那怎样增加收入呢？当然要从农民头上进行收刮。以医院看病为例，原来看一个感冒，几毛钱或几块钱，配点中成药就解决问题。但当医疗把个人工资收入与他的绩效相关联后，医生当然就要尽量给病人多开药了。于是，同样的感冒，几块钱可以看好的病，他给你开几十元的药，开几百元的药，甚至让你打吊瓶，费用达到上千元。类似的还有孩子读书，其学习费用也人几元钱一学期、不断上涨，到几十元、几百元、几千元，甚至到读高中时一年的学费要上万。一方面是维持家庭的生活成本不断提高，农资物价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在生产队时一个人每年种植的田亩数三、四亩，而承包制下，30年之后几乎没有变化。农民的生活成本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成本不断上升，但是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却几十年不能大幅提高。这一结果，就是农民仅仅靠种田难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需要，于是打工就成为了不得已的选择。
从1974年至今，50年过去了。那些使丹阳农场达到人均每年种植百亩地的各种条件，包括实现满足农业机械的工业化条件，包括农药、化肥充足供应的条件，早已经具备。但是，苏南地区有农业生产却不能达到当年丹阳农场的农业生产力水平。
三
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早在16世纪就产生。从16世纪到我国建国时的1950年，个体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350年。资本主义从工场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到机器大工业；再从机器大工业；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进一步从资本家的个人独资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到股份制为主的资产所有者的合资形式。其发展的核心变化就是用合作劳动的方式取代个体劳动的生产方式，由资产者的个体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为资产者的合资经营方式。把化零为整，把零件组装成机器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总趋势。
我国从商鞅变法形成农民个体生产方式，到建国时的1949年为止，已经存在了2100多年。如果说只有个体生产才能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我国农民的积极性一直都在充分发挥状态，但为什么粮食生产一直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呢？根源恰恰在于个体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即使是苏南这样的鱼米之乡，说起来是平原，在没有建立涝能排、旱能灌的灌排系统之前，一场暴雨低洼的地方便是一片汪洋；而要是三、四十天不下雨，同样只能眼巴巴看着庄稼干死。也就是说，农民仅有积极性，在农业生产基本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也难以提高农业生产力的。
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的建立，事实上为改善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作出了瞪大贡献。首先是土地的整体化，为平整土地创造了条件；而合作劳动的集体生产方式，形成了劳动力的大范围的整体性，则为农业水利工程、农业生产的基础工程的建设创造了条件。以苏南地区为例，为建立灌排系统，首先要开挖连接长江与运河的纵向大河，然后在纵向大河之间开挖小河，再沿小河每个大队建电灌站，开掘渠道到各个生产队。同时把各生产队的沟塘打通，形成从各生产队向小河流水的排出通道。很显然，这样的水利基础工程，没有公有制形成的土地和劳动力的整体运用，是不可想像的。
事实上，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的体制，也为今后从生产队过渡到大队、甚至到公社的规模化发展提供了便利。如果公社的生产也能像丹阳农场那样实行大型机型的作业，那么，人均耕种面积达到百亩以上，一个大队几千亩地，只要有二、三个队的社员即可满足，集体经济规模完全可以扩展到大队范围的核算；可以余下的人员则可以从事经济作物和工副业生产；如果大型机械化的发展使农民的劳动生产力水平有更高的发展，那么，集体经济的核算规模则可以进一步扩大到公社范围。
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土地的整体性，原来形成的自然村落，必然会被重新规范的的居民点所代替。当集体经济发展到公社范围时，那公社所在地随着新的居民点的形成，成为新型城镇，农村的新型城镇化也就真正变为了现实。
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确实艰苦，而且也不富裕。但这里的原因其实很明显，那就是因为人民公社时期是我国农业从原始种植状态向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的转变过程中。从农村通电到农村排灌系统的形成，从平整土地到化肥、农药和良种的使用，从人工翻地或牛耕地到机耕的变化，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劳力投入和资金投入。处于创业时期的农民需要艰苦奋斗这是难免；与此相关联的另一个原因是人民公社恰恰是我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时间。从1956年到1983年的二十多年增加了4亿人，相当于当时世界上又多了一个人口大国。人口的快速增加自然稀释了集体创造的劳动成果。人民公社时期也是整个国家的创业时期，我国工业化的实现也需要农业的大力支援。这三方面的特殊情况，导致了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不能很快提升。一般的人，难以区分集体经济的优势与人民公社时期特殊情况，许多人把人民公社特殊情况造成的结果形式与人民公社的制度绑在一起，以此为否定人民公社体制。这就是许多人要否定人民公社体制的原因所在。
人民公社是一个从原始农业到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过程，它有创业期和收获期的区别。事实上，到了1976年之后，农业已经开始机械化，农村的社队企业也开始发展，农业生产机械化的实现和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是我国农业和农村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在解决了我国农业靠天吃饭的问题之后，随着化肥、农药、良种的扩大使用，我国农业的发展事实上已经开始向收获期过渡。
但令人遗憾的时，恰恰是在这个过渡时期中止了人民公社的发展进程。承包制的推行及人民公社的撤销，使农民又回到了个体生产方式。
四
为什么苏南地区有农业生产却不能达到当年丹阳农场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根本问题就在于失去集体经济这个载体。
农村的土地到今天为止，还是集体性质的。但是，我们所进行的一系列做法，却是适应私有制的做法。我们的理论家并不也了解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质上是劳动所有权的实现形式。他们只知道用传统的产权理论，即所有权与使用权理论来解读农村的承包制。因而在承包制的基础又搞了确权的办法，从而把使用权当作所有权来操作，形成了不是私有制的私有制。使用权的固化，导致了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私有化存在。这是拆了机器用零件的极限做法！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讲发展生产力。而分工基础上的专业化协作正是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办法和途径。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产权学者们做得最做的事，就是把本来是专业化协作的集体生产方式进行拆解，从而不断地形成大而全、小而全的个体生产模式。
把人民公社解散，把集体生产的生产队拆开，变成一个个的家庭经营；把乡镇企业私有化，本来是一个企业的骨干人物纷纷自己办厂，变成了一个个的微小企业；这种变化对于农民的影响是根本性的。
农村改革和改制来农民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农民和农业逐渐为市场经济淘汰的过程：当农民独立面对市场时，个体生产者的劣势就变成非常明显：你辛辛苦苦把一条猪养大，卖给斩肉的，你大半年养猪的辛苦的收获还不如斩肉的一、两天赚的钱多；当农业生产本多利少时，农民的种田收入难以维持正常生活，于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成为必然趋势，农村空心化越来越严重；而当农业失去了主要劳动力时，耕地抛荒也就不奇怪了。于是，一个有着14亿人的人口大国出现了一方面大量进口粮食，另一方面却出现了耕地抛荒的奇特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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